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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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雪村给我画过一幅侧面头像素描，脸蛋圆圆的，眼睛笑成一道缝，慈眉善目，自带喜感。看过的朋友都说，真像启功先生，“面微圆，皮欠厚”。我也觉得有点像。
我把这张素描用在《仁者启功》一书的勒口上。
我与先生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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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至末期，我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期间，曾亲闻先生謦欬;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中气十足，再加上风趣幽默，光听先生说话就是一种享受。每逢先生讲座，都是一桩轰动全校的盛事。五百座的大讲堂里，座无虚席，过道上坐满了人，窗户外挤满了脑袋。胆大的同学还截留先生的书法作品。九十年代初至2005年先生驾鹤西游，更有幸与先生相交十数年，与先生“情逾祖孙”，获闻先生诸多嘉言善行与趣闻逸事。
身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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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尝自述：“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了解先生身世的朋友都知道，先生是满族人，姓爱新觉罗，是清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虽然爵位逐代累降，到他的曾祖父这一辈，所能领到的俸禄已很微薄;但是，一直到他祖父那一代，都还做着高官;他父亲去世得早，未及封爵;后来他被按“清室优待条件”留在故宫内的宣统小王朝，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的虚衔。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140间房子，占地近5000平方米，家境非寻常人家可比。他的外祖家是蒙古族贵族，也是世代高官。
但先生从不以此自矜。他自创“启”姓，自当“始祖”，决心“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收”。先生批注：“查无此人，请退回。”有一个时期，“爱新觉罗”颇为吃香的时候，很多人绞尽脑汁往上贴，正宗的爱新觉罗·启功却避之唯恐不及。他曾经写诗，表达了对以姓氏相矜的不屑：“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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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出生的1912年7月26日，清王朝已经覆灭，家道开始中落。一岁丧父，拉开家族急剧衰败的序幕;十岁那年，曾祖父、祖父等五位亲人连续去世，被迫卖光了家产，用来发丧、还债。家败如山倒，孤儿寡母，衣食无着，幸得祖父几位门生仗义相助，募集2000元购买公债，靠着每月30元利息勉强度日。但是到启功十八岁时，门生们捐助的钱连本带利都用完了，一家人生活又陷入困顿。他不得不辍学，扛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比常人更早地尝到了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艰难。中学肄业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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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并没有被厄运压倒。学校生活结束了，他的学习却没有结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先生就师承著名学者戴姜福先生学习古文，又跟随著名画家贾羲民、吴镜汀先生学习绘画，很快显示出了高于常人的天赋。中学辍学后，他一边教家馆、打零工，挣钱养家糊口;一边继续跟随几位老师学习，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贾老师经常带他去故宫看书画藏品，边看边给他讲解、点评，增长了鉴别书画的知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的科班教育，是他的缺憾;但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学习方式，反而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为后来成为“大杂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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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著名学者傅增湘先生把启功举荐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垣看了他的文章、绘画后，说了四个字：“写、作俱佳。”遂大胆启用只有中学学历的启功进辅仁附中教国文;未几，被主事者以“学历不够”为由辞退;陈垣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又被以同样理由辞退;陈垣坚信启功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再次聘请他回到辅仁，执教大一国文。从此，先生在陈垣身边，一边认真教书，一边潜心学习，并得到溥心畬、溥雪斋、张大千、齐白石等先生的指点与熏陶，在诗词书画、古典文学、文物鉴定等方面都崭露头角，与同为辅仁青年教师的余逊、柴德赓、周祖谟一起被人称为校长身边“四翰林”，又被戏称为“南书房四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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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被任命为北平市教育局局长，想请年轻有为的启功去担任科长，薪水比当教师高得多。先生拿不定主意，去请教陈垣先生。陈先生问他：“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先生答曰：“我‘少无宦情’。”陈先生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无宦情，那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以后见了他们可以摇摇摆摆;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要惟命是从。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先生恍然大悟，回去立即写了一封辞谢信。他把信拿给老师过目，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值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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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风华正茂的先生突然被打成“右派”，教授职称及其他社会职务均遭黜免，工资也降了一级。后来又被打成“准牛鬼蛇神”，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改造，工资停发，靠借贷度日，精神上更是受到极大打击。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先生白天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写检查材料，晚上就偷偷研究学问，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书稿。还起草了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用蝇头小楷抄在最薄的油纸上，卷成小卷藏起来，躲过那场浩劫，于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多年的苦难和磨难中，先生已成为在诸多领域颇有建树的一代大家。
