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金克木，一代学人，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学贯东西，知兼古今，以小学学历而卓然成家，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本文按年谱体例分上、中、下三编，以学习时代、为师时代、神游时代为界，细致梳理先生近九十年的传奇人生，得窥先生读书与治学的独到之处。青年学者黄德海以至诚之心、文学之笔，沿途追索，处处志之，甚而独出新裁，引领读者跟随先生足迹，去读书“偷学问”，开阔视野。如此，经由两代学人之循循善诱，令人得悟先生自学之方法及自强之信念。这一部编年录，演化成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对于喜欢读书之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有诸多启迪意义，亦给后生晚辈留下一份珍贵的生命记录。
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节选)
□黄德海
说明
一、以金克木回忆文字为主，间以他人涉及之文，时杂考证。
二、凡引金克木文，随文标篇目，不注页码。《旧巢痕》标回目。
三、引未入《金克木集》的篇目，后标『(佚)』。
四、文字以《金克木集》为准，标点略有改动。
五、引文中括号里出现『按』，是撰者所加按语。
六、仿宋体标示的文章，为《金克木集》未收者。
七、部分字词用法与现行规范有别，存历史面貌，仍旧。
你的魂灵(心意)向迅急的光
远远走去了的时候，
我们召唤你的那个(魂灵)回这里，
居住下去，生活下去。
——《梨俱吠陀》
上编学习时代
(1912—1945)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但丁《神曲》
明末清初
农民大起义，远祖自四川流落至安徽寿州凤台县。“在明末清初的农民大起义中，他的远祖一家从四川出来，最后流落到安徽S州的F县。这名为属于州官管辖的县，其实县治只是河岸边的小镇，同所属的乡间集镇差不了多少。离县治不过五里路就是一些小山头环抱的谷中盆地。这家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大概是依靠全家人的勤劳开荒，这片山地居然渐渐变成生长粮食和果树的小桃花源。这家人也繁殖成为一族人。”(《旧巢痕》第二回)[1]
道光年间
高祖迁至寿州城内。“大约在清朝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前，这一族中有一小户搬了出去。这是一家五兄弟中最小的弟弟。说不清究竟当时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家务纠纷，这个读过一点书的小兄弟遭到歧视，就带着家眷搬到了三十里外的S州城里。逢年过节他们还回来祭扫祖先坟墓，但他们在这山窝里已没有田地房屋，再不回来种地了。”(《旧巢痕》第二回)
1861年
太平天国末期，曾祖殁于苗沛霖攻打寿州之役。清朝获胜，明令褒奖。“太平天国末期，这一带的仗打得很厉害。皖北出了一个反复无常的苗沛霖。他是个举人，却投了太平军，见清军得势又投清军。当他打着太平军旗号攻打S州城的时候，城里的州官集合人守城，把一些绅士，包括教书秀才，也拉来帮助守城指挥作战，以壮声势。这位从山中来的农民族中的秀才也在其内。城一破，他死了，尸骨无存。清朝一胜利，抚恤为皇帝效忠的人，他当然在内。”(《旧巢痕》第二回)[2]
1894年
父金沛田受老师邀赴军中，未至而邀者已随丁汝昌、邓世昌殉国。为师理丧时结识军门，谋得“卡子”，获钱捐班。“他就这样在邻县有钱人家中教家馆。大儿子也在家教书。甲午年(一八九四)中日战争爆发了。他有个不知什么关系联上的老师，姓戴，在军中做官，邀他前去。他自认是‘驿马星动’，欣然上路往天津赶去转海道。不料人还未到，那位老师已随丁汝昌、邓世昌殉国而死了。……不过他这一趟路也没有白跑。因为他远来为师理丧，帮助老师的家属和亲友做了点事，竟由此得到与已故老师有关联的人推荐给一位S‘军门’去教家馆。……他在这位军官家中当了家庭教书先生兼做点私人秘书的业余工作。……很快他就得到了这位‘军门’的赏识。有一次谈话中，这位S大人竟关切地问他的理想前途，慨然答应给他谋一个‘卡子’。……有个‘军门’的旗号做后台，他连干了两三处‘卡子’。尽管地方都小得可以，收入总是比教书大得多。……这位包税人却连年捞了一笔钱，就照当时清朝的公开卖官条例，花钱‘捐班’，买到了一个县官之职。”(《旧巢痕》第二回)
甲午战争起。
1906年
父代理江西万载县知县。“他要求不高，又不怕边远穷瘠。竟得到分发江西Y州。”[3](《旧巢痕》第二回)
1907年
