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和吴宝麟见面，大约在2020年儿童节前后。其时她以博士后身份暂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跟随廖名春先生研读《周易》。宝麟有着婴儿般的面庞，喜欢薄棉布书包、森系插画小卡片，喜欢有人类表情的动物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东墙巍然悬挂着张载“四句教”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我们好像携手回到了我们的少女时代。
宝麟摘下口罩，叠成一小卷，用挂耳绳固定住。两年后的今天，我居然还记得这种无关紧要的瞬间，并因此回到那个口罩极端匮乏的春天。2020年1月末尾，武汉暴发新冠疫情，新病毒开启了地球的新景观。如今已近三年过去了，病毒几经变异，还在和人类殊死搏斗。而人间发生的故事未免太多。思前想后，唯有低眉垂目、默然无语。时空仿佛叠成一小卷，过去和未来，都被口罩过滤成为当下的一呼和一吸。
“在不确定的尘世……”我每每以此开启新学期的课程，以佛经的表达，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如何安住”。经中说“住虚空中”“住淳善地”，那是涅槃寂静、如如不动的“出世间”;以时空之网把人封控在口罩里的“世间”，却是泥沙俱下、轮回不已。然而，即便如“阿鼻地狱”“五浊恶世”这种汉语中最黑暗的命名，亦可能因为“安住”而令不同形态的生命甘之如饴。想象一只小虫在莫比乌斯环的“阴”面爬行，阴阳相即的一瞬，它已经翻转至莫比乌斯环的“阳”面了!
阴阳翻转、七日来复，这是《易》的剥卦和复卦。复卦乃剥卦之反卦，剥卦是五阴一阳，唯一的阳爻是上九，阳气即将剥落，剥极必复，复卦是一阳五阴，唯一的阳爻是初九，阳气正在复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卦卦辞)。“七”既是卦象的六爻往复之数，也是古人对时间循环更新的信念。为了探究“七”的奥秘，我借助互联网和数据库上天入地找材料。这种偏僻的好奇心，源于2019年和谷卿、李延睿、冯松三位小友同行考察陇东石窟时，在泾川南石窟寺和庆阳北石窟寺所见的两组七佛大像。那是“无疫时代”的最后一年，此后，“旅行”这个词将被赋予新时代独有的哀欢，那些因为新病毒而无比艰辛的旅行，那些因为不能旅行而阴阳两隔的伤痛，不知不觉间已在人类历史中自成篇章。
说起旅行，自会联想到旅卦。旅卦乃丰卦之覆卦，丰卦爻辞数次提及“日中见斗”，“斗”即北斗七星。在下一年疫情起伏的间隙，我到甘肃博物馆，在北凉石塔和宋代经变绢画的展陈处久久驻足。作为中国最早的塔例，北凉石塔共存世十四座，不止一座刻有八卦、北斗七星和七佛。《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经变画上部亦有七佛，两侧是连环故事画。北凉石塔的铭文中出现了一种佛教传入之前中土典籍中未曾有的奇特表达：“七世父母”。“七世父母”亦见于北朝时期的造像碑。“北斗七星”“七佛”和“七世父母”同时出现在北凉石塔，“七佛”和父母同时出现在《佛说报父母恩重经》，那么“父母”和“七世父母”有何差别?“七佛”和“七世父母”有何关联?“七佛”和“八卦”，一个来自于印度、途径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一个生成于黄河流域，乃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的最深沉的秘密，它们在河西走廊相遇。观念的砥砺、碰撞和交融，如何形塑了过去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
史料记载，南北石窟寺的七佛，乃北魏权臣奚康生在平息一场反乱后主持修造。纵观历史中国，十六国北朝尤其留给我们“不确定”的印象：“五胡乱华”、中原板荡、长城内外政权频繁更迭、游牧民族南下而牧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后赵、北魏、北齐等觊觎中原的胡人政权认佛为“胡神”，立国后往往会把佛教教化资源引入意识形态，希望给身似飘萍命若草芥的百姓一个身心安顿处。即便贵重如奚康生，也要在一场屠杀后矗立起安稳、超拔的大佛，让尘世之上的慈悯目光普覆全体。汉唐之际，佛教的传入和胡族的融入相辅相成，以此为契机，以三代为正朔的华夏文明走向丰赡宏阔，经此抟搓，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为根基的思想框架大体确立。
防控期间，我最挂念我的父母，担心他们缺粮食少蔬菜，然而很快收到了父亲寄来的150公斤大米。如今已近三年，大米尚存少许。我决定写一篇论文，说说“七”“七世父母”“七佛”所关联的中古早期观念世界。写作时不得不反复敲下“父母”这两个字，就像发电报。我的老父和老母，会不会在某个瞬间收到宇宙中的神秘信号呢?
