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博士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作品发表于多家刊物,并有选载。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俄罗斯套娃》。曾获2020年“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21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新人奖等。
我们早就说过去俄罗斯,用热烈、亢奋,甚至是明知有些不切实际却仍愿投入表演的梦幻语调。比如说,在最寒冷的时节抵达伊尔库茨克,坐大巴前往贝加尔湖——我们要脱掉外衣,躺在冰上,像两头失血过多的鹿。再比如,多办一份签证,去赫尔辛基住几天,看波罗的海另一边的景观是否如传闻中那样广阔,就像明信片色彩更丰沛的那一面。
我们真正踏上俄罗斯之旅,是因为梅的家里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为此,她打算离开上海,去深圳工作。近三十年的生活痕迹,即将一笔勾销,而旅行无疑是一种具有清空功能的过渡方式。
凌晨四点,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在接驳车上,我们拍了纪念性的视频,最后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以便把一切与身份相关的包袱一并丢弃。我们搭乘的飞机被漆成苹果绿,颜色如此明快,从头顶飞过时,会给人一种有乘客正在机舱里欢乐挥手的错觉。天还未亮,黑暗之中,这座城市里所有尚未昏睡的灯火都从飞机身上滑落。飞机上升,城市变小,电路板似的光道被云层覆盖。在目力未及之处,太阳逐渐卯起一股清亮。也许无数个陈白露还在等待日出,但这对我们而言没有意义。前一晚,我们睡得太少,此刻只是想方设法延续睡眠。
六个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托尔马切沃机场。机场不大,各方面功能欠佳,不输给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的是:这里有同款自动咖啡贩卖机站岗,守护着现代人在等待序列中对咖啡因的迫切需求。我尤其喜欢榛果拿铁,尽管它出自那张平淡无奇的滤网,而且总是冲泡不匀,喝到底部露出一股浓稠的速溶粉味。除了它,我没在任何地方喝到过咸味的榛果拿铁,花费仅仅是一百二十卢布。我和梅买了两次,一边喝一边在机场重新梳理旅行路线。本次行程取道新西伯利亚,先到圣彼得堡,再坐火车前往莫斯科。接着,我们放下提前打印的一页页计划,静候它们真实地发生。
这是二○一九年三月的最后几天。
在圣彼得堡,河流里的冰层已断裂为冰块,悬浮在沉默的水上。我们订的民宿在丰坦卡河沿岸,窗口正对着石灰岩一般的河面。房子位于公寓的第三层,打开门,即见一间三十平方米的客厅。墙上挂了风景油画,丝绒窗帘敞在两侧,如剧院帷幕。一座镂花的楼梯通往半间阁楼,经巧匠改造,它已成为半开放的卧室。我们随意安置好行李,还没从新古典主义的装潢风格里回过神来——麻雀虽小,五脏有点过于丰富。“我们真的在俄罗斯了。”我们或许说过类似的话,满是重音词,仿佛忍耐许久还是发出了这句感叹。某种意义上,旅行就是奔向一种异域风情的眩晕,轻微的副作用不足为道,因为相对于四平八稳的日常生活而言,我们深知这种眩晕的可贵。
出门已是傍晚七点,夜色还没降临的意思,只不过天色稍阴沉。河的对岸,建筑相连。它们当然各有造型,颜色上也投奔了不同的调性(白色、肉色、粉色、土褐色),一眼望去,却觉得它们何其相似。一种共通的秩序笼罩在它们身上:对称,平衡。屋顶、窗户、雕塑修饰严格标准化,每处肉眼可见的存在都依赖于其背后的逻辑。现代化在此似乎是绝迹的,四处是恢弘的古典之声。而在这集体倾情的合唱中,每幢建筑都成功地隐遁了自身。圣彼得堡的历史——哪怕你尚未从书籍中清晰地指认过它,也能感到它在半空中喑哑地嘶吼,以近乎一种幻术的方式施展它已经消逝的威胁力。
我们从距离最近的桥过了河。它曾经被命名为“叶卡捷琳娜桥”,待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改称“罗蒙诺索夫桥”。从一位女王横跨至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后人看来,时潮变化趣味盎然,而风早已吹过去了。无论如何,四座标志性的亭子均匀地立在桥上,仍然是十八世纪时的模样。亭子顶部新设了造型灯,但布线非常粗糙,我们看见几根白色电线耷拉在古老的石柱上——这是圣彼得堡穿帮的一刻。
在便利店,我和梅买了Marlboro的蓝莓双爆珠烟。当时梅在广告公司上班,一支烟意味着从高压环境中抽身的三分钟。她在单位楼下抽了两年,还没邂逅她的“张志明”。我几乎不抽,但既然买了,也可以点一支。我们拿着烟,走向街巷,走向即将淹没我们的人群,走向我们在圣彼得堡的第一场黄昏。