艺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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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书法名满天下，人们名之曰“启体书法”。
关于先生书法，书法界这样评价：“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品赏先生书法多年，我有六点突出感受：
一曰清。眉清目朗，神清骨秀，干净利落，清新俊逸，恰如“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没有一丝污浊气、烟火气、油腻气，没有一毫暴戾气、市侩气、江湖气。读先生法书，如对清风明月，如临一泓清水，令人神清气爽，尘杂俱灭。
一曰正。不仅字体端正，谨严方正，更有一股浩然正气，气象端庄。一笔一划，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无偷奸耍滑之心;气定神闲，沉稳安详，无浮躁草率之态。
一曰秀。字体秀丽，气韵生动，亭亭玉立，潇洒飘逸，绝无呆板雕琢、拘泥窘迫之气，没有按模脱墼、矫揉造作之态。如蓝天闲云，随风势而蒸腾;如山间泉水，随山势而赋形。尤其是友好间的书札，更是极尽自然挥洒之能事，飘逸婉转，笔走龙蛇。宛如一位细眉凤眼的翩翩美少年，春日驰马于柳岸花溪，只见一派从容和悠然，令人赏心悦目。
一曰雅。有意蕴，有品位，温文尔雅，典则俊雅，无粗俗、狂野、怪异之气。兼有历史的底蕴和学人的才情，深具庙堂气象与君子风度，恰似“蓝田日暖玉生烟”。一笔一画都浸润着中国文化的墨香，蕴涵了儒家、道家、释家的心境。他将诗文修养与书法艺术结合在一起，增添了书法的文人气、书卷气。
一曰劲。结体精严而超逸，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点画遒劲而俊雅，风神俊秀，晋唐风骨;章法爽利而宽博，疏朗潇洒，骨肉停匀。他晚期的书法作品，更是体现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风格，中宫紧凑，四外开合，瘦劲挺拔，刚柔相济，外有柔美秀润之态，内有骨力洞达之气，体现出“启体书法”特有的神韵。
一曰润。字形瘦长，笔道清癯，但瘦而不干、硬而不僵，因枯笔而带出的飞白枯中带润、枯而不涩。字体匀称含蓄，如处子肌肤，冰清玉润。充溢着温润、平静的冲和之气，荡漾着舒朗、飘逸的旷达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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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先生书法，我总会想起曹植《洛神赋》中那段描写：“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在书法创作上，先生坚守自己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赏心悦目。对于那些打着创新的旗号，粗服乱头、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行为，先生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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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书法只是先生的“副业”。他的好友钟敬文先生就多次“批评”他“不务正业”，为世人对他的误解深感惋惜：“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先生的书法光芒万丈，以致遮蔽了他在诸多领域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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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工诗。
先生从小就打下了古典诗词的底子，青年时代就经常参加诗坛名士溥心畬、溥雪斋等人主持的笔会，与师友谈诗论词、酬唱应和。先生的诗词联语，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瞻，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他为香港作家董桥写的对联素来为人称道：“窥园圣学传繁露，纳履玄机获素书。”上下联各藏“董”“桥”之典，清芬可挹，风流蕴藉，殊堪玩味。
先生诗思极其敏捷，堪比“曹植七步成诗”。1985年9月应邀访问澳门，欢迎会上，澳门文艺界长老梁披云先生题赠《启老法书香港展出谨赋志佩》一首：“瘦硬通神孰比伦。骚坛月旦更精淳。兴来能事成三绝，上苑花开海国春。”先生接过诗稿，略一沉吟，立即援笔疾书《敬次披云先生赐诗元韵》：“雅座书坛迈等伦。德成为上艺深淳。行来南国瞻光霁，喜沐清风四座春。”
同时先生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我口道我心”，“笔随意到平生乐，语自天成任所遭。”他有深情款款的悼亡诗：“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常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痛心篇二十首》)他有诙谐幽默的打油诗：“门有缝，脚无根，四肢着地眼全昏。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鹧鸪天八首乘公共交通车》)他的题画诗托物咏志，富于比兴，诗、书、画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让人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白露横江晓月孤，篷窗断梦醒来初。荷香十里清难写，昨夜沈吟记已无。”(《题荷记》)
先生还对古典诗词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从理论上对诗词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用精炼而形象的语言总结了历代诗歌特点：“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解释道：“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他在《诗文声律论稿》中精辟地归纳了旧体诗的格律，借以诠释古典诗歌的语言艺术，探索诗体的革新，为中国诗的发展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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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擅画。