只辨析了“父母”和“七世父母”，文章已经过长，于是打住，也算兴尽。疫情暂时平复，管控也松动了，迫不及待去看望了父母。小心翼翼摘下口罩的那一刻，彼此都有劫后重逢的庆幸和喜悦。
宝麟博士后工作到期面临出站的选择，便约她到单位见面。我向宝麟大致介绍了新论文：“七世父母”其实就是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形态。“父母”即“生身父母”，这在儒家知识和观念系统里是不言而喻的，佛教把“父母”分成“生身父母”和“七世父母”，促使儒家重新思考观念的边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提到，相比殷礼，周礼有三项新的建立，其一便是“庙数之制”。《礼记》规定“七”是天子之数，“天子七庙”，意思是只有天子可以祭祀其上六世加上太祖共七世祖先，庶民则不配祭祀祖先，遑论“七世”。《佛说盂兰盆经》却以“七世父母”为超度对象，为庶民规划了祭祖方案。这个例子貌似历史缝隙中的微澜，却也能见微知著。如此一来，儒家平等观念可能要应对如下提问：其一，以人为唯一目的，抑或以六道众生(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生命形态)为目的?其二，运用于计量人的生命长度的此世，抑或运用于全部生命形态共享的“三世”?其三，人世间的等级制度，作为不平等的根源，是否天经地义、有无消弭的可能和路径?总而言之，从佛教的缘起思想向外推衍，无远弗届的、不受时空滞碍的平等才有可能，中国文化中若有彻底的平等，此“平等”离不开佛教在初传并中国化的历史时期对本土观念的冲击和启发。
然而所谓“观念”终归是一孔之见，宇宙浩瀚，无形无相，人类施设了“时间”作为观念的工具，万事万物才能一一展开，才有我们眼中的世界。进入历史时空，人类创造文明、发明文字、记录世界的样貌、探索超乎人世之上的宇宙秘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不同文明和文化系统中的人们未必不是在探索同一个真相，人们终将回归同一个宇宙。汉唐之间的数百年，由佛教而生发的基于缘起的平等观，未必不是对中国既有观念的唤醒和发覆。即便盘点儒家观念，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上溯到六经之首的《周易》。“伏羲画卦”“文王演卦”“孔子作传”，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对宇宙的观察和对人世的体认，庶几收束于斯。
相谈甚欢，不期有灵光乍现。我当即决定，邀请宝麟组织一次有关《周易》的讨论，作为“汲古论坛”第七场——是的，恰好是第“七”场。宝麟欣然应允，几天后提交了方案。得知她把论题定为“以《周易》之眼观世：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我不由深深折服于宇宙的秩序和命运的安排。
二
2020年9月，履新不久的文化和旅游部胡和平部长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调研，中国文化研究所是其中一站。胡部长指着文化所学术厅东墙的张载“四句教”问：“今年是什么年?”众人哑然，我亦无言以对。“今年是张载诞生一千年!”胡部长又问，“这四句话，你怎么理解?”
我想起那个久远的下午，唐达成先生问过我同样的话。20世纪90年代中叶，他是中国作协掌门人，我是初入职场的年轻记者。某次会议间隙，他没来由地要送我一幅字，问我喜欢什么内容。我每晚蜷缩于恭王府后罩楼一间公用办公室，没有一寸私人空间，对这份礼物有些迟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写张载四句教吧!”于是一字一顿背了一遍，内心竟升起些许苍凉的豪迈。唐先生很惊讶：“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喜欢这个?这四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其时我的师长们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接续八十年前的“五四”余响。我的同学们一出校门就受到“市场经济”的洗礼，旧根基千疮百孔，新秩序缺檩少梁，“在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语)，有无恒定的价值?我们向往的彬彬有礼的好社会如何可能?我们步履艰难的人生如何校准、如何抉择?我们求真向善的心何去何从、如何安顿?