我们扮演着“游荡者”的角色,无所事事,不受任何责任的捆绑。我们要遍寻这座陌生城市的可能性。在大路上,我们即兴拍照,把关于圣彼得堡的碎片收纳起来。人生中的许多时刻(尤其在童年时代),我反复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当下穿身而过的瞬间。这种施加于记忆的力量半带着祈祷,笨拙而过时,真正实现的极为稀少。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那些被认为重要的瞬间很快佚失,藏身于结构复杂的时间迷宫之中。
夜更深时,我们瘫在各自的小床上。旅途极易疲惫,持续兴奋加快了体能的耗散。只要一松懈下来(例如沾上枕头),当即陷入精疲力竭。随着自身的解体,对圣彼得堡的情绪滤镜也破裂了,另一种真实终于被我们“看见”。
梅率先提起了我们在圣彼得堡的遭遇。从普尔科沃机场到住宿地点,我们叫了一辆黑车。这并非我们本意,只不过当司机擅自拖走我们的行李时,我们兀自顾虑着国际友人的形象而没有拒绝。在车上,我们悄悄用Uber搜索了两地行程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八十五元,可最后他却要收我们相当于九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价款。我们请他出示发票,他手写了一张字迹漂亮的收据——不得不说,我多少被他古怪的幽默感所打动。短暂的六个小时内,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我们在附近超市买完第二天的早餐,到收银台,柜员却拒绝收款,非向我们推销临期打折的巧克力。我们不买,她就不结账。眼看着后面排起长队,我们不禁又一次受制于国际友人的形象包袱,被迫买了两块。
当然,这些只是开头。有意思的是,这些大部分都带着一种理直气壮的粗糙。细思之下,非常无厘头,大脑里不禁弹出“竟然还有这种事”的字幕。因此,当我们在半睡半醒之际立誓,回国后也要去浦东机场开黑车,专载俄罗斯人——这番雄心壮志便成了一则通往梦境的松弛玩笑。
在圣彼得堡的几天,我们自己做早餐。首先,从一堆器皿里挑选两个最大的餐盘——蓝色,半透明,饰有类似汝窑冰裂纹的花纹。我们把炒蛋、橄榄、煎培根、通心粉或牛奶麦片放在上面,再配以一两种甜点。传统的俄罗斯甜点实在不敢恭维,每天换花样,终究还只是在试错。其中较为知名的,或许要数拿破仑蛋糕和提拉米苏。二者在外形上都较为单一,口味又干又甜,与想象中工业城市的气息倒是相符的。不过在圣彼得堡,食物本来也算不上亮点,激发不了我们四处尝鲜的冒险精神。我和梅常去的S餐馆在涅瓦大街上,供应西餐为主,兼有红菜汤、罐焖牛肉等游客亟待一尝的本地风味。我们甚至在那里办了一张会员卡。
就我们的住宿位置而言,无论去哪里,涅瓦大街是必经之路。一直往前走,稍加转弯,可以抵达许多地方。来到圣彼得堡的第二天,我们已经入乡随俗,开始乱穿马路了。对面是喀山大教堂,朝向涅瓦大街的一面有一个半圆形的柱廊,成列的罗马柱巍然撑起这座神秘的殿堂。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里讲到,对于宗教徒而言,空间是非均质性的,而教堂即是一种与别处存在内在品质不同的空间,具有尘世与天堂之间的介质特性。然而,对于缺乏宗教背景的游客而言,这种与神圣的联结仍然是可感的。覆有金箔的十字架,镶满宝石的墙垣,抑或是垂落在形形色色雕塑头顶的水晶灯,这些高于生活的事物,使震颤降临在平凡的我们身上。在经历某种中断之后,所有围拢我们的空间焕然一新——这种重置就是最通俗化的神迹。除了显灵三次的喀山圣母外,喀山大教堂另一位栖住者是俄罗斯元帅库图佐夫。教堂前立着库图佐夫的雕像,一手执剑,一手持地图指向远处,这与其在冬宫的画像有相似的神姿。在库图佐夫的纪念碑顶部,所塑的则是骑马像。跟团旅行时,导游总会科普如何从马的四蹄看其主人死亡的原因。库图佐夫的马抬起一蹄,意味着他受伤而亡。事实上,一八一三年四月,库图佐夫在追击拿破仑军队时,于德国小城本茨病逝。死亡向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伸出手掌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心中涌现何种变化,只见他欣然臣服,从身后难舍的征尘中遁迹,步入烟云。再往前走,便是一片商场区。那些占据高楼的商家,似乎在布置橱窗方面非常不精通。商品像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模样,谦逊地(乃至冷漠地)坐在橱窗里,拒绝向顾客发出迎招。这种沉默的气质也是圣彼得堡所固有的,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谈及这座城市——仿佛我若一开口,我们之间的某种隐秘共识就会破灭。