父与友朋唱酬集《鸿雪吟缘》刻印。集中之诗，感叹中国积弱，有涉于风气之变，并可见其治绩。“兴警察军，设习艺所，建城乡中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预筹经费，规画久远。”[4]
1911年
父进京朝觐，复任万载知县。“先在一个小县里混了一气，又搜刮了一笔银子‘报效’朝廷，竟买到了‘入京引见’。大概是宣统登基的第三年初，他兴冲冲地跑到北京，向吏部之类衙门‘报效’一番，到午门磕了头，‘望阙谢恩’，拿着‘署理Y州知州’‘实放W县知县’的封官文书回江西上任。得意之余，他作出了一生最后一首诗，其中说，‘仰首天颜真咫尺’。”[5](《旧巢痕》第二回)
辛亥革命。
1912年1岁[6]
8月14日，农历壬子年七月初二，出生。父时年五十九岁，母周学勤十九岁[7]。母江西万载县人，生于铁匠铺，为丫环收房。曾三次被卖做丫环。“这个还不到二十周岁的姑娘已经被卖三次了。……经官媒人一说，Y家的丫头长得又白，又年轻，身体又好，听话，能干，只是一双大脚难看，老爷和太太便都同意要。由于是从官府人家出来的，据说总共花了三百两银子才买进了门，取了一个丫头名字。不久，老爷取得了太太的同意，把她收了房，以便自己也得到贴身服侍。没想到这丫头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旧巢痕》第一回)
清亡，被扣押抄家。“当武昌革命炮响之后，南昌随着闹‘光复’，这个小县里立刻大乱。县官维持不住，表示‘归顺新朝’，这也不行。本人被扣押，家眷被赶出衙门，寄居在一艘大船上。同时还有些人来‘抄家’。说也奇怪，‘抄’的东西是有目标的。家中一切都扣在衙门内，上了锁，贴了封条，可是那许多书箱却被翻了一遍，几乎本本书都翻开看过。船上只有妇女儿童，就‘抄’可疑之物，把小儿尿片一块一块检查过。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事后才知道，原来有人造谣说，县官的银钱都打成了薄薄的金叶子，藏在书中，所以来抄书，并非要兴文字狱。船上没有书，可夹金叶子的只有尿片，因此特蒙注意。如此而已。”(《旧巢痕》第三回)
中华民国成立。
1913年2岁
父亡，临终有《上大总统书》。“公元一九一三年的阴历三月中，江西W县衙门后面那所房子的一间小书房里，一个小老头坐在藤椅上，头向后靠着椅背，一手搭在扶手上，一手抚着胸口，闭着眼睛，无声无息。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碗，一双筷子，一个盘子，里面有一根油条。桌上还有打开的墨盒，上面架着一支小楷毛笔，旁边是一张纸，纸上几乎写满了行书字，有许多添注涂改，仿佛一篇文章稿子，题目却是《上大总统书》。”(《旧巢痕》第一回)“听说孙中山大总统已让了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老袁是清朝旧臣，是安徽人李鸿章提拔的，又做过安徽人吴长庆的部下，说不定还有点情面。他便起草《上大总统书》，妄想用北京来压江西。”(《旧巢痕》第二回)“临终作道士装束，大概是不殉清朝也不顺民国之意吧?”(《旧巢痕》第一回旁批)
异母长兄归来善后。“他先是‘举哀’行礼如仪，将父亲‘大殓’。作为客居，一切从俭，说明回家乡后再正式‘开吊’。他自己照例‘披麻戴孝’，在家‘守制’，同时毫不犹疑地进行活动。”“他也同父亲一样自知不能靠科举出身升官发财，要‘上进’只有另谋出路，于是也涉猎‘杂学’。……终于他不知由什么机会到了河南。他不但同父亲一样有‘秘书’之才，还有一桩胜过父亲之处，不像父亲那样是千年历史传统下的书呆子，只知照老一套做官。他毕竟是第二代了。他在河南施展了联络之才，居然巴结上了一些当时当地的‘要人’，竟以外乡人而在河南立足了。……由于一次什么宴会之类的机缘，大老爷和一位公子拉上了关系。两人谈得‘投契’，他竟然被这位大公子看中了。公子有极大的野心，又有极远的眼光，正在物色人才，网罗部下，一眼发现这个安徽书生不是寻常之辈，很有点经济韬略，杂学旁通，是封建传统中的非凡人物，绝非一个文人或学究。大概不消多日，两人心照不宣，大老爷弃文就武，由教书而秘书，由文秘书而武秘书，和他父亲的弄‘卡子’赚钱买官做‘分道扬镳’而‘殊途同归’了。”“这位公子的大红名帖上是三个大字：袁克定。”(《旧巢痕》第三回)
母子随嫡母同往安庆。“A城是个山城，斜靠在山坡上，裸露在长江中来往的轮船上乘客眼里。城里也几乎到处在高地上都可以望见下面滚滚流动的长江。……他一生中第一件储存在记忆中的材料便是长江中的轮船。两岁时，他一听到远远的汽笛声，便要求大人带他到后花园中去，要大人抱他起来望江中的船。这是有一段时间内他的天天必修的功课。”(《旧巢痕》第五回)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任大总统。
1914年3岁