他从小用功最勤的就是画画，二十多岁就小有名气。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师元人法”山水八帧、拟“元四家”山水四条屏等作品，画面气势雄浑，层次分明，青松挺拔，远山崔嵬，已成为传世精品。先生的画，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文人画，以山水、竹石为主，俊美、秀雅、清丽，富于文人之雅趣、深厚之学养、和谐之韵味、高远之意境。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他的黄金年龄，先生不得不放下钟爱的画笔。他晚年留下的画作不多，幅幅都是难得的精品。如1985年为迎接首届教师节创作的巨幅《竹石图》，1986年为教师节创作的《苍松茂竹图》，赠给香港爱国人士的《四季竹石图》等，即为先生晚年的代表作。
学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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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当代少见的通才，一位全能型的学者，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自戏为“杂货铺”。他学问广博，在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声律学等方面都有过人的成就，一时不可尽述。谨举一例。先生并不专事《红楼梦》研究，但他在红学研究中具有权威地位。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红楼梦》程乙本，俞平伯先生推荐先生作注释，说：“注释《红楼梦》非元白不可。”
在文物鉴定方面，先生居功至伟。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就是书画鉴定。”先生35岁即受聘为故宫文物鉴定小组成员，后又长期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所经眼的书画文物数以万计。由于他在书画鉴定方面的权威地位，先生的意见往往一言九鼎。故宫博物院珍藏西晋陆机《平复帖》，因用字、用笔都古奥难辨，一向被视为天书。先生34岁时就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但释出全文，而且把残损的五个字补出了三个。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收购流失在外的古代字画，每遇疑难问题，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就说：“一定要找启功来!”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曾开玩笑道：“公之一言，定则定矣。”谦逊的先生马上回应道：“公何以遗漏‘我辈数人’四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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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是怎样练成的?那是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出来的。
有人说启功的字好学，好模仿。那是低看了先生、高看了自己。的确，网络上、市面上假冒启功字满天飞，有的甚至比真的写得还“好”。可仔细品味，那些模仿的字写得再好，也只是徒有其形而无其魂，空有其表而无其实。一笔一画也许模仿得非常完美，但是没有先生的神韵，没有先生的自信，没有先生的潇洒，特别是没有先生那掩饰不住的文人气、书卷气。
先生从小就对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他十岁那年的夏天，一个人蹲在屋里翻看祖父从琉璃厂买来的各种石印碑帖。当看到颜真卿的《多宝塔》时，好像突然从它的点画波磔中领悟到他用笔时的起止使转，不由得大叫一声：“原来如此!”当时他祖父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听到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地自言自语，大笑道：“这孩子!居然知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是先生的“启体”。其实先生的书法创作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他先后学习过颜真卿、赵孟頫、董其昌、欧阳询、米芾、智永、柳公权、怀素、苏轼等人以及唐人写经等。他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成就的基础上，自辟蹊径，形成独特书体，独创“启体”之一格，明显不同于欧、颜、柳、赵等传统字体。先生终生临帖，一直到八十多岁依然每天临帖不辍。他曾写下过这样的警句：“笔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如此苦功，岂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模仿所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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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善于学习的一个特点是不迷信，不盲从，敢于独立思考、破除迷信。比如，宋元书法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先生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和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与赵氏所说，恰恰相反。”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练字的九宫格、米字格并不准确，因为字的重心聚处并不是在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根据这些体会，他大胆地修正了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的理论，提出“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的结论。
先生不囿于陈规，他总是鼓励习书者不要被一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唬住。比如“三指握管法”“悬腕”“悬肘”等等，那是古人席地而坐，没有高桌，所采取的执笔法，现在则完全没有必要墨守成规。在“师碑”与“师帖”的关系上，他主张“师笔不师刀”“透过刀锋看笔锋”。
2000年，先生88岁的时候，还写成一万多字的论文《读〈论语〉献疑》，就《论语》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了他对思想史重要问题的思考。2001年10月28日，89岁高龄、疾病缠身的先生，坐着轮椅来到国家图书馆举办讲座，对中国诗歌韵律来自印度的说法予以反驳。
