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印机
她是来看一台打印机的。乳白色喷墨式的惠普老型号，墨盒里的墨还剩一半，我卖25块。
还不错，她说，你买回来的时候是新的吗?她拉出墨盒，又推了进去。桌子上的一只隐形眼镜盒被不小心带到角落，她慌忙用手接住：对不起。
没关系。我接过眼镜盒，把它塞进床头一只从宜家买来的白色收纳架里。我已经很久没有戴隐形眼镜了，最后一次打开那个盒子还是上个月，我看到之前的一对薄片已经皱巴巴粘在盒盖上，懒得清理，所以也没有马上扔掉，只是重新合上盖子，假装自己不知道。
她手腕上戴着玫瑰金手镯，一根长长的钉子在她细白的胳膊上绕了一圈半。
换一次墨盒多少钱?她问。
黑白和彩色加起来大概25到50不等，单买一个墨盒13块。Unieuro比Euronics卖得便宜，不过也就是差一两块钱。
怎么比买一台打印机还要贵!她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语气有点夸张，说话时下庭动作很大，左侧下唇方肌上一颗不大的红痣也跟着耸动。
我老公好像需要这个，他最近在写论文，有些东西得打出来。20块可以吗?
她穿着一件灰粉色的羊绒外套，左侧耳际别着一只U形珍珠边夹，靠着我的书柜冲我甜笑，一边笑一边摩挲着有几处起了皮的白色长条桌面。那是一张旧桌子，宽六十厘米，有一米五长，一部分插在嵌入墙体的书柜的下方，一部分暴露在窗框下，像是从火柴盒里抽出来的半根火柴。翘起的皮下面是褐色的底子，被水泡过似的浮肿着。靠近插线板的地方有几条焦黄的痕迹，我研究过几次，才明白大概是上一个房客用直板夹时留下的痕迹。靠中间的下沿还有一排倒刺，我在那里钩坏过一条涤纶连衣裙，后来我用宽带透明胶沿着那条线粘了一圈，隔一阵，黏性不好了，我于是撕下来打算重新再粘一次，结果粘掉了更多零零星星的皮，撕掉的胶带就像是一张粘满皮屑的黑头贴。一个错误会抵消另外一个错误，我继续犯错，在KIKO花两块钱买了一瓶白色指甲油，涂在大部分掉过漆的桌面，白色和白色也有区别，并不相融。桌子更加斑驳，尤其引人注目。
25是最低价了。我看着指甲油的斑点说。
那我考虑一下……她拍拍那只打印机的后背，像是对面邻居费德拍着他的拉布拉多犬的头那样：我一个人也搬不动，得叫我老公来和我一起搬。顺便也让他看看。
好的。我说。
我没有告诉她从这个早晨我把打印机发到佛罗伦萨留学生群里后，已经有五个人联络过我了。他们都说要来看一下。顺便看的，还有我这间小公寓里的七七八八。我还有一只银灰色的冰箱，有一个刚到佛罗伦萨的男生想要买走它。
大吗?他问。
并不大。是一只小冰箱。我平时不怎么烧饭做菜，只放一些水果和乳制品。
那很好。他说，我用来放酒。
约好了下午三点钟。还有十五分钟。我想，如果她不走，那么我就要同时应付两个买家。
你要搬走了?灰粉色年轻女人问。
应该会的。我说。
是回国吗?
不是。
那是去哪儿?
