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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在恶劣天气和恶劣路况、以及强烈的预感中几乎“明知故犯”的翻车事件，却在一方碍于情面优柔寡断跟多方的各怀心事迫切上路下，无可奈何地发生了。意外仿佛就降临于一刹那间，但分明又是水到渠成，后果早已在前因一步一步的推进和形成中无可避免。于“我”，这个车祸刻骨铭心，但于他人，倒成了一个有意或无意间了无痕迹地隐藏和抹去的事情。作者带着对人性和世事的洞察和体恤，通过这个小说，写出了现实中的偶然和必然，以及人和日常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是对世界、生活和自我的细细端详，亦是另一种层面的小中见大。
一刹那
□裘山山
一
那一刹那，我脑子里出现的竟是电影镜头：车身侧翻，三滚两滚，撞向路边防护栏，然后砰的一声，开始燃烧……真是警匪片看多了。我都忘了当时在下大雨，就算油箱撞裂汽油流了一地，也很难燃烧吧。
其实翻车之前，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部电影，《穆赫兰道》。开篇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暗夜里行车，车突然停下，两个男人拿着枪逼女人下车，女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突然，公路上飞驰而来几辆赛车，疯狂的赛车党将他们的车以及车旁的男人撞得稀烂。惊魂未定的女人爬出车逃命，却被撞坏了脑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车上，于是好戏开始上演……
但我肯定不至于，我是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车上的。虽然车里的四个男人都是我今天才遇见的，叫不出名字，只知道一个是副站长，一个是驾驶员。但是这场车祸我是认识的，它先于发生潜入了我的大脑，虽然潜入得非常缓慢，如同花生酱——据说世界上流速最慢的液体是花生酱——但潜入后就逐渐凝固了，凸显出一场车祸的模样。
所以，当车子撞向山体的一刹那，我没有惊叫，脑子里想的是，你真的来了！就好像亡命天涯多年的逃犯，终于看到了拿着手铐的警察，释然大于恐惧，周身放松，意守丹田。
翻车之前我已感觉到了异常，车身突然不受控制地下滑，虽然我们原本行驶在下坡道上，但下行和下滑是不一样的。驾驶员死命地扳着方向盘，真的是用了洪荒之力，但车子根本不理他，继续失控。只听副站长大喊：刹车！踩刹车！驾驶员回：没有刹车了！
“没有刹车”这个表述是如此贴切，以至于让我有了触感：一脚死命踩下去，刹车踏板和车子是失联的，只是一块铁皮而已。我在他们的简短对话中怔住，但大脑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充斥着愤怒，甚至还有点儿幸灾乐祸：好嘛，不听我的嘛，这下你们如愿了吧。
我下意识地抓紧了上方扶手，身子听天由命地交给了那股巨大的来自虚空的力量，我完全没想到应该抱住脑袋俯下身。那一刹那，我在等着自己被弹起来，然后摔下去，顺应车意。
据说人的大脑是有偏好的，天生就爱关注突发事件，而对那些随时都在慢速移动的场景视而不见。比如我们翻车那会儿，山坡上的树枝一直在微微晃动，雨水在默默地流过石壁，喝了雨水的玉米又悄悄长了两毫米，风在雨里继续呼啸，甚至，我们脚下的大地，也因为地壳运动而正在慢慢西移……我们只会注意眼前突如其来的快动作，注意一刹那。
一刹那之后，世界定格了。当然，世界是不会定格的。即使在最寒冷的南极，也有很多原子在运动。只有到了摄氏零下273.15度，原子才会停止运动，那就叫绝对零度。而绝对零度只存在于理论层面。所以我说的定格，不过是存在于我的感官世界里。