“四句教”字很多，我请唐先生只挑其中一句写，纸的尺寸尽量小一点，方便居无定所随身携带，这便说起文史哲专业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后大概率会遭遇的困窘。唐先生亲切温存，我不由流露些许私意，盖平日不足为外人道者：虽寄居王府，因居住条件过于严苛而日常用度过于拮据，只能以颜回为楷模，学习他一箪食、一瓢饮，身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不时有朋友携酒来王府共饮，半酣时分，常同颂“四句教”，仿佛西墙有铭，点醒自己不忘记读书人的使命。虽镇日为衣食奔波，疲惫不堪，但从未想过“下海”或“进外企”，投身“商品经济大潮”载沉载浮。我之向往，乃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学者，去做“为往圣继绝学”的本分事。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如此宏阔的事，还真不敢去想。
唐先生频频颔首、微笑不语。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四尺斗方，内容并不是“四句教”，而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闲散飘逸的行楷，与未届而立的我若即若离。而今，唐先生已作古，面对胡部长发问的我，已过“知天命”，年龄恰好倍于当年面对唐先生时。一时百感交集，一通漫漶后草草做结：这四句教，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也是每个读书人的“下工夫处”。
然而事后我很想修正以上应对，说“每个读书人”未免臆断和疏阔，我本人就早已经不把“四句教”作为“的的大意”了，正如我早已不执着于“新”，只把“新”视作“变易”，而不必然把“新”等同于“好”。比如“新冠病毒”也是“其命维新”，此“新”，此时此刻的人类只能视其为瘟疫、祸患和灾难。即便“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也更愿意把“生”解为“变化”，而不轻易和某种特定的价值去绑定。
我也早已不执着于过去现在未来单向递进的线性时间观，以及随之而有的“日新日日新”的进步观。不断变好，只是人文宇宙的梦想，对“越变越好”的信念，只是推动“人文的宇宙”持久运行的基本动力。“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剥卦和复卦是小循环，既济卦和未济卦是大循环，七日往复，周而复始，春夏秋冬又一春，不断变易周流不息，则是“天文的宇宙”的底色。第七场汲古论坛，宝麟提出了问题：“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有启发力的点在于，和“人文的宇宙”相对应的是什么?我们习惯了以人本主义立场思考和行动，有没有想过，以人的欲望和信念为动力而不竭运转的“人文宇宙”，并不能成为人有能力讨论的客体或对象，人文的宇宙是既成事实。“非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这才是个问题。
2020年，横渠先生一千岁，我正好五十岁。“五十”是“大衍之数”，然而“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系辞上传》)，用以占筮的五十根蓍草，有一根是抽出来搁置不用的，用四十九根蓍草，足可推衍天地运行和人事兴衰。如此看来，在人文的宇宙，四十九是最大数。那不用的“一”又作何用呢?王弼说“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不用”不是“用”的相对，正如“动息则静”，静不是动的相对;“语息则默”，默不是语的相对。不用、动息和语息，“异类”才有可能“获具存”，天地之心才会呈现。虚而不用的“一”，恰恰是人类从人文宇宙返回万物平等的全体宇宙的可能性和通行证。
横渠先生以及同时代的二程、司马光等宋儒必不会认同此说。张载是关中人，关中是周人故地。他早年著有解说《周易》经传的《易说》，晚年著有以易学发明儒家诸经的《正蒙》，王夫之以为其所论学“无非易也”。谷卿提议，汲古论坛的第八场，不妨给横渠先生庆千岁之寿，讨论张载与宋儒的思想世界。在上一场，宝麟请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亚民老师为《周易》做概述，谷卿说，辛老师其实专门研究张载，他新出的专著，题目正是《张载易学研究》，不妨请他来操持本次论坛。
自上回在文化所学术厅一别，再未与宝麟谋面，论坛也只是在线上举行。这时她正好发来信息，告知已出博士后流动站，在一所高校获得教职，还在中关村。其命维新，她开始了新生活。
逝者不舍昼夜，斯人浑然天成。天地以其不仁，万物得其所哉。
三
疫情第三年，暮春。某日新闻中同时出现的两个地名，将为历史长河留下刻度和标记：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因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而“入于坎窞”(习坎卦爻辞)，全城封控，艰苦卓绝;河北雄安，作为“千年大计”，“元亨利贞”(乾卦卦辞)，正攻坚克难、蓬勃生长。