学说话。“严格说，正式教我说话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大嫂。我不满三足岁，她给我‘发蒙’，教我认字，念书，实际上是教我说话。”“我出生时父亲在江西，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但她所服侍的人，我的嫡母是安庆人，所以她学的安徽话不地道，直到二十几岁到了淮河南岸一住二十年才改说当地话，但还有几个字音仍然只会用仿佛卷着舌头的发音，一直到七十五岁满了离开世界时还没有改过来。那位嫡母说的也不是纯粹安庆话，杂七杂八。回到老家后，邻居，甚至本地乡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时听不懂她的话，需要我翻译。她自己告诉我，她的母亲或是祖母或是别的什么人是广东人，说广东话，还有什么人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口音杂。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的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学说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起。
1915年4岁
认字，背诵《三字经》，三哥教读“字块”。“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从三岁开始。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读书也是说话，当大嫂教我第一个字‘人’和第一句话‘人之初’时，我学习了读书，也学习了说话。说话的底子是我的生母打下的。当她教我叫她那个写不出来的符号时，她是教我说话和对她做思想交流。到大嫂教我时，我觉得学读书和学说话一样。”(《学说话》)“在他念了一段书以后，上新学堂的三哥认为这样死背书不行，买了一盒‘字块’给他。一张张方块纸，正面是字，背面是画。有些字他认得，有些字认不得，三哥便抽空教他。他很快念完了一包，三哥又给他买一包来。”(《旧巢痕》第五回)
袁世凯称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
1916年5岁
母子随嫡母归寿县老宅，大哥一家暂留安庆。“这次旅行在孩子的记忆中留下的是‘轿子—船—火车—船—轿子’，他是在封闭中移动的，而且差不多一直是抱在母亲怀里。她只怕这个比性命还要贵重的小宝贝丢失了。”(《旧巢痕》第六回)
读书进度。“念完了《三字经》和一大盒‘字块’，可是不会写字，不会讲。”(《旧巢痕》第六回)
袁世凯取消帝制，寻病殁。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6岁
随二哥进庙，观阎君殿。“二哥带他到正殿廊上，只见正中间巍然一位大神像，旁边还有几个神像。殿门是关着的。二哥抱起弟弟从门上半的格子窗棂朝里望。……下了殿的台阶，再回头向上望，才看见还有一些大匾挂在檐下。一边有个匾，上写着‘你可来了’。另一边有个匾是个大算盘，上面嵌着四个大字‘不由人算’。”(《旧巢痕》第九回)
三哥中学毕业，自省城归家，入其室。“室内……有一台小风琴和一对哑铃。桌上放的书也是洋装的。有些书是英文的。有一本《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我认识书面上的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学读书》)“他自己用功写大字，念英文、古文，我一概不懂，也不问。有时他弹风琴，偶尔还唱歌。我也看到过他两手拿着哑铃做体操。”(《旧巢痕》第十回)
三哥奉大哥之命教读书，以《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龙文鞭影》不适合作儿童读物，教读商务版《国文教科书》。“三哥一算，他认得的约有一千字了。……三哥上街去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来。那比用‘人、手、足、刀、尺’开头的一套还要古一些，可能是戊戌变法后商务印书馆编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书名题字下是‘海盐张元济题’。书中文体当然是文言，还很深，进度也快，可是每课不长，还有插图。”(《旧巢痕》第十回)“这书的开头第一课便是一篇小文章，当然是文言的，不过很容易，和说话差不多。三哥的教法也很特别，先让我自己看，有哪个字不认识就问他。文章是用圈点断句的。我差不多字字认识。随后三哥一句一句教我跟着念。他的读法和说话一样。念完了，问我懂得多少。我初看时凭认的字知道一点意思，跟着他用说话口气一念，又明白了一些，便说了大意。三哥又问了几个难字难句要我讲。讲不出或是讲得不对，他再讲解，纠正。末了是教我自己念，念熟了背给他听，这一课便结束了。”(《学读书》)