德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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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从小从母亲和老师们身上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佛教的影响。这些为他仁者情怀的养成奠定了基础。他说：“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实，脱离苦难。”热爱他的人们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世无完人，启功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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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个大孝子，他由衷感恩母亲和姑姑对他的抚养，对母亲和姑姑非常孝顺，从不忤逆。已过而立之年的先生，经常在老人面前做嬉戏之态，讲各种笑话，只为逗老人开心。而每当母亲不悦，要用鸡毛掸子打他的时候，他总是毕恭毕敬地说：“奶奶(民国时期满人称母亲为‘奶奶’，称祖母为‘太太’)，等儿子把眼镜摘了，静等受打。”一句话逗得母亲气也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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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婚姻是“谨遵母命”的产物，但婚后感情笃甚，相濡以沫。妻子不幸早逝，先生把自己和妻子关在屋子里，绕着妻子的遗体，为她念了好多遍“往生咒”，还写下《痛心篇二十首》及其他悼亡诗作。赵朴初先生曾感慨道：“启功先生最感人的作品是他的《痛心篇》。”妻子去世后，说亲的和“自荐”的络绎不绝，先生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绝了他们的念想。每年清明节，先生都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用一生的坚守实现了对妻子的郑重承诺：“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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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看上去乐呵呵的，其实内心有大悲哀存焉。先生幼年丧父，是寡母和姑姑把他拉扯大，是妻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可是她们在世的时候，先生没有能力让她们过上一天好日子。等他有能力回报她们了，他最亲的亲人都不在了。因此，晚年的先生内心经受极大煎熬。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午睡欲醒时梦慈亲与先妻，忽痛哭。”这种大悲哀经常流露在他的诗文中：“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中宵不寐，倾箧数钱，凄然有作》)好友邀他出游，先生婉言谢绝：“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古诗四十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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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恩师陈垣先生去世，以先生的身份，不能进入灵堂吊唁。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他一字一泪地撰写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陈垣校长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先生主动请命书写会标。先生当时住着逼仄的小平房，也没有写大字的抓笔。年近七旬的老人就自制工具，跪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地上书写。在一旁帮忙的学生感动地问：“先生怎么下跪了?”先生回答：“给老师下跪，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1991年11月，先生以义卖书画作品所得，为北师大贫困学生设立奖学助学基金。先生谢绝校方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建议，而是以陈垣先生书斋名将其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金”，以感谢恩师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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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毕生以“教师”为自己的主业，视“为人师表”是世间第一等高尚的事情。他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定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天下为人师者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标杆。
有一学期，先生按计划讲完“唐代文学”，又主动加讲“八股文”和“古诗词作法”。讲完这两门课后，学生没有听够，先生意犹未尽，又决定延长课时，加讲“明清诗文”和“书目答问”。但教室实在排不开，先生干脆把课堂搬到学生宿舍。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挤满了十五六个人，有先生的研究生，也有本系的青年教师，还有慕名来“蹭课”的外系师生。先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学生宿舍里为学生“加餐”，成为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少有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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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朋友中，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平头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对那些普通的人，饭店的厨师、宾馆的服务员、上门修理的水暖工、开车的司机……他都彬彬有礼，没有一点架子。参加各种会议，先生利用余暇为众人写字，总会想到那些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在一次宴会上，厨师出来请先生写字。先生放下筷子，接过他们拿来的笔记本，认真地题词落款。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再说话，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地看着先生写字。
还有一次，一位工人师傅在路上遇到先生和几位领导，正想回避，没想到先生却主动伸出手来，说：“小董师傅你好。”董师傅连忙说：“先生您好，我的手太脏了，就免了吧。”先生风趣地说：“不要紧，只要不是黑手党就行。”
雅量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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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人素来“谦己敬人”。谈话、行文，经常自称为仆，而对对方则用敬语。别人给先生来信，他会把原信中敬称字样剪下寄回，回信讲明“敬璧”。他给人题字，落款“启功敬题”，招来黄苗子先生“抗议”。先生这样“解释”：“我改名‘启功敬’了。”自谦到这个份儿上，让人没有脾气。