雄安新区本于三个县：雄县、安新和容城。“容城三贤”刘因、杨继盛和孙奇逢，是儒家道统和学统中的精神航标——刘因和孙奇逢发微理学、教化一方，在文庙配享从祀;杨继盛被封为北京“都城隍”，秉持正义、护佑生民。
元初大儒刘因，父辈和祖辈事金，幼时以金人自居，及长则归心于宋。因朝廷两次征聘不就，忽必烈称其“不召之臣”。清初大儒孙奇逢，多次辞谢征召，时人称其“征君”。元和清都是北方草原民族在中原汉族政权之后建立的中华帝国，于易代之际而遭逢华夷之变，维护儒家道统、接续儒学学统便成为攸关文化认同和国族存续的大事。大儒之大，非自谓也，盖自觉也——自觉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和使命，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束冠之年写就的奇文《希圣解》中，刘因描述了一个奇梦。三位老者，拙翁、无名公和诚明中子，以各自境界接引他步入圣学之门。他们分别对应宋代大儒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刘因把自己归入了儒门圣贤的精神谱系和理学后学的学问谱系。孙奇逢著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四书近指》等，将朱熹“格物致知”与王守仁“致良知”合二为一，将“道问学”与“尊德性 ”合二为一，主张“躬行实践”“经世载物”。明朝谏臣杨继盛正是反身躬行、求仁得仁的践道者。他弹劾奸臣严嵩，在狱中惨遭酷刑而不改其志，留下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慷慨赴死。“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杨继盛以铮铮铁骨，成全了儒者的人格。
这三位“乡贤”，令今日雄安成为“北学重镇”。北学，北方儒学脉络之谓也。我更愿意把北学理解为，以胡汉交融之地的浑朴深芜和慷慨悲歌，摒谦弱、放浪、无根和无归，扩充中国文化的胸怀，提振经世致用的品格。河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梁世和研究员念兹在兹，推动成立了“北学研究院”。“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颂其诗读其书或可知其人论其世，然音容笑貌和精神回响，还要去故里寻觅，或可于依稀仿佛间、于槐榆桑梓间，收获些许亲切的体悟。
杨继盛祠所在的北河照村和孙奇逢故居所在的北城村，民居多四合院落，几乎没有如南方农村那种独栋小楼。长长的院墙挡住了外人的目光，高大的枣树和槐树，很容易留在游子的梦境里。小院门楣的吊钱和门上的对联，勉励着温存、朴厚、保守、稳当的耕读传统，与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训诫互为表里、彼此映照。孙奇逢故居前，老农垂手肃然而立;杨继盛祠堂里，村妇恭敬献上三炷香。闲邪存诚，里仁为美，圣人之仁廓然于天地间，乡贤的教化之功尽在日用而不知中。
我注意到两个村子里有些院落的门上贴着“乡愁保护点”标志。向导说，这两个村子很快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雄安新城的高楼大厦。这些被指定为“乡愁保护点”的建筑、老树或老物件，很小一部分或许能得到修缮、在原址幸存，用来承载新世界的乡愁、疗治旷古未绝的怀乡病。
离开村子后，我们登上雄安新城建设工地瞭望台，看四野塔吊林立旗帜招展，千军万马一时竞发。“时间开始了!”记得一首歌颂新中国成立的长诗中这样写道。时间开始了，北河照村和北城村的旧历史，也将被新的时间覆盖，然而人的记忆和情感远非进步的、奔涌向前的工具理性和叙事所能抚慰，作为祖先的后人和后人的祖先，过去现在未来如同镜像，收束于当下的每个瞬间。刚刚相遇，便要做永久的告别，在塔吊的四面楚歌里，夕阳下那些行将消失的村落让人无限怅惘和怀恋。
我是在瞭望台最高层接到韩子勇院长发来的信息。他看到我拍摄的北河照村“乡愁保护点”照片，建议汲古论坛邀请几位学人说说“乡愁”。半个月后，我把汲古论坛第九场主题定为“惟不能归，所以远望：中国文化中的乡愁”，由修建和谷卿联合主持，在重阳节前夕通过网络会议推出，引起在线听众的共鸣，讨论很是热烈。三个月后的冬季，当地友人传来照片，北河照村已然成为废墟，那些我路过并记录在照片里的“乡愁保护点”，只有杨继盛祠孤立于寒风瑟瑟的荒野中。三年来的此时此刻，我无意中看到一则视频，是为杨继盛作传的容城作家郑女士，用手机记录的在“雄安郊野公园”寻找杨继盛祠的过程。新木刚刚抽芽，簇拥着新铺就的红色步道奔向前方。几经周折，郑女士终于在步道尽头找到了那幢小小的乡间仿古建筑，朱漆黛瓦，焕然一新。
时间开始了。
四