读《论语》《孟子》。“直到听说大哥快要回来，一套书也快念完了，三哥才把这新式课本中断，改教小弟弟加紧赶读孔夫子的《论语》。……这部《论语》对小弟弟来说确是有点新鲜。书中没有图还不说，又是线装木刻印的大本子。本子很长，上下分做两半。上半都是小字，下半的字有大有小。大字的本文开头和中间有圆圈，这是标明章节的。句子不分开，句中插些双行小字注，读时要跳着念大字，不连贯。……三哥说，从前人要应考试去做官，是要连大字带小字一齐背诵的，只许照小字讲解大字。……现在不要应考了，不必念朱夫子的小字注了。至于上面那半截书的什么‘章旨’‘节旨’之类批注都可以一概不管。三哥教得很简单，要求的是识字，能背诵，要能连续背下去。”(《旧巢痕》第十回)“后来，他开始读《孟子》的第一册《上孟》时，花盆里已壅上了土。再以后，艾叶四披，菊花一盆盆长得很好。三哥培养菊花比培养小弟弟更用心。小弟弟对菊花也比对孔孟更感兴趣。”(《旧巢痕》第十二回)
三哥教写字，描红。影仿一篇为“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可知礼也”。“过不几天，三哥看弟弟的《论语》实在念得太快，《学而》一章能从头背到底毫不费力，字字都认识，背完就跪在椅子上看他写字，又不便赶走他。于是三哥在弟弟念书的方凳上也摆上一块有木盒子的小砚台，一小锭墨，一支笔，一叠红‘影仿’叫弟弟也写字，免得老早就放学或则总在他旁边好像监考试一样看他读书写字。”(《旧巢痕》第十回)
长兄自外归，购买大宅，举家迁入。“新房子确是一所大宅子，有大小五个院子，不过正式算院子的只有前院和后院。两院中有前堂屋和后堂屋，又各分上下，朝南的是上堂屋，朝北的是下堂屋，都有明间、暗间。另外有一个客厅兼书房，处在一个独立的小院中。还有个很大的后花园。可宝贵的是园中有一口甜水井，不用到外面挑水、买水了。”(《旧巢痕》第十四回)
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军阀混战起。
1918年7岁
大哥临行，嘱咐读书及相关事宜。“趁记性好，把《四书》念完就念《五经》，先不必讲，背会了再说。长大了，记性一差，再背就来不及了。背‘曰若稽古帝尧’，‘乾元亨利贞’，就觉得不顺嘴了。到十岁再念诗词歌赋、古文，开讲也可以早些。《诗》《书》《易》《礼》《春秋左传》，只要背，先不讲，讲也不懂。这些书烂熟在肚子里，一辈子都有用。”(《旧巢痕》第十九回)“十岁以后念点古文、唐诗、《纲鉴》。现在世道变了，没有旧学不行，单靠旧学也不行。十岁前后，旧学要接着学，还要从头学新学。……有些书，八股文，试帖诗，不用念了，你也不会懂。有些‘维新’书，看不看都可以。有些大部头的书可以翻翻，不能都懂也算了。有些闲书不能看……小本、小字、石印、有光纸，看了，眼也坏了，心也坏了。记住，不许看。有不少字帖是很难得的，没事可以看看，但不能照学，先得写好正楷。……记住，不要忙着去学行、草、篆、隶。……头一条是要把书念好，然后才能跟你三哥同大嫂学那些‘杂学’。那是不能当饭吃的。可是现在世面上，一点不知道不行。要知道，有的事也要会，只是不准自己做。”(《旧巢痕》第二十回)
跟三哥学英文，有所感。“我读了几本古书以后就学英文，由哥哥照他学习时的老方法教。先背《英字切音》，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拼起来，顺序发音好像念日文字母表，不知是不是从日本学来的。再读本世纪初年的《新世纪英文读本》。‘一个男孩，一个桃，一个男孩和一个桃。’都是单音节词，容易背，不过还得记住字母拼法。还要学英国人教印度人的《纳氏文法》，也就是‘葛郎玛’。第一册很薄，第四册很厚，要求学完前两册。这可难了。开头讲的全是词类，名、形、代、动、状、连、介、叹。名称就难记，还得背定义。名词定义背了几天才会，还是拗口。……句子出来，更讨厌。‘你是谁’要说成‘谁是你’。是字也得跟着你变。先说是，你字还没出来，怎么知道跟谁变?怪不得叫做洋鬼子，讲话颠三倒四。……英国人的脑袋这么不通，怎么能把中国人打得上吐下泻?什么地方出了毛病?”[8](《文通葛郎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8岁
助大嫂理书，见《天雨花》《笔生花》《玉钏缘》《再生缘》《义妖传》(《白蛇传》)等，并见《六也曲谱》及棋谱《桃花泉弈谱》《弈理指归图》等。大嫂有言。“念书人不光是要念圣贤书，还要会一点琴棋书画。这些都要在小时候学。一点不会，将来遭人笑话。正书以外也要知道闲书。这是见世面的书，一点不懂，成了书呆子，长大了，上不得台面。圣贤书要照着学，这些书不要照着学;学不得，学了就变坏了。不知道又不行。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坏人，要学做好人，又要知道坏人。不知道就不会防备。下棋、唱曲子比不得写字、画画、作诗。可是都得会。这些都得在小时候打底子，容易入门。将来应酬场上不会受人欺负。长大了再学，就晚了。”(《旧巢痕》第二十二回)