1987年4月，浙江省有关人士请先生为刚刚成立的树人大学题写校名。先生说：“浙江省有沙(孟海)老在，他是我的前辈，我不能题树人大学的校名，校名应该请沙老题。我只能题学校内的图书馆。”
1992年，北京佛教居士林恢复活动，礼请赵朴初和启功二位先生担任名誉理事长。先生坚辞不就，他说：朴老是当代中国佛教领袖，德高望重，自己决不能接受与朴老同级的职位。直到朴初先生逝世后，他才接任名誉理事长一职。
人们心疼先生，在他家门上贴上字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先生一本正经地请我为他“辟谣”：“大熊猫是国宝，我怎么敢自称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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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北师大中文系决定为先生调整工资。先生得知后，除当面向系领导表示拒绝外，又专门写信，书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恳切希望把机会让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他在信中写道：
1、我得到党和国家的鼓励已经太多了，我自己生活上没有更多的需要，再多即是浪费了。
2、现在名额分配在我所在的这一层人员，实际负担比我大，而能力比我高、工作比我努力的同志确实不少，处理必费周折，腾出一额多一回旋馀地。
3、我不是只表“不要”，只求“缓给”，我确实相信今后国民经济一定很快增加，下次调整，为期不远，两三年后争取学习改造工作贡献有所进展，那时再调，岂不心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老板请先生题字，送了厚厚的一叠红包，红包下面附了一张名单，都是一些权贵的名字。先生很生气：“我给人写字，从来不会问人要钱的。”
1999年6月，有关方面拟请先生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啻喜从天降，可先生却真诚辞谢，而推荐另一位先生担任。后来中央还是安排先生担任馆长，有人祝贺说：“这可是部级呢!”先生说：“不急不急，我真的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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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先生将所藏清康熙皇帝自用御砚、清雍正皇帝赏田文镜的“玉音”端砚、和亲王弘昼鎏金如意，以及其他珍贵书画藏品共十九件，无偿捐给辽宁省博物馆。博物馆馆长来先生住处接收捐赠物品时，看到先生案头有一幅《溥心畬山水小卷》，遂要求一并带走，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先生的老友张中行得知后感叹：“启先生可真不把东西当东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的字就已“一字千金”，风行天下;可是先生从来都没有拿自己的字当回事，他老是说：“我的字不值钱，你们不用收藏。”他写好了随手送人，一点也不心疼，从未想过以此为己牟利。
先生有一个小本子，封面书“书债”二字，里面记录的是求字者姓名和要求。先生夜以继日，手不停挥，“书债”换了一本又一本，却终其一生未能还尽。
有一次，先生利用开会间隙为众人写字，三天的时间里，写了130多幅，会议代表、工作人员、服务员，谁要送谁。旁边有个人惊叹：“好家伙，这得值多少钱啊!”先生没言语，只用眼神剜了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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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来北京，老友相见，相谈甚欢。先生想借容庚所藏杨西亭临摹的宋元明古画袖珍小册，容庚答应赠送给他。可是容庚回去后又心生悔意，犹豫再三，仍恪遵前诺，寄赠先生。让容庚没想到的是，先生收到画册之后，临摹一过，不但将原物璧还，还书赠诗作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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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已是全国著名学者，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更多的人都是找他求字题词。当年在北师大院里碰见问路的，十有八九是找先生的。先生为人和善，总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结果弄得自己焦头烂额。学校在先生寓所门前贴上告示，劝说人们不要打扰多病的先生;著名画家黄苗子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保护稀有活人歌》，慨言“稀有动物争护珍，但愿稀有活人亦如此”;还有报纸为他呼吁：“愿天下爱启功者，为启功创造一个清静的写作环境!”所有这一切努力仍然挡不住“启粉”们汹涌的步伐。
谐谑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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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命途多舛，又长年体弱多病，却始终保持着自信、自爱和自尊，保持着一颗乐观辽远的赤子之心，保持着超脱旷达的宽广胸怀。有人说，启功就是当代苏东坡。
先生天生的一身幽默细胞，他常说自己“非常淘气，也时常犯点儿坏”。他拿好友寻开心：“挚友平生驴马熊。驴皮早已化飞鸿。鄙人也有驴肝肺，他日掏来一样红。”(《鹧鸪天·就医》)我对先生说“谢谢”，先生回我一句：“甭谢(卸)了，套着喂就行了(意指拉车的马)。”他“挖苦”自己比谁都狠：“中学生，副教授。学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自撰墓志铭》)“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沁园春·自叙》)病危抢救，家人都急得不行，先生醒来却幽幽赋诗：“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榻上口占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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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先生的很多视频和逸闻在网上疯狂流传，不少网友惊呼：原来启功也是“段子手”啊!
先生与朱家溍先生去故宫，朱家溍对先生说：“到君家了。”先生马上回答：“不，到君家了。”
西泠印社在老社长赵朴初先生逝世后，公推先生担任社长。某年印社举行例会，先生在会上讲话，屡屡提及“西泠”如何如何。旁边一位好心人士小声提醒：“是‘西冷’呀。”如是者几次，先生烦了，应声道：“你冷，我不冷。”
有一次，先生给人题字，不料钤印时颠倒了，旁观者无不惋惜，先生笑而不语，又拈起笔在钤印旁补上一行小字：“小印颠倒，盖表对主人倾倒之意也。”于是举座重欢。
一次，有人来访，见到先生后恭维说：“您老精神真好，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先生立即反问道：“您姓阎吗?”问得来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先生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才知道我能活多大，您怎么也知道?”