雨真的很大，感觉头顶那片天被两个交锋的大气团占领了，打得你死我活。天也是黑透了，以至于我们的车撞向山体接着一头栽下防洪沟时，都没有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就像无声电影中的镜头，默默划过银幕，其中还有个特写：右前轮一撞之下与车体分离，腾飞起来，在马路上向前滚，滚下了左侧的山崖。山崖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而我，原本是坐在那个车轮上的。我在那个轮子上坐了十四个小时。此时是晚上八点。
屏幕上应该出现一行字幕：一小时前。
二
一小时前，我们爬上折多山，山顶海拔四千三百米，北京时间七点整。这个时间，比我们预期的晚了三个多小时。之所以晚，是因为前期的行程不顺，一误再误。
整座山都在下雨，整座山都被黑云笼罩着，能见度极低，我只能隐约看到车前灯照耀下的十几米路。车子小心翼翼地跟着那束光一点点前移。雨刮器开到了最快档，和雨水争抢着玻璃窗上的地盘，来来回回，无休止地摩擦。于是乎，下山的三十多公里路我们走了五十分钟。这五十分钟里，早上潜入我脑海的不祥预感愈来愈清晰，我的心为此揪成一团，紧得发疼。
好在，当夜幕彻底笼盖四野后，我们终于进入到了康定城。看到雨夜里星星点点的城市灯火，我稍稍安心一点，于是再次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建议：
这么大雨，这么晚了（快八点了），我们就在康定住一晚上吧。
我想我都如此疲惫，司机一定更甚。真应该停下来歇息了。我们已经连续行驶十几个小时了，人困马乏，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路上遇到的塌方和翻车，比我进去的十天里遇到的总和还多。估计那天的黄道日历上一定写着：今日忌出行。
但没有人回应我。
这是我第二次如此说了。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两点才吃上午饭。那时尚无智能手机，我是凭来时的经验判断的，到康定肯定天黑了，从康定到雅安还有一百四十多公里。这样的山路实在不适合开夜车。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想，明摆着的事。
我说，咱们今晚住康定吧。
不料他们好像和我坐的不是一辆车，遇到的不是一样的经历，我的预测和建议，在我们饭桌上完全不能形成气候。他们意志坚定地表示要继续赶路，继续按原计划走。他们反复说，没问题的，他们经常这样走，肯定能在天黑前到雅安。四个男人，含驾驶员，每个人都把这句话说了一遍。那份笃定，不容置疑，让我无法反驳。
我只好顺从。毕竟，他们在这条线上已经跑了几十趟，而我才两趟。再毕竟，当时还是朗朗晴空。人都是受缚于自身经验的囚徒，关键是，他们的经验也把我绑架了。
大雨是五点开始下的，或者说，我们是五点进入大雨的。大雨一直在那儿下，是我们驶入了大雨。雨水令很多路段泥泞不堪，行车的速度和安全系数都大大下降，如此，不该重新考虑我的建议吗？安心在这个被情歌唱红的山城住一晚上，明天早上去雅安？
我完全没有打卡网红点的意思，我只是忍耐到了极限。腰酸，背痛，头晕，恶心，最重要的是，那个不祥之感愈来愈强烈，它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是路上点点滴滴的遭遇累积而成的。如我前面所说，它就像花生酱，缓慢而又持续地涌入我的脑海，然后逐渐变得坚硬。等到大雨倾盆时，它已然坚硬到像一把手枪，顶在了我的脑门上。
车上沉默。四个男人没有吐出一个字，甚至连“嗯”“呜”这样表示思考的语气词都没有，他们以集体沉默表示不同意。我真恨不能把那把枪转而对准他们的脑门：停下！再这样赶路是会翻车的！
可是我没有超能力，那把枪只顶着我的脑门。车子就在我的恳求下和他们的沉默中，急速地从康定城穿过，雨水把车灯前的柏油路照得发亮，亮到发滑。
我想再争取一下，就说，驾驶员太疲劳了，应该休息一下。
不想驾驶员马上说，我没事，主要看你了。
驾驶员说这话的同时，脚下似乎还在暗暗用力。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软弱，就好像我是搭他们的车，不得不顺着他们似的。实际上，这辆车是专门送我下山的。沉默片刻后，我妥协了，退一步说，那，我们先吃晚饭吧。
我想这个要求总该被认可吧。吃晚饭时，司机可以休息一下，从午饭到现在，他已经连续驾驶六七个小时了。他的疲倦和不耐烦显而易见。