她颈上戴着一条Chocker(贴颈项链)，一条黑丝绒带子从金属扣里蹿出来，耷拉到锁骨前。她的锁骨很漂亮，胸锁乳突肌前有两只深深的小窝。可是我忍不住想要拽紧那只耷拉出来的黑色小舌头，截住她的话。这个下午，她的话太多了。半个小时里，我几乎已经知道了她的半生。她和老公一起来佛罗伦萨。老公访学，她是全职太太。他们从江苏来，但又不是江苏本地人。房价这些年涨得很快，但她还是和老公在苏州买到了一套小别墅。出国前把别墅租了出去，房租刚好够在这里租一间两室一厅的带家具的公寓。冰箱电视也有，虽然八九成新，但比起国内都是些早已被淘汰的老型号。
她开始在我的房间里转悠，像是在逛减价的卖场，黑色连裤袜上粘着一些白色的毛，也许是卡拉瓦乔留下的。有时候我会帮着费德照看它，卡拉瓦乔很听话，喜欢在我的身边卧着。而我又常常坐在书桌前。它于是常常贴着我的脚睡觉，只要我有一点动静它就支起上半身谨慎地盯着我看，像一个守护者，但也许它只是更喜欢我铺在书桌下面的那块宜家圈绒保暖地毯。
屋外阳光时隐时现，把室内白墙照得斑驳凌乱。阳台画框的侧影映上墙，一会儿是一条斜立的线，一会儿又糊成一团。灰黑色的云层动荡不安，空气湿润。我从滤水壶里倒了一杯冷水，在餐桌前坐下，看她仰着头四处打量。
啊，她忽然兴奋起来：这个卖吗?
她指着一台红色小型烤箱。它蜷缩在厨房的角落，上面摞了一只纸箱子。早晨的时候，我忘记拍它的照片。
卖。我说。
卖多少钱呢?
35。我随口说，一边回想买它时的价格，却怎么想也是暧昧模糊的一团。也许我的报价比买一只新的还要贵。
我买了。她忽然很痛快，从钱夹里抽出纸币。她的钱放得整齐，三折夹子的中间是一张照片，一男一女被黑色的边框困在中央，压在透明塑料薄片的后面。她把钱递到了我的面前。
是今晚来取吗?接过纸币我问。
不，我现在就带走它。她很兴奋：你知道佛罗伦萨瓦片吗?她拨开一缕粘在嘴唇上的卷发，她的嘴唇湿漉漉的，豆沙粉的唇膏和她粘在一起很和谐，她皮肤白，和于莎丽一样白，这样的颜色用在她略微有点薄的嘴唇上，看着十分温柔。
是什么?我问。但其实我一点也不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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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款超级香甜的瓦片酥。用杏仁片做出来，很香，很甜，很酥，很浓郁，最适合冬天来吃。我老公超级喜欢。他不太爱吃甜食，但就是喜欢这个。
她三点半才走，佛罗伦萨美院的男孩子失约了。他没有来。我的餐桌上留下了一张食谱。她走之前问我要了一张纸条和一支笔，弯着腰就着厨房里的圆桌桌台写了一阵子，然后微微倾斜餐桌上插满塑料雏菊的花瓶，把便签的半边身体压在了下面。
【佛罗伦萨瓦片】(大概可以做十八片哦)
配料：杏仁片60克，高筋面粉10克，动物性鲜奶油15克，蜂蜜15克，细砂糖40克，黄油25克。
烘焙：……
制作过程：……
她大概没想到她搬走了我的烤箱之后，这张单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等同垃圾。我很快把它扔进了纸篓。
晚上，费德还是没有回来，他的狗也很安静。而我也习惯了安静。老贺半年前搬走之后我一直都自己住，那时候我觉得他走向了更好的生活。他离开了我，住进于莎丽买的公寓里，在一栋十八世纪的老建筑里，2卧1卫，面积80平方米，开放式的厨房，有洗碗机。客厅不太大，但是推开百叶窗就可以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顶子，离洛伦佐图书馆步行五分钟。几个共同的朋友被请去了乔迁派对，回来后，程老师说，老贺那个房子，挺有格调……他没说完就被白茉莉掐灭了话头：
房子是于莎丽的，不是老贺的。
当然不会是老贺的。
我和老贺相识于广州。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老贺来进修，在中文系旁听一门美学课。实际上他是一个画家，在一个市级画院挂着工作，但人在广州漂着。老贺比我大十岁，比于莎丽大十二岁，他和于莎丽更有缘分，同月同日生。到了佛罗伦萨之后我们中国人的圈子很小，大部分都是留学生，这其中又有许多人都是来美院学习，于是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就把佛美的人认识得七七八八。于莎丽本科就是在佛美念的，比我们早来五六年，对意大利了如指掌。
搬走之前老贺多帮我交了三个月的房租，算起来有差不多三千块，我不知道这三千块是不是足以抵消他心里对我的一点愧疚。这之后我捉襟见肘，既往生活已经褪色，我乖乖收起了自尊心。
半下午又接了几个电话。一个本科在芬兰念的经济系男生看上了一台电扇。他问：是银白色的吗?