有一天,我们走在涅瓦大街上,放任弯道的引诱而不顾(甚至没有在冬宫的位置转弯),径直奔向了路的尽头。于是,我们终于看到了涅瓦河。开阔的天空下,一种深邃得充满隐喻的蓝色,正向遥远的对岸颠荡而去。湿漉漉的白沫打在防汛墙上,高处有金色塔楼往两边延伸。早春的日光仍是冷的,落在塔尖,虚晃一枪,折射出无声的明亮。我们抽了几支烟,由于意识到刺面的寒冷是风与我们的互动方式,便选择了忍耐。梅下到河滩边,我则独自坐在上面,一边在搜索引擎中找到河流的下一个目的地:芬兰湾。河面上还有大块的碎冰,我暗想,也许它们会在漂往芬兰湾的半路融化,成为河水的一部分,重新融入平庸之辈。
圣彼得堡的第二个夜晚,我们打算在客厅里投屏看电影。零食准备充分,主要是腌制的生肉:帕尔马火腿和萨拉米。这类食品在俄罗斯卖得很便宜,一包七十克,折合人民币只需十多元。我们每天都会买,任凭不健康的亚硝酸盐钻进血管。梅想看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几年前,她看过一次,圣彼得堡或许唤起她重温旧好的兴致。由于疲倦,没看多久,我就在沙发上入睡,只隐隐从电影里学到一句德语“Mama, ich hab dich lieb”(妈妈,我爱你)。我时常从各处乱学一些边角料的句子,例如还学过一句日语,翻译过来是“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田中秀幸”——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田中秀幸,这句话势必也无用武之地。
另一天夜晚,我和梅去了那家熟悉的餐厅。我们点了一瓶红葡萄酒,而我烟酒不沾的乏味作风使梅不得不一个人把醒酒器喝空。那并不是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夜,可不知什么原因,当我们走出餐厅时,徒然涌起一阵告别的氛围。冬季并未彻底撤离,时令如飞一般相互越过边界。圣彼得堡下起小雨,后来又变成雪。当我们站在路灯下,雪片似无尽的飞蛾,扑向我们茫然的面孔和这片了无新意的陆地。梅仿佛有话要对我讲,但怎么都说不出——我们认识太久了,十七年,语言很容易在吐出口的过程中被添附各种目的,以至沦为庸俗。在那样的夜色下,我们冒着风雪一路前行,穿过阿尼奇科夫桥。桥两侧有青铜雕像,底座已积起冰粒。最可怕的事是在那以后不久发生的,我们的境外wifi设备不知不觉没电了,最后一些电量可能用在了买酸黄瓜。我们想必就在住处附近,但失去数据信号的引导,这些一模一样的街道与房屋都成了障眼法的一部分。酒劲上来,梅近乎晕眩,逐渐进入一种语无伦次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竭力回忆,找到阿尼奇科夫桥。可惜过桥以后,我们转错了方向,以至回去之路又耽误了两个小时。
雪一刻不停,我们走过人烟寥寥的广场。红绿灯闪烁,如一头隐蔽猛兽喘息。梅磕磕绊绊地向我道谢,为许多年的陪伴;继而道歉,或许是同样的原因。她险些落泪,我也失语,像是误闯入人生中真正重逢的一刻。那些珍贵之物,竟如此慷慨地显露,意欲照亮我们往后的生活。
最后一个晚上,我和梅去马林斯基剧院看《天鹅湖》。中学时代,我们早在课堂上通过投影仪领略了黑天鹅的三十二圈挥鞭转。当它在一个相对未来的时空,重新出现于我们眼前,我们也已通过刻塑被迫成为另一个人——更完整,或许(其实把握应该更大一些)也成为较之旧日更好的人。
我们为各种设备充满电量,一路从剧院步行回去。我们买了好时巧克力雪糕,经过酒吧街、火车站、宽敞明亮的道路。我们也讲了许多事情,无论是遍布于回忆的,还是此刻万千感受支流中被察觉的一种。路途遥远,似乎可以无穷尽地往下走。
我忽然想起布罗茨基曾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里,写到过圣彼得堡的“白夜”现象。在布罗茨基生活的年代,它还叫“列宁格勒”:
学年一般结束于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些白夜将在整个六月份持续。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高纬度地区是很常见的。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并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去。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像水。
“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如此动人。因此,我们在两天后到达莫斯科,望着气宇轩昂的红场以及极富风情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尽管人群那么明朗,而黄昏又景色撩人,我们只觉得错失了一种重要的、再也不可言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