读理出的各种“闲书”。“他越看越快，没过多少时候，大嫂的摆出来的藏书已被他浏览了一遍，看书的能力大长进，知识也增加了不少。遇到不认识的字和讲不通的句子，也挡不住他，他会用眼睛一路滑过去，根本不是一字一字读和一句一句想，只是眼睛看。这和读《四书》《五经》大不相同，不过两者的内容对他来说都是似懂非懂。”(《旧巢痕》第二十二回)
入塾读书，侄子老师教读《诗经》。其时《周南》《召南》已读毕，自《国风》始。“开学时，客厅里四面摆着各色各样的桌椅，都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正中间一张条几，上有香、烛，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上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左右边各有两个小字，是‘颜、曾’，‘思、孟’。条几前的方桌旁两张太师椅是老师座位和待客座位。桌上有笔、墨、纸、砚和一叠书。”“老师亲自点起香烛，自己向孔子的纸牌位磕了头，是一跪四叩。然后，三哥对弟弟努了努嘴，弟弟连忙向上跪下，也是一跪四叩。那位侄子老师站在旁边，微微弯着腰。小孩子站起身，回头望一望这位老师，略略踌躇，没有叫，又跪了下去。老师并没有拉他，却自己也跪了下去，不过只是半跪，作个样子。小孩子心里明白，稍微点了点头，不等侄子老师真跪下就站起身，老师也就直起身来。三哥紧接着朝上一揖，侄子慌忙曲身向上陪了一揖。这是‘拜托’和‘受托’之意。孔子和他的四个门徒好像是见证人。”(《旧巢痕》第二十四回)
读书速度快，侄子老师命习字《九成宫》，养成可在嘈杂环境中读书的习惯。“整个书房里所有学生都是大声念各自不同的书，谁也听不清大家念的是什么;而且各有各的唱法，拖长了音，有高有低，凑成一曲没有规则的交响乐。……这倒也许是一种很奇特的训练，使得小孩子长大了，在无论怎样闹嚷嚷的屋子里，他都仍然能看书写字。”(《旧巢痕》第二十四回)
随大嫂学曲未成。学围棋，读棋谱。“前一个老师是哥哥，去教新学校;后一个老师是侄子，来开旧私塾。小孩子念的书照旧是圣贤经典。发蒙老师大嫂却在晚间教他弹词。私塾也有星期日，那是大嫂教下棋和吹箫的日子。”(《旧巢痕》第二十四回)“她对教小弟弟下棋、吹箫的事不热心了;说是棋让到四个子，可以了，自己去学棋谱吧。曲子是学不会的，箫吹得难听极了，‘工尺上四合’也分不清，调不准，不用学了。”(《旧巢痕》第二十五回)
大嫂耽于赌博，三哥忙于备课，家塾念书不须费力，趁机检家中藏书。“原来家里几代存下来的书有那么多，又是那么杂乱。一大部书装了几箱子，本子和字体大小全一样，版心下面都有‘照旷阁’三个字，内容有懂有不懂。到末了，看到一小本商务印书馆缩小影印这部书的广告介绍，才知道是一部大丛书《学津讨原》的原来版本。还有许多黑底白字的字帖，最大的一套有许多本，叫《停云阁法帖》。有一整箱子全是《小题正鹄》《某某科乡试闱墨》等等八股文，和《七家诗》之类的‘试帖诗’。石印小字本居多。文章题目都是《四书》上的。或‘赋得’一句诗。又有一大部石印小字书在另一箱里，叫《富强斋丛书》，里面开头就讲电学。其中有个书名很奇怪，叫《汽机必以》(就是现在的‘手册’)。这是‘格致书院’出版的。还有一套字同样小得不得了的大部书是《皇清经解》。有一箱子里有一些洋纸大字两面印的新书，都印着‘作新社藏版’，是在日本横滨印的。还有一批《新民丛报》(梁启超编)，一套《不忍杂志》(康有为编)，又有梁启超的大部书《饮冰室文集》。还夹着小本大字石印书，题目是：《劝告国民爱国说》，《劝告妇女放足说》，都是白话的。有一本铅印线装书，长长的，封面上三个大字：《天演论》，下署：‘侯官严复’。又有小字石印书，用两片薄木板夹住，是《皇朝经世文编》。一大批没有裱的大拓片，都是黄山谷的字。这些用木匣子装的大字大本《山谷全集》大概是父亲在江西买的，是‘义宁陈宝箴’刻的。另几大张拓片是岳飞写的《前后出师表》。小孩子把几十箱书翻了一个遍，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小说却只发现一部，是木版线装一套，题为《石头记》，又名《红楼梦》。……找来找去，又找到一部《燕山外史》，文章好像《幼学琼林》，讲的又好像是故事。他在那部《学津讨原》里找出一本两部书合起来的，封面上写着《甘泽谣》《剧谈录》，翻开看看，倒有故事。他最佩服的是，不知哪本书中讲到的‘妙手空空儿’，说是‘一击不中即高飞远走’。”“他没事就去翻书箱，经书和八股‘时文’不看，专找有故事的，却找不到。忽然在夹缝中找出一本不大不小的铅印书，题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名‘泠红生译述’。他翻看了一下，觉得文章很好，可是不懂讲的是什么事，茶花女为什么要死。这同他看《天演论》一开头说，‘赫胥黎独坐一室之中……’一样，有趣，却不知说的什么。更不知道他已经接触到了当时两大译家：严复、林纾。他觉得这些洋人跟中国人很不一样。还是《饮冰室文集》后面的一些诗文戏曲吸引了他。《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和《新罗马传奇》和《新中国未来记》等等，他居然有点懂，又觉得洋人和中国人也差不多了。又找到一本破书，叫《十五小豪杰》，‘拨发生述’，可惜无头无尾。……后来他在二哥房里得到二嫂给他看的一部《七侠五义》。又在三哥房里得到三嫂给他看的一部《聊斋志异图咏》。两位嫂子不识字，只见书里有画像，不知丈夫看的什么书，要小弟弟讲给她们听，仿佛有审查之意。小孩子却由此知道了小说。三哥还有一部白话小说，是《儿女英雄传》。”[9](《旧巢痕》第二十七回)