我说不是。是银灰色。
那就算了，他说，我就是想要一只银白色的电扇。
后来又有一个人，买走了我从国内带来的用了两年的美的豆浆机，8块。有一个人买走了我的两只羽毛球拍，4块。还有一个人买走了一瓶圣诞节的赠品香槟，2块。
之后我在床垫上躺了下来。这间公寓以前有一张自带的床，床骨断了两根，中间塌陷了下去，我和老贺住进来才发觉，房东不肯换，我们只好去宜家买了新床。回来后我们把旧床拆掉，堆在衣帽间的一边。拆床时才发现根本不需要买新床，只需要配上两根床骨就行，但已经迟了。我们一起在这个公寓住了一年零三个月，后来只剩下我自己独自负担每月九百欧的房租和水电。老贺走了之后，那张新买来的床一百块卖给了白茉莉。她搬去程老师的公寓同居，两人在国内均有家室，此处访学一年，聊解寂寞而已。程老师的住处原本也有一张床，但他们觉得一米二的宽度太窄，所以问我多余的那张旧床是不是还可以用。我对他们说新买的这张可以廉价出售，我独自一人，用旧的也没关系，只要睡向另外一边，就不会有床骨的问题，况且我不想平白便宜了那个苛刻的房东，给她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物件。
直到傍晚，手机消息都响个不停，一直有人来问已经出手的物品。我只好重新做了图，把卖掉的物件画上红叉，往群里又发了一次。剩下的也不多了：一套没有拆封的水洗棉床品四件套，一只皮制折叠凳，还有那台冰箱。一般来说，不会有人在留学期间买一台冰箱回来，出租的公寓里通常会自带冰箱。但那时候老贺和我都觉得原来的冰箱实在太旧了，打开之后总是会发出一股馊臭味，所有的蔬菜放进去都像是放进了一只垃圾箱。所以后来厨房里有两台冰箱，它们吞噬掉了许多空间，却让我们感到心安。
我坐在餐桌边，拆开一包苏打饼干，橱柜里有一只巨大的纸盒，里面还有半盒麦片。我总是买家庭装麦片，因为会无形中觉得更占便宜，不过每一次消灭它们都需要耐力，吃到一半就没有信心继续吃下去，可下一次还会买。我把纸盒拿下来，浅蓝色的包装，盒子上画着红色的黄色的坚果仁和干果，它们马上就要到牛奶的漩涡里去。看上去很甜。我打开折成三折的塑料纸，倒了许多出来。冰箱里一盒全脂牛奶已经见了底，麦片倒得太多了，泡在牛奶里，用勺子不停翻搅，过一阵子，它们的融合物就像是快要晒干的河底的淤泥。
我吞着淤泥。没有听到费德回来的声音。
2.费 德
老贺刚走的那段时间，我花了很久去适应。每一个傍晚，我都会走大约三公里的路在佛罗伦萨城里散心。白色、绿色、粉色、褐色营造的壮观蜷缩在拥挤的人潮中，四周辐射一些小巷，大大小小精品店浮光掠影，不知不觉，我总会走到横跨阿诺河的桥上。一天之间，不同时间站在桥上，光线、氛围和风光都不尽相同。散步的时间不确定，有时候需要热量，我就白天去，到处都是人，我坐在桥上看人。
佛罗伦萨有不少著名的教堂，但只有圣母百花大教堂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画匠们在前面支起摊子，老贺总喜欢走过去看看，看完之后说：画得也不怎么样。大教堂我只进去过一次。还是在刚来的时候，和老贺一起。但是我们没有去登布鲁奈尔莱斯基的穹顶，老贺说他有幽闭恐惧症。和老贺分手之后我才自己去看，爬上了四百多级石头台阶，在螺旋阶梯上欣赏了八角形祭坛，彩色玻璃窗和壁画，以及并不那么让我震撼的佛罗伦萨风景。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与它已经是旧相识，看了许多遍，熟悉稀释了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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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贺还在时，我出门总是跟在他的身后，整个城市和我之间隔着一个老贺。