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拜妮，199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曾从事写作教师、图书策划等工作，14岁开始发表小说。2018年起在《山西文学》策划并主持新锐栏目“步履”。著有小说集《我一生的风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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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厨房煎鸡蛋，与电话里的人有说有笑，接着，从厨房走出来，将电话重重地摔在餐桌上。沉默了大约20分钟，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她吃完带煳味儿的鸡蛋和面包片，之后打扫了一遍客厅，把塞满垃圾的塑料袋扎住口，安静地放置在玄关。我假装低头看书。
她来到沙发前，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酝酿一会儿，抱紧自己的双腿开始小声地啜泣。她当我不存在，我也真希望自己是不存在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尚且没有熟悉到可以旁观彼此痛哭流涕、互相安慰的程度。她越是旁若无人，我越是感觉不自在，读不进书页上的任何一行字，毕竟我就坐在她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既无法上前，也不好意思走开。
她哭得过于专心，以至于我插不进一句嘴：为什么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她肯告诉我，我要帮着一起解决吗？如果不打算解决，那我为何要问？我不想把关系搞得过于亲密，否则未来的生活将充满难以预料的麻烦。我们只是偶然住进同一个屋檐下，平时除了简单地打打招呼外，无非是告知彼此各类琐碎的小事：门锁不好开，开门的时候最好用力抻一下；吃完的外卖盒要及时清理掉；洗完澡记得把地面也冲洗干净；能帮我收一下快递吗，我加班暂时回不来……我们甚至很少能赶在一起吃饭。她是个艺术家，会画画，总是昼夜颠倒，大多数时间她会把自己关在房间，或者出门去找朋友。我们很少碰面。
我叫卢凯琳，在一家出版公司上班，工资不高，做一些冷僻没人读的外国小说。我不属于很上进的那种人，即使拿不到更畅销的项目也不会特别在意，那些没人读的小说实际上都是一些不错的书。编辑工作不复杂，但很琐碎，除了校对，其他环节要与各种人打配合。通常情况下对方都很不配合，总会冒出无数的突发状况。经过多年磨砺，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遇到不如意就手足无措或灰心丧气的小姑娘。
她叫樊鹿，富有灵气的名字，但她更愿意别人叫她的法文名字Emma，我一次都没叫过。她读过《包法利夫人》吗，知道爱玛最终的命运走向吗，为什么会喜欢别人这么称呼她？或许，她只是想提醒别人或自己，她曾有过一段法国留学的经历，她喜欢这个能让自己看起来更浪漫或不同于其他人的身份。
她已经哭了有一阵儿了，我的腿有些麻，打算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我的目光在房间里四处寻找抽纸，平时我们会在茶几上放一包，这会儿却不见了。正当我准备开口，她却起身进了厨房，用一只设计成菠萝外形的彩色玻璃杯盛满水，回到她自己的房间。我松了一口气，她解决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尴尬，或许，她并不感觉尴尬呢？
丽景花园26层，最后一间屋子，我先来的，选择了窗户朝向东面的卧室。每天早上，我都会被强烈的阳光照醒，那种感觉很好，新的一天总会充满热情地扑过来拥抱我，但我还是上淘宝买了滤光的窗户纸自己贴上，因为实在太晒了。
樊鹿是在我来到2608一个月之后搬进来的，我印象很深，那天是愚人节，商场搞促销，我一口气买了很多东西，沐浴露、身体乳、香氛、睡衣，还有几条内裤。
房东提前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和别人合租，我考虑到租金，没有反对。樊鹿要来看房子时我刚好不在家，所以跑空了，后来她加了我的微信，我给她发过去几张房间内部的照片，除了卧室没有窗户，其他地方都还比较满意。得知我是一九九四年出生的巨蟹座，她爽快地决定搬进来和我一起住，她说她是一九九六年的狮子座。
4月1日那天，下了一点小雨，樊鹿大概下午3点左右来的。烫着棕色的大波浪头，穿款式简约的白衬衣和牛仔裤，慵懒而优雅地微微卷起袖子，下摆的一侧松垮地掖进裤腰，外面套一件卡其色粗线针织衫，很有一点法式浪漫的派头。就这样，她推着巨大的黑色行李箱，风风火火地住进2608，成为我的室友。
她又关起门来打电话了。樊鹿很喜欢煲电话粥，有时整个晚上我都能隐约听见她来来回回进出房间的声音，同时一边在和别人打电话。卧室突然传来玻璃杯破碎的声音，她说：“没人想道德绑架你，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对吗？你不会为我难过，我知道。我自己会解决，你不爱管别管！”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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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高峰的地铁上人挤人，每天早上都要忍受带有人类体温又一言难尽的味道。等出了地铁，还要再沿一条笔直的街道步行一段，才能到我工作的地方。