这次他们接话了。副站长先说：这个，现在才七点过（他竟然把七点五十叫做七点过），大家都还不咋饿，我们就不在康定停了，我们再往前赶一点，去天全吃火锅鱼嘛。另外两个男人马上附和说：对的对的，去天全吃鱼，那边的几家鱼都好吃，不摆了。驾驶员说，反正烂路走完了，剩下都是好路了。
我沉默，愤怒在心里燃烧，恨不能怒吼：吃个狗屁鱼！难道你们非要翻车才甘心吗？在我的愤怒中，车子像上了滑雪道似的，以七八十公里的时速，急速离开康定城，重新上了公路。
如此说来，那一刹那，始于一小时前。
三
车祸现场。
撞进沟里后，我很清醒，想着必须马上离开这辆车，免得车爆炸把我也炸上天。我真是这么想的，来自电影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我努力向外爬，离开座位时，忽然想起背包没拿，转身拿上，顺带还摸了一下口袋，手机在。
我手脚并用，爬到门边时，先于我爬出去的三个男人，拽了我一下。原来他们已经爬出去了。不知道他们在最后一刻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歉意？
大雨依旧猛烈，还伴随着强烈的风。那风的时速大概超过了我们的车速，我不得不蹲下，以免被吹倒。时不时划过锯齿般的闪电，闪电亮起的瞬间，我看到五个人站在公路边上，傻傻地看着沟里的车。所幸，五个人都全尾全须地站着，没人受伤，至少没有重伤。受伤的是车，车子以报废的模样卡在沟里，车的前保险杠撞断了，少了个车轮，还碎了一块玻璃，显然，没有大吊车来请它，它是坚决不会上来的，它瘫在那儿嘟囔说：不行，我散架了。
如果要给这场车祸命名，我想应该命名为明知故翻。是谁明知？车，驾驶员，还是副站长？反正不是我。我是明知要翻极力阻拦，没拦住。我因此而痛苦。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源于对自己无能的愤怒。王小波如是说。我亲身体会到了。
我终于开口说，给牟主任打个电话吧。
当我开口说出这话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发颤，甚至发叉，腿也在抖，衣服湿透了。这辈子头一回用上了那个词：瑟瑟发抖。我拿出手机，用背囊挡着雨，想拨打电话。
副站长一步上前拦住我：别急，等会儿再说。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会儿？等会儿难道车子就能从沟里出来，像电影镜头那样回放吗？毕竟我这趟行程，是牟主任安排的。报告他是必须的。我希望他马上派一辆车过来，把我接到雅安去。此外，我还要，迫不及待地想要，吐槽。
副站长说，还是我来报告吧，我带车。
我明白了。我打这个电话，有点儿告状的意思。他打，算是汇报工作（突发情况）。虽然很不情愿，但软弱的本性让我依了他。
这个时候，我隐约发现我手上有血，抹了下额头，是额头出血了。很淡，被雨水稀释了，但毕竟是血。不知道撞到什么硬东西了，疼倒是不太疼，但生气。他们的固执，居然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很想大声质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非要赶夜路，非要在大雨中赶夜路？
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继续瑟瑟发抖。
副站长向路的两头张望，期待有往来的车，但一辆都没有，没有上山的，也没有下山的。没有人像他们这样冒死在雨夜赶路，制造一场明知故翻的车祸。
绝望中，雨幕中忽然出现了光亮，一辆小车从坡下爬了上来，我又惊又喜，竟然也有人在这样的夜晚跑路。小车主动停在了我们身边。一个男人探出头问：需要帮助吗？
真是活雷锋啊。雨夜雷锋。
副站长连忙上前说，谢谢谢谢，需要帮助，我们的车出车祸了，能不能麻烦你先把这位女士带到康定去？男人说，没问题。我说，不好意思，我身上湿透了，会搞脏你车子的。他说没事没事，快上车吧。副站长又叫来我们车上的另一个男人，跟我说，我在这里等处理，让助理员送你去康定。安顿下来给我打个电话。
就这样，我再次上了陌生男人开的车。