“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诗中写道。2020年的多数月份，我们闻不到野蜂蜜，新冠病毒熔断航班、封堵道路，强迫我们在“自由行走”和“自主呼吸”之间做出选择。然而下半年我依然有不止一次的旅行经历。从雄安回京不久，我又飞去敦煌，考察了悬泉置、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回程在酒泉文殊山石窟略作停留，赴兰州，把兰州博物馆馆藏又一过。这回熔断我的理性、令我在刹那间黯然神伤的，不是任何一件文物，而是胡人乐器陈列区域墙上抄录的一句唐诗：“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诗作者李端是唐代宗时人，其时吐蕃占领河西走廊，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熔断”了。战争和瘟疫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所幸人类总有办法尝到野蜂蜜。
这是我的第三次河西走廊之旅，沙州、肃州、甘州、凉州和兰州，这些地名如此美妙，仿佛井绳上熠熠发光的水珠。我在汲古论坛第九场致辞中，借凉州胡腾儿的乡愁，说起丝绸之路上的乡愁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下共酿的“乡愁”，又说起中国文化是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成型的文化。在第十场致辞中，我把时间想象成一眼极幽深的井，把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想象成井绳在井中汲水，或者，一次“光的旅行”：
“汲古论坛”之名，得之于赵朴初老人留给我们的十字箴言：“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绠”是井绳的意思，“汲古”，又仿佛把井绳不断投向时间的深井中。深井无穷尽而井绳有长短，就像时间无穷尽而历史有始终。如果说要赋予第十期“汲古论坛”以某种纪念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尝试把井绳修得尽可能长，让它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自由坠落，让它冲出传世文献构筑的中国历史的孔道，奔向中华文明生发处的那道光。我们这次选择了一个基于考古学的跨学科话题：“金声玉振：上古世界体系中的石峁与二里头”。
基于人的日常经验和特定的认知模式，我们习惯把时间确认为直线，把附着于时间之上的历史想象为一条前后相续的、朝着一个方向奔涌的大河，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成年以后，我对时间的思索得益于两本童话书。二十多年前，我们刚刚迈入新世纪。我的同学杜玲玲一气购进数册《爱因斯坦的梦》送给朋友们，我马上被吸引并终生难忘。在书中，爱因斯坦做了六十个梦，梦中的时间都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条大河”：“如果生命以老朽为始，以童稚为终，那么年轻和年老如何定义?如果生命只有短短的二十四小时，看过一次日出就要凋零，此刻为何奔忙?如果所有梦想都将预知成败，我们是否还会梦想?如果此刻初遇的爱人，下一刻便不复存在，爱情会不会只是一场徒劳?如果一分钟后世界就要末日，又该在哪里与谁相伴?”如果时间流转的方式不同，我们如何搭建我们的观念世界?我们仍会如同现在一样地生活吗?
比之更早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逛琉璃厂旧书摊，淘得一本素白封面的《彼得潘》，属于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彼得潘永远不长大(没有时间)，他的领地(Never L)，梁实秋先生译为“永无乡”(没有空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庄子爱自由，他为我们指点了时空尽头的自由之地“无何有之乡”。佛教更彻底，不用“有无”这种“对举”，直名“虚空”——空，不妨理解为粉碎一切执着的方法论。人类的执着，比如对“新”的执着、对“进步”的执着，究极而言，来自对单向度直线型时间模式的执着，因其与生命经验若合符契。时空中的人，摆弄着四十九根蓍草，推演出各种卦象，感通过去、洞察未来，也把此时此地此人框定。人是语言的囚徒、文字的囚徒、符号的囚徒，归根结底，人是自己的囚徒。
我亦不能免俗，依然把时间比附为河流，只不过水流从横向转为纵向，围以井栏，配以径直向下的井绳，美其名曰“汲古”。仿佛井栏上刻满了文字、仿佛井底有一座文字的山峦，仿佛穿过山峦，还有无字时代的各种盆盆罐罐，召唤我们确认祖先的文化基因。这是冥渺幽微处的乡愁，所谓“汲古”，实乃“原乡”，惟不能归，所以远望。
历史学和考古学都是本于人的学问，是通往人文宇宙的通道。历史学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古学依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而第十场论坛讨论的“上古世界”，是今天的我们无法通过文字抵达的世界。凭借考古现场和出土器物，考古学家做着破译和拼图的游戏，承担了研究人类早期历史的全部任务。