疫情猛烈时，地铁里冷清过那么一阵儿，大家不敢出门，基本上都在家里办公。等新生活的秩序恢复运转，除了脸上五颜六色的口罩还在时刻提醒人们，病毒仍然存在于周围的世界，世界已然与过去不同，鸡毛蒜皮、具体而微的生活却又似乎没什么两样。戒备心和恐惧逐渐被日复一日的琐碎与更生动的生存现实消磨，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被遗忘或者习惯，人们麻木又迫不得已地靠在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打发难以忍受的时光，打打游戏、看看新闻、刷刷视频。
这种情形下玩手机很容易头晕恶心，我索性站着观察周围的一圈屏幕，股票、连连看、美女扭动性感的臀部、一大盘黄金炸猪排配玉米汁。站在我前面的男士已经倾斜出略显别扭的角度，一只手扯着拉环，另一只还在屏幕上奋力地指指点点，操控游戏里的红头发男人，打算干掉对面那个紫头发的。
我想过是否要搬到公司附近来住，每天早上可以多睡一小时，但每个月的房租就要凭空多交一千五到两千块。这价格不是最夸张的，大城市的懒觉非常昂贵。稍微便宜些的，室内环境普遍很差。最后宁愿选择住远一点，居住环境稍微好点儿，人的心情也会顺带好点儿，无非是每天难受两小时！我安慰自己。
为错过地铁里的晚高峰，我经常主动加班，主编看见后神色中偶尔会露出欣慰，我旁边两位同事的处境则显得有些尴尬，想走又不敢走，打完卡便坐在各自的工位上继续摸鱼，等着领导先走。久而久之，他们对我有些看不惯，觉得我是在故意加班给领导看。我很想解释，但最终也只能任其看不惯，继续沉默地吹着空调，看看稿子。
写字楼迎着一条大街，我们公司在五层，而我的工位正对窗户，窗台上摆了几盆永不开花的绿植。有时工作累了，会望着眼前的大街走神，回忆过去的时光，或者想想中午吃点什么。被老板、同事、设计师、作者气到筋疲力尽，已经无力发怒时，也会望着这条大街走神，回忆过去的时光，或者想想晚上吃点什么。我大概属于心理素质极好的年轻人，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比较容易走神，很难久久地沉浸于一种情绪——痛苦和愤怒都需要专注。但是我记得谁惹我生气了，谁故意给我穿小鞋了，谁在背后讲我的坏话了。
工位上除了电脑、水杯、日记本、字典，以及一把30厘米长的尺子外，还有一只小狐狸的毛绒玩具，以及泡泡玛特推出的童心系列盲盒手办，兔耳朵女孩乖巧地坐在滑梯上，天真无邪，心如止水。其余什么都没有。其他编辑的桌上、脚边都摆满摞得高高的书籍，仿佛置身知识的海洋，他们的工资和学历都比我高，我摆再多书也没用。桌上的家当用一只帆布包就能全部打包带走，人力资源部门的姐姐怀疑我有随时跑路的倾向，加班又给她营造出一种努力的错觉，因此她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大明朗。
被夜晚笼罩的公司显得异常安静，墨蓝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弯弯的黄月亮像粘在玻璃窗上的贴纸，电脑屏幕的光隐约勾勒出我的面部轮廓，映在玻璃窗上的那个人看起来有些陌生和好笑。加湿器还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源源不断地喷出朦胧的白雾，像文艺片，也像恐怖片。除了打印机和饮水机的灯不灭，只有门口那盏嵌在屋顶的白色长方形灯仍然亮着。眼看其他工位一个个变空，我成了公司里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而白天，我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独自漂泊在外，远离父母，没有男朋友，没人等我回家，公司竟成了最有归属感的地方。
21点15分，关灯锁门，摁亮电梯里的数字，缓缓降落。想象自己是从飞碟里走下来，大概过于入戏，门口保安看我的眼神当真像看一个外星人，警惕、犹疑、轻蔑。我对他笑了笑，他尴尬地把脸扭过去。
我在楼下新开的奶茶店里买了一杯黑糖牛乳，又在麦当劳点了一份薯条和汉堡，坐在落地窗前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吃完。想起小时候去肯德基问人家要“不辣的香辣鸡腿堡”，后来才知道，不辣的那个叫“劲脆鸡腿堡”。
这时的地铁相对没有那么拥挤，至少不必闻别人头发上的味道，或者看到对方T恤上的线头和轻微油渍，得以保持安全又体面的距离。车窗外的广告里有一只很可爱的金毛犬，正摇着尾巴走过来。而外面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屏，只有一根根均匀排列的LED灯柱，当地铁快速经过时，视觉的暂留现象使人眼看到舒展连贯的画面，但那是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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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中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