看柳青的《创业史》，既忍不住要往下看，又担心这么好的作品，看完后一时三刻找不到替代品。记得有一部名著，那个结尾，我恁是没有看，好像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吧?人，其实是一个矛盾体。比如美女，远远地看着，是蛮有诱惑力的;一旦交道起来，有时甚至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乏味。人的心不在眼前，总在一个憧憬的远方。
柳青这样的作家，现在真的没有了。我常常在地摊上翻找被个人和单位抛出去的近几年或者当年的文学期刊，希望能从这些期刊中寻找一点新的灵感，但是，这种愿望总是被现实击得粉碎。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巴金死后，还有没有一个编辑活着?》这是我读巴金之死前后的期刊，所留下的一个刻骨的印象。当然，我说的编辑，是指国刊一级的编辑。巴金在世的时候，他所编辑的《收获》以及其他人编的一些期刊，真的蛮好的。尤其是以前的不知是谁编的那个薄薄的《散文》，带给人的是一种馨香。还有《十月》、《山花》、《花城》、《当代》、《清明》等等等等，都蛮好。不知怎么，巴金一死，就全走下坡路了。《雷雨》要是在其他编辑(这里指靳以以外的编辑)手里，照样要被枪毙。好像他们除了扼杀天才以外，别无所能。即便李杜的诗歌，投在那些王八羔子的手里，也会打入另册。我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我经历了太多的这样的事情。当然，好多事并不发生在我个人身上。
比如顶尖级的《诗刊》，我估计后人会把耻辱打在某个或者某几个主编身上。我在想一个问题，难道主管《诗刊》的上级部门，会人人都欣赏他们所发的那些所谓作品么?中国人，读不懂中国诗人所写的诗，这不是滑历史之大稽么?作为中国诗人，应当熟悉我们民族的语言，为我们这个民族服务。可是这些人呢?满口的八格牙路。国家怎么能花钱去买这些怪腔怪掉的诗歌呢?宪法不是明确规定，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么?难道诗人可以不置身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么?1951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有人要想和我打官司的话，你先去读读我们伟大的《宪法》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吧!还有，我把你发的那些所谓的作品，只要略加解剖，就能让你羞得无地自容。当然，有些人恐怕已经不认得“羞”这个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