“五四”运动。
1920年9岁
大嫂闹“花会”被骗，家庭亏空。“我早知道，这些日子，全城像疯了一样。有些女的出什么主意，闹‘花会’，听说还是从上海传过来的。多少家凑到一起，上中下等人都有，出钱聚起会来，轮流‘得会’。本来不是坏事。偏偏有人说这能发财，一本万利，出钱越多，赚头越大。利钱高，不多时就翻一翻。许多婆媳、夫妇为这吵架。闹腾了几个月，也没见谁发财。昨天，几个会头一下子，像约好了一样，把集的钱全带走了，逃得无影无踪了。”“你大嫂一定是上人当了。前些日来来往往的，我去厨房时，看着就讨厌。哪像正经人?真不知道你大嫂怎么一下子鬼迷心窍了。你妈妈一定是又上了她的当。”(《旧巢痕》第二十七回)
长兄亡故。“大哥躺在一口黑色漆得发亮的棺材里回家来了。他只‘享年四十有七’，还比不上父亲寿长。死因据说是急病，只一天，他腹痛，中医开药方有热药附子、肉桂，因为是夏天，没敢吃;再找西医，说要开刀，已经来不及了。”(《旧巢痕》第二十八回)
分家。“名义上，他得了半块田地和半所老房子，是同三哥合得整的;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得到。妈妈还得侍候大妈。三哥管他上学。大侄和二哥各得一块地，合得这所大房子。二哥不要房，大嫂给他折价一千元，他给小弟弟作为读书费。大嫂也给小弟弟一千元作为结婚费。这两千元都归大嫂出，却没有时间限制，从此无下文，只是一句话。三哥什么也不出，光管教育弟弟。这母子两人实际是附属品，自己什么也没有，不能独立。祖坟的地归长孙和长重孙。父亲的坟地归大妈，由三哥奉养。很明显，这是大嫂的方案。这一切新产业都是大哥置下的呀。二哥只得到一块地。三哥得一块地和一所老宅子。小孩子得了个名义，算是一房。大嫂是异姓来的，大侄另有自己打算，让了一点步，给二哥一个好看的面子，给小弟弟两张不兑现的空头支票，给三哥一所百年老宅加上一对寡妇和一个小孩子。”(《旧巢痕》第二十九回)
三哥入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教书，随往上学。“听到哥哥略略介绍我几句，随即是校长说话：‘论国文程度可以上四年级，算数只能上一年级。好吧，上二年级。晚上补习一年级算数，一两星期跟上班。’当晚哥哥便用石板笔教我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及等号。”(《小学校长》)
见识有志校长。“这位校长姓陈，是在日本打败俄国(一九〇五)之后到世界大战爆发(一九一四)之前的一段时期中不知哪年去日本的。他对于日本能成为东亚强国非常佩服。他去日本学到的主要一条是‘日本之强，强在小学’。回国后，他又在几个大城市走了一趟，不去钻营什么差使，却回乡来当小学校长。他亲笔写下‘校训’两个大字：‘勤俭’，挂在礼堂门口上方正中间。”(《旧巢痕》第二十四回)
校长言教师之重要。“一个学校，房子再大，再好，桌椅再新，再全，若没有合格的教员，就不能算学校。……日本的小学教员都是全才。在日本教小学同教大学一样地位高。我聘请的教员也必须是全才，还要有专长，要比上日本。小学比不上日本，中国就没有希望。上大学可以去外国留学，上小学不能留学，必须自己办好。小学生比不上日本，别的就不用比了，都是空的。教好学生只有靠教员。没有好教员，我这个校长也是空的。”(《小学校长》)
1921年—1925年10—14岁[10]
续检家中藏书，并读各种书。“家中另有一个小小的藏书箱子，里面全是小说，大半是石印的小字本(叫‘刀头本子’)，也有大本子，也有木版印的，什么都有，有全有不全。《三国》《水浒》《西游》等这时才看到。他那时大半能看懂，可是傍晚偷偷去看，眼睛吃了大亏。这已经是在上小学以后。这时有个国文教员供给他各种各样的书，有新，有旧。三哥也借些《说部丛书》，甚至《玉梨魂》《江湖奇侠传》来看，小孩子总是先看完。他看这些文言、白话、正经的、不正经的，各种各样的书都是一扫而过，文字语言倒能明白，古文、骈文、诗词、白话，中国的，外国的，他都不大在意，反正是一眼看过去，心里也不念出字。大意了然，可是里面讲的事情和道理却不大了了，甚至完全不懂，他也不去多想。这一习惯是由于偷偷看书怕被发现而来的。尽管是正经书，也不许私自动，所以非赶快翻看不行。结果得了个快读书的毛病，竟改不掉了。”(《旧巢痕》第二十七回)