但这一次，我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了，而是松了口气。毕竟前面铺垫得太狠了。等在车上喘匀了气，我才意识到今天还有个反常，以往一到晚上六七点，丈夫会打电话来问，走到哪儿了，是否安全。今天都八点了（都翻车了），也没有任何音信。
我满心不高兴，但还是主动打了一个，我急于和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获得安全感。不料丈夫上来就说，他六点半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都没打通。我释然，猜想那时正翻越折多山，信号不好。我努力淡定地告诉他，我们出车祸了，我现在搭了一辆过路车返回康定。
之所以努力淡定，是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比我还淡定。我若哭哭啼啼，惊慌失措的，会很尴尬。他果然哦了一声，然后问，受伤没有？我说，没有大问题。他说，那就好。今晚住康定吗？我说是的，目前是这样考虑的。他说，那你今晚好好休息。
不管怎么说，我和失联的世界再次联系上了。世界虽然没有热烈拥抱我，也还是正常的世界。
到达康定，助理员已经为我联系好了招待所。我一再向那位雨夜雷锋表达我的感激，我问了他的名字，留了他的电话。我也不知要怎样，但这是表达郑重的意思吧。
我浑身湿透地站在简陋的房间里，窗外大雨还在持续，但是风势弱了些。风也和我一样疲惫不堪了。我有些恍惚，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四
一天前。
中午吃饭时，我和站里的人闲聊，我说我的采访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打算过两天就返回总部。我还说这些日子麻烦他们了。
我上川藏线采访，除了跑路外，还选了几个点住下。塘坝是最后一个点。我已在此住了三天。
这时，一直埋头吃饭的副站长马上抬头问，你怎么下山？
我说我跟牟主任说了，他会派车来接我。
他马上一脸笑容地说，噢，简直是太巧了，我们站里明天有辆车要下山，你可以坐我们的车下山，免得麻烦牟主任了。
我有些缺少思想准备，明天下山？这不合我的计划。但是，他的建议又很难拒绝，有顺路的车不坐，让人家专门派车上山，再下山，显得有点儿摆谱。见我犹豫，他又说，我正好要去雅安办事，我亲自送你下山，保证安全。
我迟疑着说，也好。
他马上说，那就这么定了。
是我的犹豫害了我。正如我的前领导给我的鉴定：你这个人，第一理想主义，第二优柔寡断。理想主义已经被现实生活折磨得形销骨立，站不稳了，但优柔寡断却如中年体型，越来越敦实。
我想抓紧时间采访，便放弃午休出去找人。路过办公室时，听见副站长正在讲电话：人家作家老师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老待在我们这山上好无聊嘛……我送她下山之后马上就返回，不会影响工作的……就两三天时间，绝对没问题。
我这才明白，不是正好有车下山，是我正好成了他下山的借口。最近站长不在，估计上级不希望他离开。他便拿我当了理由。可是，这一来我更难推却了。因为，他比我更迫切地想走，他会排除一切阻力拉我下山的。
晚饭时，他果然很高兴地说，一切都安排好了，牟主任指示我带车，把你安全送到。明天早上我们六点出发。
我吃了一惊，那么早？
他说，不早，六点走，晚上就能到雅安。
我又吃了一惊，这第二惊里有了害怕：明天晚上赶到？从塘坝到雅安，我来的时候可是走了三天，就算是越野快，也不至于快那么多吧？七百多公里的山路，起伏蜿蜒，处处有险情，起码应该分两天走吧？我弱弱地问了一句，能行吗？
他豪迈地回了句，没问题。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走的。
跟着他又加了一句，放心吧。你的生命宝贵，我们的生命也宝贵。
我有些不悦，但不再说话。其实我当时完全可以说，算了，我不坐你们车了，我还是想多待两天，多采访两个人。我这样说了，他还能绑架我不成？可是我竟然说不出口。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上了歧途。