一天早上，一位友人拜访先生，看到先生脚上没有穿袜子，脚腕有些肿。友人问先生的脚怎么了，先生说：“呀，我会发酵啦。”
某客人来到先生家拜访，进家落座后，先生照例礼让茶水。客人见先生年迈，为免劳顿，便紧张地客气道：“您老别麻烦了，我出门不喝水的。”先生应声说道：“你这不是‘进门’了吗?”客人顿感亲切。
亲朋好友见到先生总是关切地问：“您最近身体如何?”先生常回答：“鸟乎了。”不明就里的人总是莫名其妙地追问：“何谓鸟乎?”先生则笑眯眯地答道：“就是差一点就乌乎了!”
一日，先生与友人到无锡游玩，朋友买了条丝绸内裤，并对先生说：“虽然很贵，但穿着真舒服，真轻便，穿上就跟没穿一样。”先生应声说：“我不花钱也能得到这样的效果。”
方正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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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脾气好，很少对人说“不”;但凡碰到不好拒绝的事情，他会用特有的智慧巧妙地化解尴尬。
1987年9月，先生赴新加坡举办书画展，某一日去拜访弘一法师的弟子广洽法师，瞻仰弘一法师纪念堂。临别时，广洽法师给先生一行每人一个红包。先生坚辞不受，宾主几番推让。最后先生说：“那我就供佛吧。”然后将红包毕恭毕敬地放在供佛条案上，随行者也纷纷效仿。
某日，先生看到一家店的牌匾落款是自己的名字，再三回忆之下，他确定这字不是自己写的。他便走过去跟老板说：“我就是启功，这个字我没有写过。”老板说，这个题字是他花了3万块钱托朋友请启功先生写的。先生说：“这的确不是我写的。”老板说，那您既然来了，就帮我重新写一下吧。先生笑着说：“假就假到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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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触碰底线的人和事，先生往往风轻云淡地一针扎将过去，直奔要害，令撒野者尴尬不已。
曾有一省长想见先生，先生没答应。省长秘书说：“我们省长轻易不见人。”先生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也不轻易会见别人。”
一日，一自称空军首长秘书者登门替首长索字，先生客气地接待，让他把要写的内容留下来，容他缓两天再写。可秘书说首长让他今天就写，有急用。先生敛了笑容，缓缓问道：“我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秘书说：“当然可以。”先生说：“如果我今天不写，今后也不写，你们首长会派飞机轰炸我吗?”秘书怔着了，说：“您您您，哪能呢?您老真会开玩笑。”先生说：“不会炸我吧?那您就告诉你们首长三个字：我不写。”
一位画商到先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先生一件墨宝。但此人声誉甚不佳，先生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商人说：“来看您。”先生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来人尬然而退。
又一日，一个地产商准备好了笔墨纸砚，非让先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先生脸一沉，道：“你给我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得写吗?那你准备好了棺材，我是不是还得往里跳啊?”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乐了。
一个时期，一些不法之徒仿冒先生名字在赝品上题字落款，以此牟利。先生得知，非常愤怒，郑重委托我代为发表声明：自今而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古字画真伪。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人无关，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永怀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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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4日，先生送我新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那时他已坐上轮椅，视力几乎为零。他在扉页上摸索着写道：“徐可老兄教正 启功呈稿”。这是他老人家送我的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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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25分于北京逝世，享年93周岁。当日，北京师范大学悲声一片，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晚上，师大学子自发在主楼广场举行烛光追思会，烛光点点，泪光点点。
2005年7月7日，启功先生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最后送先生一程。当天乌云低垂，悲伤逆流成河。我先后三次进入告别室，在先生灵前徘徊复徘徊，努力睁大红肿的双眼凝望先生的遗容，久久不忍离去。
2006年6月30日，一个低调、简朴的安葬仪式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先生最亲近的家人、好友前来送别。阴阳相隔三十年，先生终于与妻子在天国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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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又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家。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遇也。”
愚以为，设若观堂在世，肯定会加上一个名字：元白。
先生远去，风范永存。夫子之德，山高水长。
徐可，江苏如皋人，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作家、评论家、启功研究专家。著译有《仁者启功》《背着故乡去远行》《三更有梦书当枕》《写在文学边上》《人间圣境》《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等二十余部。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