后来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学会了去银行交房租，去Tabaccheria(烟草店)交水电费，去给公交卡充值。我开始用地图找到需要去的地方，而不是继续跟着某一个人的脚。原来竖在我和佛罗伦萨之间的老贺消失了，就像打碎了一面巨大的玻璃，佛罗伦萨的空气和光线，迅速穿透包裹了我，我终于汇入了真实的河流。
几乎一整个夏天，每天傍晚我都会穿过阿诺河往山上去，山顶上没有什么人，如果持续爬坡，会看到一间冷清的教堂，里面没有很多装饰，陈旧而朴素。有时我会在里面转一圈，大部分时间还是坐在山上的台阶望向面前一片褐色的海洋。在那里我常问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有什么可以做。远处的一切生命，似乎都有轨迹可循，一片一片叠在屋顶。我极目远眺，想要找到自己的那片屋顶，看看匍匐其上的自己的瓦片。远远看去，那些瓦片似乎都是一样的，一片与另一片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挨挨挤挤，附着在一起，没有一块是完好无损的。老贺已从佛罗伦萨的屋顶离开，我却常常想起他。我想我不那么爱老贺，但这么多年他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核心。这些年当我们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而觉得恐惧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处境相同的人陪着，令人纠结的恐慌就不那么显著了。然而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努力想把生活撑起来，可一切做起来都非常费劲。
老贺走了之后，我几乎每一天都吞咽着绝望。直到有一天傍晚，费德打响了我的电铃。那铃声像一支射来的箭，插在我的脚下，声音弓弦紧连着那只白色的正方形门铃。严苛一点来说，那不是我的门铃，上面写着BENINCASAC.DIMARCOL.——我的房东，一个不太高但是很壮硕的女性。她的皮肤还算紧致，我想她大概和我差不多年龄。按响门铃的通常只有快递和房东。房东总会隔上几个月来检查一次房间，把卫生间马桶上沿的内侧都勘察得仔仔细细。为了保持整洁我每天都会花半个小时一边听听力一边打扫卫生，所以始终没有给她过多的滔滔不绝的机会。她更不喜欢老贺，她讨厌他把空了的红酒瓶子在小露台围成一圈。
但那天不是周末，房东不会在工作日到来。我站在门口，鲜血混着水流到了地板上。我能够听到滴滴答答的声响。那些液体从我的血管里肆无忌惮地滑落。黄昏逐渐张开它的翅膀，在我的身后鼓起了风。我又想，也许门口站着的是那个总想让我帮一点小忙的，从东北来的小姑娘。有一阵子她不断拜托我去超市的时候顺便帮她买牛奶，并不在意我是否拿了过重的东西，有好几次我的手都被塑料袋勒出深深的凹痕。那是假性伤口。当真伤口在我的手心里出现时，我发现却也没有比勒痕疼多少。微风把血味吹散到了门外，我听到了一只狗开始狂吠，然后是一个男人冷静地喝止：
安静，安静。