一刹那的事情，并不是在那一刹那发生的。
当然，我也抱着侥幸心理（也算是为自己不得不出发做的心理建设）：上山的时候我阑尾疼，很担心路上发作，到了山上不好办。可他们只是给了我一板阿莫西林，说问题不大，吃两颗就行了。两天后我还真的不疼了。每次遇到塌方，石头滚了一地，我提心吊胆地觉得应该后退时，他们总是若无其事地下车，把石头搬开接着往前走。或许这条危机四伏的路对他们来说，和城里的街道差不多。一天跑七百里山路在他们是小事。
早上六点，天还黑着，我拿上行李出门。车停在院子里，我习惯性地坐到后面，副站长走过来说，老师还是请你坐前面吧，我们后面要挤三个人。
挤三个人？不是说专门送我的吗？但转念一想，他们常年守在山上，好不容易有辆车下山，搭个顺风车难免。我便坐上副驾，把随身的背囊和保温瓶也拿到前面，堆在脚下。
果然又来了两个大男人，和副站长一起挤到了车后座。他们沉默寡言，连个招呼都没和我打。驾驶员也不苟言笑，五官端正，瘦而高，算是个帅哥。但是，我更喜欢送我上山的驾驶员，黑乎乎，胖乎乎，一脸笑容。身处陌生环境，亲和力远比颜值更重要。
我就这样十二万分不情愿地上了路。
车里很沉闷。我想说几句活跃一下，或者和他们闲聊，联络一下感情。毕竟，五个人要在狭小的空间里相处十几个小时。但是，除了副站长偶尔回应我，其他三个男人都一声不吭。尤其驾驶员，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不说话不是拘谨，而是不快。从侧面看始终板着脸，似乎对这一趟出车任务很不情愿。
我作罢，也陷入沉默。窗外掠过的一座座山，在渐渐明亮的天光里泛出浓浓的绿色，毕竟是六月。山腰缠绕着云雾，犹如仙境。川藏线的美名不虚传。可是这样的美，是从危险中孕育出来的。
果然，出发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见一辆翻车，车和人都很惨，再走没多远，又遇到塌方，车子堵成一条长龙。前面的司机都靠在车上抽烟，好像只要躺平路就会通。我们车上的三个男人只好下车，涉过泥泞走了好几里路，到前面的养路段叫来了推土机，将道路开通。再往前走，又见一辆翻车，翻在路中间，把路堵得死死的。又去找大吊车来将其移开，得以通过。
如此这般，早饭推迟到十点，午饭推迟到两点。驾驶员似乎有些心急，将车开得飞快。有段路被洪水冲断淹没了，他也不减速，冲过那段路时，被水下的一块大石头狠狠绊了一下，车子腾空而起，将我放在前面的保温瓶弹起来，砸在我的头上。他竟然连一句抱歉都没说，后面三个男人也一声不吭，好像没看到。
我感到不快，但忍了。毕竟这是川藏线。但接下来，车祸继续出现，简直邪门儿了，前后六次。要命的是，每次经过车祸路段都非常缓慢，几乎是挪过去的。让我想起沙漠的迁移，大部分是跃迁，小部分是挪迁。我们就是挪迁，从天上看肯定察觉不到我们在动。由于如此缓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直面现场，接受血淋淋的交通安全教育。
车祸外还遇到两次塌方，一次是山上的大石头毫无征兆地滚下来，还好没砸到我们车，稳稳地立在路中间，我们车上四个男人，加我，都推不动。后来又来了三个司机，才把石头推到路边。还有一次山体下滑，泥沙俱下堵了一半路，我们是挨着悬崖边儿挪过去的。
这样一路走下来，感觉糟透了。早上出发时那个隐隐约约的不好念头，开始蠕动变大，我极力按压它，不让它探头。我反复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辛苦归辛苦，不会有事的。
却不料，终于有了一刹那。
……
（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六期）
裘山山，祖籍浙江，现居成都。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儿童文学《雪山上的达娃》，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五百万字。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励，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