小学授课种种。“上小学后，‘国文’老师倪先生教五、六年级时就不用课本而自己选文油印给我们念;从《史记》的《鸿门宴》到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从李后主的词到《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都要我们背诵并讲解。教‘手工’‘图画’‘书法’三门课的傅先生会写一笔《灵飞经》体小楷，会画扇面，会做小泥人、剪纸等玩艺儿，经常为我的勉强及格而叹气。还上‘园艺’课，种粮、种菜、种花;有时还在野地里上‘自然’课。每年‘植树节’都要植树。‘音乐’课教简谱和五线谱甚至告诉‘工尺上四合’中国乐谱;教弹风琴，吹笛子。这些我也只能勉强及格。‘体育’课有哑铃操和踢足球，还教排队、吹‘洋号’、打‘洋鼓’、学进行曲(当时谱子是从日本来的，译名‘大马司’等)。小学也有‘英文’课，不讲文法，只教读书识字，同教中国语文几乎一样。第一课教三个字母，拼成一个字‘太阳’。后来还教‘国际音标’。‘算术’虽有课本，老师也不照教，从《笔算数学》等书里找许多‘四则’难题给我们作，毕业前竟然把代数、几何的起码常识也讲了。老师们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填塞给我们。‘历史’课有‘自习书’;‘地理’课要填‘暗射地图’。校长陈先生……不教课本，好像是在历史课和地理课的知识上加注解，并且讲《申报》《新闻报》上的时事。每星期六的‘周会’上，除讲故事、唱歌、游戏外，还练习‘演说’，像是‘公民’课的实习。在一个到现在也还不通火车的县城里，那时全城也没有多少人订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但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和《小说世界》等，甚至旧书如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还有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等的散本，却都可以见到，总有人把这些书传来传去。这小县城的一所小学成了新旧中外文化冲激出来的一个漩涡。年轻的教员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对新事物的反应很快，甚至还在我们班上试行过几天‘道尔顿制’(一种外国传来的学生自学教员辅导的上课方式)。”(《比较文化论集》自序)
得识同学哥哥，读书眼界为之一开。“我家里的书虽多，但极少民国以来的书。新书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合订本和《天演论》《巴黎茶花女遗事》。还有邵力子和徐血儿编的大本《民国汇报》，是民国初年的报刊文摘。我看到的更新的书便是小学图书馆和国文教员的《华盛顿》《林肯》以及《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东方杂志》等等了。(按同学哥哥)这里桌上的书差不多都是我没见过的。有的连书名也不懂。例如马君武译的《赫克尔一元哲学》又名《宇宙之谜》。……于是我凭空得到了一个新图书馆。不懂什么叫‘一元哲学’，还是从小说看起。先看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摘编的小本《文库》。还有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可惜他的小说很少。……他有不少心理学书。多次说，心理学是常识，每人都得懂一点。他让我先看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说是可以由此入门。他说这书是偏向构造派的，以后再看机能派的，然后看那本《行为主义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放到最后。还有杜威的《思维术》，暂时不必看。”(《大小研究系》)
始得思维之乐。“我的哥哥不知何时把讲算易卦‘文王课’的《卜筮正宗》等书翻出来拿回屋用几个铜钱学占卜。我也就找出几部讲‘大六壬’的书来学‘袖占一课’，‘掐指一算’。恰巧这时我看了《镜花缘》里面教‘六壬’的入门。小时候记性好，没多久就可以排‘三传、四课’列‘神将’，而且可以不写下来只掐掐指节记在心里了。”(《占卜人》)“这不但锻炼记忆，而且要求心中记住各种条件，不但排列组合，还得判明结构关系，解说意义，认清条件的轻重主次及各种变化，不可执一而断。我这时才想到，古来哲学家演易卦还是锻炼思维能力，和下围棋及做数学题是一个道理。对兵家还有实用价值。八卦九宫是阵法符号、密码。秦皇墓兵马俑排的也许是白起或蒙恬的阵法。当时我竟然以为‘万法归宗’，怪不得八卦、六壬迷了几千年无数人，原来妙用并不在于占卜预测对不对。”(《占卜术》)“我得到的满足是一种突然发现奥妙和自己学会本领的乐趣。这可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一阵享乐吧?这是别的乐趣无法比拟的。”(《学“六壬”》)