费德帮我扎好了绷带，坐在我的对面，以前老贺经常坐的位置。我们对视了不到三秒，为了逃避尴尬，我起身走到冰箱前，取出最后两瓶老贺剩下的啤酒，用开酒器开了瓶盖，倒进一只玻璃杯里递给他。
谢谢。我说。
他喝完了那杯酒，拍拍那只狗的头顶，起身告辞。狗在我的身边打转，冲我摇着尾巴，偶尔抽到我的小腿，比想象中有力。我想它大概有一点担心我，所以我蹲了下来，用另外一只手抚摸了它的脸颊。
有时会有这样的意外，一个陌生人会从丛林里走出来，还带着一条狗。
我和费德不能算是完全的陌生人，在此之前，我们见过面，还讲过话。偶尔还会在电梯口遇到，那时候他总是会选择走楼梯避开我们。毕竟电梯太小了，容不下三个成年人和一只体型不小的狗。他住在对面，与我的大门只有五步的距离。最初我和老贺刚搬来，意大利语并不过关。房东拿走了空调的遥控器，说如果要使用空调的话每天还要额外收1块钱的空调使用费。我和老贺想要据理力争，但是语言不通，费德正巧回来，在走廊上，他帮我们省了每个月额外的三十块，要回了遥控器。
费德会讲三国语言，这在欧洲很常见，不是特殊值得注意的技能。长相上他也是地地道道的意大利面孔，虽然严格来说他是混血，外祖父是意大利人，外祖母是波兰人。父母都在意大利出生。现在他们在都灵。
你愿不愿意教中文?我有一个写诗的朋友，想要到中国去。他没有什么钱，但是愿意每小时付十五块给你。第二天在街区口遇到的时候，他这么说。卡拉瓦乔走到我的脚边，一边摇尾巴一边嗅着我的帆布袋，我刚从超市回来，买了一条DaukRafia火腿。
好。我说。
就这样，费德的诗人朋友帮我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后来在他的介绍下，有几个要去中国留学的青年也来上我的中文课。
偶尔下了课我们会聊聊天。诗人眼睛很大，周围有很多很深的纹路。他大概有四十二三岁的样子，我不确定。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要成为我的情人。我怀疑他只是想要节省每小时十五块钱的中文课费用。但是他的邀请很坦白，第二次见面，他说：我结过一次婚，不过已经离婚三年了。一会儿我们可不可以去喝杯咖啡。
就这样，被我拒绝了两三次之后，我们成了简单的雇主和家教的关系。
为什么要去中国?熟悉之后我问。
他狡黠地笑一笑，却始终不肯正经回答。
你喜欢费德?他问。
不，他只是一个邻居。我说，像是为了辩明，我又着急补充：他常常外出，我又有时间，所以可以帮他照看卡拉瓦乔。
这基本上就是全部的事实，实际上我见到那条狗的时间远远多过我的邻居。他好像总是很忙，每个月都要回到都灵待一阵子，再次回来时看上去都很疲惫，但我没有深入打探他的麻烦。
我给诗人上了四个月的课，进度很慢，他去北京的时候才刚刚会写人口手。后来我知道他是费德的前职场同事，他们从前都是医生。费德在外科工作，而诗人是牙科医生。
“但我们都不想那么过日子，”我记得诗人那么说过：
“我不想每天对着各种丑陋的口腔钻来钻去。那些病人的嘴像是一堆又一堆的粪便，你能想象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
多少?
至少2000亿个。他说，实在是太恶心了。
可至少你的经济就不会出问题。我心里默默应答，我看出来诗人有一点拮据，他总是穿着相同的T恤。
夏末的时候，费德从都灵再一次回来，我把卡拉瓦乔交给他时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去蒙泰罗索待两天。诗人在那里有一个小别墅，带泳池。
现在去人会少很多。他说。况且，这是诗人去中国之前的最后聚会，如果你不来，他一定会很失望。
他为什么不直接邀请我?