国家的出现是考古学判定进入“文明”的标志之一。作为“最初的中国”这一特定场域里的庞大古国，石峁和二里头昭示了最早的中华文明。“石峁和二里头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中原文化格局重组这一里程碑事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石峁，这座令人惊奇的石城，如何推动了早期中华文明的进程?把石峁和二里头置于上古世界体系中加以观照，今天的我们，如何辨别出那些支撑中国文化大厦的、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稳定特质?”我在致辞环节提出这些问题。
书斋学问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文化所概莫能外，同仁们以爬梳传世文献见长，从中提炼思想和观念的脉络。近代以来田野考古不断从地下发现新的文字材料，如殷墟甲骨刻辞、商周青铜器铭文、战国与秦汉的简牍、陶文与封泥，以及历代碑刻、墓志等，这些出土文献或将是文化所新命之所系。组织第七场汲古论坛的吴宝麟来自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我很乐意接纳她来文化所，无奈机缘不凑泊。所幸此之前进所的谷卿于金石学颇有心得，此之后进所的焦天然则专攻简牍。考古学用没有文字的实物遗存搭建历史框架，自有一套方法、概念工具与表述语汇，有时未免过于专业，令人望而生畏。当我想做一期探讨早期中华文明起源的论坛时，能想到的唯一一位与考古学有关的朋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
我和易华相识于2018年秋天我的第二次河西走廊之旅。我们同时走下从山丹县到张掖市区的大巴，他背着硕大的双肩包，我扶着拉杆箱茫然四顾。他研究青铜器和上古东西文化交流，研究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关系，常年游走于甘青一线，亦穿梭于考古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多种学科之间。我们聊了几句，他给了我关于住店的建议，我顺便提到了汲古论坛，我们很快分道扬镳。再次见面，已经是两年后的事了。
那回小聚，易华请来考古学界赫赫有名的韩建业教授和许宏研究员，以及从事神话学研究的谭佳研究员。作为曾经的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于1999年至2019年间主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他不断向公众普及“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这种宏大而专深的问题。他本来是最契合聊此话题的人，无奈天时不巧，他去了西藏。韩教授与我有些渊源，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同处燕园。他是甘肃通渭一带人，教课之余，带队发掘位于庆阳的南佐遗址，供奉七佛的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就在附近。他面容高古，性极仁厚。经韩教授介绍，他的同事、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系陈胜前教授也加入进来，颇令我有意外之喜。其时陈教授的一篇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文章广为传播，我们这些外行对考古学能有如此学习热情，多少和这篇文章有关。这期论坛便由韩建业、陈胜前和易华担纲，记得焦天然写的论坛综述，点击量一两天就有好几十万，习惯了寂寞的文化所同事一时很兴奋。
谭佳为论坛做学术总结。她是叶舒宪先生的高足，透彻、犀利，集仗义和温情于一身。促使她走近考古学的，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解构。我们几乎没有找到上古的文字，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不过100年而已，在遗址发掘之前，“三皇五帝”这些所谓“神话”更像是祖先的信使。“往来井井”(井卦卦辞)，回到那眼文字装点的时间之井，信使穿过文字的迷雾和语言的牢笼，沿着井绳升腾而上，递给我们祖先的印信。这印信，我们要不要作为国族的“信史”呢?这就为下一场论坛埋下了伏笔。
金声玉振，有始有终，然而这2020年最后一个月，新冠疫情的历史还未终结，“小狐汔济，濡其尾”(未济卦爻辞)，小狐狸渡河，眼看着要上岸了，尾巴又掉进水里;病毒的消息眼看着沉寂了，不期然某地又来一轮封控……论坛举办七天后，又到我以七日为期去通州看望父母的日子。磨蹭到天黑，父母送我去地铁站。走到桥中央，下雪了。雪花还没落地，我已在路灯的光柱里发现了这些飞舞的信使。爸爸疾步走到妈妈跟前，拦住她，替她拉好垂在棉衣后面的帽子。他们面对面站着，一个戴着白口罩，一个戴着黑口罩。我拍下了这个瞬间。京杭大运河在我们脚下流逝，那一头是我们的老家。
是为序。
【作者简介：喻静，文化学者，现供职中国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