始知数学之妙。“小学快毕业时拿着哥哥在中学学过的《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来看。文言的译文，简单的入门，我半懂不懂看下去，觉得很有趣，好像是符号的游戏。看到一次方程式所做例题，我大吃一惊。原来‘四则难题’一列成方程式就可以只凭共识不必费力思考便得出答案。……看到方程式能这么轻易解答算术难题，那一刻我真惊呆了。惊奇立刻变成一阵欢乐。是我自己发现的，不是别人教的，才那么高兴吧?”(《学“六壬”》)
小学毕业，读《混合算学教科书》。“这部教科书有两个特点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是书中附了一些大数学家的肖像和小传。其中有一位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十七世纪法国的菲尔玛(按费马)。……二是书中讲‘格兰弗线’，我一点不懂，可是大感兴趣。……初级中学数学课按规定是，代数、几何、三角，三年分别各学一门。这书未经教育部审定，打乱了规定次序混合教。代数讲个头就接着讲几何，讲一段又回头讲代数，三角也夹在里面教。所以要讲画出一条线，有个方向，一头是正，另一头是负。若是画在一张画满了小方格的纸上，从左下角画起，就成为斜行向上的线，可以表示运动、变化，例如股票、物价的涨落、人口的增减，等等。这张纸便是坐标纸。这线便是‘格兰弗线’。于是又要讲代数，又要讲几何，静止的表示空间的图形有了运动、变化同时表示时间了。这书是用高中才能学习的解析几何原理来讲初中数学。”(《混合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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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是小说还是回忆录?”“书中自有一个世界。书写得好，假的也成真的;书写得不好，真的也成假的。小说体的回忆录，回忆录式的小说，有什么区别呢?真事过去了，再说出来，也成为小说了。越说是真的，越是要人以假当真。越说是虚构，越是告诉人其中有真人。”(《读者和作者》)“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评点本《旧巢痕》第三回旁批)对《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材料的使用，以此为据，斟酌去取。两书中年份时有小误，影响明显者随文注出。
[2]“金在镕，六品军功，粤逆陷皖，办练守御。当苗逆破城，有友人劝之逃，乃正色曰：‘吾辈读书，所习何事?生不能灭此群丑，与城共存亡可也。勿多言。’友泣而别。遂具衣冠，投水而死。旌表如例。嗣子丽生，蓝翎五品衔，府经历。痛父骨未收，哀慕终身。家贫事母而殁。孙，沛田，恩贡生。”光绪《寿州志》卷二十一《人物志·忠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86页。
[3]光绪三十二年“知县事”栏：“金沛田，字心农，安徽寿州优贡。”《万载县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942页。此志据“民国龙赓言纂修、民国二十九年刊本”影印。
[4]居然，《天壤孤椠——〈鸿雪吟缘〉》，刊《收藏快报》2015年12月16日。
[5]宣统三年“知县事”栏：“复任。绝续之交，苦心维持，地方受益不浅。”《万载县志》，前揭，第943页。金克木1997年5月2日致丁凤雏函：“先父是江西省袁州府(?)义宁州万载县前清末任知县，可能‘署理’过义宁州知州，辛亥革命罢官，1913年病故于江西县衙。”见鲍焱《桂庵文稿》第109页，学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6]标年龄用虚岁。
[7]母名据沈亚明，《试解〈数学难题〉四友(上)——金克木与沈仲章：难忘的影子(三)》，刊《掌故》第三集，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8]初学英语情形，置此。
[9]关于家中藏书，1991年有《家藏书寻根》，小有参差，可以参照。此处用孩子视角，彼处是老年反思。
[10]小学三到六年级种种，难以一一系年，笼统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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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江南》2021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