这个嘛……费德有点苦恼怎么回答。
算了，我去。我说。
蒙泰罗索是一个小渔村，夏天有很多人去那里度假。我们真正过去的时候已经到了九月中后段，诗人的新女友回国了，返回意大利的时间一推再推。她是一个越南人，英文和意大利语都讲得很好，年龄是诗人的一半。她也来上过我的几次中文课，大眼睛塌鼻梁，蜜色皮肤，洁白牙齿，身高不到一米六，常穿一件短款紧身T恤，下身是短到不能再短的毛边牛仔短裤。转过身还能看到臀部的微笑线，比例很好看。诗人身高一米八多一点，对亚洲女性很感兴趣，一直想要一个弯腰才能亲到的女朋友。
九月份仍然很热。大路平坦，穿过很短的隧道后，是大片住宅区。大中午马路上只有我们一辆汽车。整个村子都沉浸在午后的睡眠里。沙滩上全是小石子，一个人也没有。群山、碧海、蓝天，以及色彩斑斓的小房子在烈日下铺排开，色泽亮度太高，扎人眼睛。沿海边有一排排木椅，上面空无一人。和地中海别处的海洋相比，蒙泰罗索的蓝不值一提。
诗人的别墅位于山上，周围柠檬树林环绕，享有大海全景。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陡峭的阶梯，都被精细的田地花园切分开，经过两千多年的砍削，挖掘，铺设，终于有了一个宏大的外观。车子开到半山腰，铺设的全景美感减弱了很多，更多的是普通的建筑和没有太多想象力的设计。房子不大，矗立在一片被固化的住宅区的西南角，院子里真的有一个泳池，没有水，池底四四方方地铺了地中海蓝色马赛克瓷砖，看久了会晃神。诗人没有打扫的兴致，越南女朋友还在倒时差，他们在一个卧室待了剩下的半个下午，并没有发出令人感到尴尬的动静。
我站在自己的卧室往外面看，落地玻璃窗正对着那个泳池。它那时候像一个歪斜的洞口，再多的阳光灌进去也无法将它填满。
要游泳吗?费德递过来一杯冰水。他的脖子被晒成柔软的红色，手上的绒毛透着汗水的湿意。
不。我说。
我不喜欢游泳池。尤其是没有水的游泳池。我记忆里有两个关于泳池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孩子死在了泳池里，因为他妈妈放掉了里面的水，然而他却没有注意而一头扎了进去。还有一次一个男人的肛门被泳池的排水口吸住，半截肠子就那么被吸了出来。
快要落日的时候，我们打算出门走走。沿着九号路径穿过一片树林和一座古老的六角教堂的遗址，有一条通往Sovior的古老的石砌骡马道。Sovior是利古里亚最古老的教堂，十一世纪的建筑。路上有经过几家酒吧和餐馆，费德说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从那里眺望到柯西嘉岛。
我们原本打算去一条叫作蓝径的徒步小道走走，这是我来之前在书上翻到的最吸引我的景点。我们走到一家旅行社询问了徒步事宜，发现那条路只有一半对外开放，剩下的一半完全封闭了起来。几年前利古里亚海岸骤发洪水，给蒙泰罗索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古老的道路和房屋被掩埋在数米深的淤泥中，之后即便经历了多次修复，一些步行道仍然很脆弱，因此不向游客开放。费德说，至少我们可以去那些没有封闭的路段看看。但是我看了看即将坠落的太阳，说不如还是去沙滩上走走。
我们总是臣服，又那么擅长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往山下走去时他说。
我们在沙滩上漫步的同时看了一些刻在岩石上的雕像。海浪肆意地拍打礁石，咸味夹带着热浪的海风，蓝得深邃的海面浮动着人的头颅，海边有废弃的古堡，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现在可能是私有财产。我们没有拖鞋，怕沾湿鞋子，只在远离海水的岸边走着，像另外一场徒步旅行，我们直视前方，在行进的过程里脑子中恐怕只有空白。走过一个弯道，一块石头恰到好处地把海面变成一颗心脏的模样。斜对面的巨人雕塑正在维修中，被包得密密实实。一只喜欢刨坑的金毛犬在沙滩上不断劳作，不管主人怎么呼唤都不理睬，埋头刨了一个又一个坑，它大概会挖五十厘米，挖到那个深度就去挖另外一个，永远没有耐心一直继续挖下去。我们隔着一米以外的距离并排走着。海水有些污染，没有尼斯和圣岛的那样纯净。
岸上有一家冰淇淋店，费德买了两只开心果冰淇淋，我们坐在店外的小长椅上，很快吃掉了它们。九月份的气候虽然不太热了，冰淇淋还是化得很快。他的头转到左侧，望向海边的人群。大部分人穿得很清凉，像是许多被夜晚呼唤了的从蜗牛壳子里爬出来的软体动物。
他很久都没有讲话。
天黑了，海滩上的人都变成了剪影，我们在幕布前观赏那些陌生人的表演。
一对情侣不知道因为什么争吵了起来，女人抡起酒瓶砸向了男人，一群人围了上去。我看到费德的手攥紧，那上面有因为紧张而暴起的青筋。
要过去看看吗?我问。
他没有回答。很快我看到救援人员跑了过去，一个人手里拎着很专业的医药箱。
我无法忍受疼痛。他说。眼睛没有从海滩上收回来。做起手术来我每天都很感激那是别人的痛苦。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不一会儿人们四散而去，海滩上恢复了平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不能忍受疼痛，即便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疼。我猜测着那个傍晚他站在我的门口闻到血腥味时是十分犹豫的。当时我的手在流血，在此之前我敲碎了一瓶红酒。那是老贺喝剩了一半放在冰箱里的。老贺彻底不在了，我每一次打开冰箱，看到那瓶酒就感到厌恶。老贺喝酒的时候很糙，方嘴唇对着瓶口，像是喝矿泉水那样。睡觉的时候，老贺的嘴巴上还有黑红的色泽嵌在干裂的纹路里，像是茹毛饮血的证明。
我心里是期待破裂的伤口的，那样的话，我就有理由感到痛苦了。所以当一块碎玻璃扎进我的手掌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肉体上的疼总是更痛快直接。
那个傍晚，巧合之下，费德按响了我的门铃。他只是想要问问我可不可以帮他照看一条狗。在此之前他已经询问过好几个邻居，但是都因为各种理由遭到了拒绝。
按响门铃的既不是房东也不是东北小姑娘，我给费德开了门，卡拉瓦乔在血液的气味里狂吠。费德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留下狗陪着我，自己回对面去取医疗箱。
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等待援救，那只狗的喉管一直轰鸣。它蹲在我的身边，上身笔挺，像是一个受雇佣的守卫。除此之外，我觉得它的眼睛里竟然浮现了怜悯。费德路过餐桌时，腿磕在了桌子的一角，玻璃花瓶晃了一晃，他迅速扶住了它。桌子上还放着一瓶腐乳，和褐红的血浆的颜色差不太多，有几天我就用这个东西涂面包。
也许我流着血的时候，费德也会庆幸那血不是他的。
我们第二天就从蒙泰罗索返程了。我和费德在沙滩上看游客被酒瓶破颅的时候，诗人和越南女友在泳池里发生了激烈争吵。那个女孩子改变了主意。她原本是要和诗人一起到中国去的，但是现在，她说她要回到越南。这一次的返程就是来和诗人告别。
本来我可以不用回来。一米五八的女孩子说：但我们得有一个善始善终的结局。
我从来就没有善始善终过，诗人在车上说，我讨厌那个游泳池。我讨厌加娜一天到晚泡在里面的样子，穿着条纹连体泳衣。她像一条Tilapiabuttikoferi，我讨厌那种鱼，我竟然忘记了。
我竟然忘记了。
诗人一点也不绅士了。他穿着前一天的T恤，一片松垮的白，上面原本直挺挺站立着的字母，现在也软了下来，歪歪扭扭。他戴着墨镜，这样他眼睛上的纹路和眼眶里的血丝就可以得到片刻休整。
加娜是他的前妻。Tilapiabuttikoferi是拉丁文，一种性情暴躁，会攻击其他体型相近的鱼类的鱼，常常导致其他鱼类惨死，不适合与其他鱼类混养，除非混养明显比它大的鱼。
越南女孩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来。前一天晚上她就走了。她说正好有一个佛美的留学生团体在39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上，她打算去和他们汇合。费德开车送了她。诗人一直在喝酒。我看到他的胡须每过半小时就长出来一截。
也许我们可以不折衷试试看。回家之后和费德在公寓电梯口分别的时候我想那么说。但我合紧牙关，对他人的事件不予置喙。
他在门口停下来，看着我进去。
晚安。他说。他的嘴唇从鼻翼上垮下来，看上去有些厌倦或者疲惫......
(未完，全文见《广州文艺》2021年第9期)
白琳，生于新疆。作品见于《当代》《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