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再三，你最终还是拨通了刘经理的电话，说出想辞职的决定。你答应刘经理去他的办公室详谈一下。知道是走过场，不过对于公司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毕竟作为公司员工，你已经在这里工作五年多时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你暗自感慨。
来到刘经理的办公室后，你们很放松地聊了一会儿，就像是朋友一般。刘经理看你去意已决，便问你是不是已经找到更好的去处了。你摇头，如实回答说没有，“也没什么打算，就是突然觉得厌烦了，想出去看看，换一种生活。”你说。刘经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趁年轻出去闯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之后你去人事科办理了离职手续。出公司大门时，你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你是大学毕业时通过校招进的这家建筑公司。刚进来时先是做测量员，那是你大学所学的专业；之后，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历练与学习，对施工的各个环节都熟稔于心了后，你成了一名施工员。你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安排劳务队工人每日工作，做好工程所需材料计划，保证在建工程的有序进行；有时也陪项目经理及建委等上级单位下来检查的领导，一起吃饭、喝酒、打麻将。
你没有成家，也还没找到女朋友——这几年有人给你介绍过几个对象，但一个都没成功——为了方便，你一直是住在工地上的宿舍。项目上除了你之外，其他同事大都是本地人，晚上下了班，一个个都回家去了，这时便只剩下你一个人。渐渐地，你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一个人去外面的饭馆，或买一包花生米，在宿舍就着喝。哪天若是没喝，心里就会感觉像是缺了点什么，甚至一晚上都睡不着，半夜还得爬起来找酒。
说起来，正是上个星期的一次醉酒，让你产生了想要辞职的想法。那天夜里，你一个人喝掉了之前剩的多半瓶白酒，如此还觉得不尽兴，便又要了啤酒……你不记得自己喝到了几点。第二天早上，你在工地附近的一处土丘上醒过来，脑袋感觉像被人打了一闷棍般刺痛，伴着眩晕和恶心。阳光刺眼，你从地上艰难地站起来，才走了两步，便忍不住蹲下来呕吐。
那天上午，在从醒来的土丘处回工地的路上，没来由地，一个去世多年的男人的形象浮现在你的脑海中——此人是你的三姑父，在你十二三岁时，他因醉酒倒在异乡的街道上，突发脑出血死掉了。你的额头上冒出些许冷汗，心想这样下去，自己很有可能会落得个和三姑父一样的结局。同时，你突然意识到，其实你打心底不想一辈子待在工地上，日复一日地重复当下这种生活。如此这般活着，你只会越来越麻木。你不想变成那样。
去过另一种生活。这个念头一经生发，便如生命力旺盛的入侵物种般疯狂生长，迅速占据你的脑海，短短几天便让你作出了今天这个决定。
回到宿舍，你将已经收拾好的东西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确定没什么重要东西遗漏后，你掏出手机给母亲打电话，问母亲她那儿有没有人，你说自己今天不忙，想过去看看她。她听后欣喜地说没别人，让你过去，问你大概几点到，她好下楼去接你。你说过去了再给她打电话。“好，好”，母亲连声说着，“我在这边等着你。”
你是从公司回来的路上想起应该去看看母亲的。一年前母亲被醉酒的父亲家暴，忍无可忍离开了家，来到了你所在的这座城市——她没提前告诉你，而是通过中介找了一份做保姆的工作，干了一个多月，觉得在这里稳定下来了，才给你打了个电话，告诉你她现在的地址，让你有空了过去。“别让你老子知道。”她在挂断电话前叮嘱你。你当然不会说的，你为她感到高兴，几年前你就劝过她，让她离开那个家。
母亲把你从小区门口接住，带你来到那个家里——这是母亲换的第三个人家了。之前你只来过这里一次，来过之后便不愿再来了，你实在不愿看到母亲为别人做那些端屎端尿的营生，甚至连想都不愿去想。上次你过来的十几分钟里，那个老太婆隔一会儿就在卧室里喊“小田，小田”，是在叫母亲。母亲对你说，别理她，她这是故意折腾人呢。母亲说老太婆经常耍这样的手段，一遍遍叫她，她过去了又说没啥事，也不拉屎，也不尿尿，说是怕她出去了，叫她进来就是想看看她在不在家里。
你坐在沙发上，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机。母亲给你拿来洗好的苹果，你说不想吃，眼睛只顾盯着手机屏幕。母亲问你喝不喝水，你这才说倒一杯吧，你从刘经理那里出来后还没喝过水，现在经母亲这么一问你才感觉到口渴，你似乎有点太兴奋了，忘了喝水这回事。母亲给你从暖壶里倒了一杯白开水，你这才把手机放到一边，从母亲手里接过水杯，用嘴吹了吹，轻轻抿了一口。
母亲坐在你旁边，端详着你。她拉过你没拿水杯的那只手腕，用手拢了拢，说：“没胖，还是原来那样。你说你怎么就吃不胖——这么瘦怎么能行？你得多吃饭。你们工地今年的项目在哪里？”
你又喝了口水，说：“在马军营村。”
“马中营？在哪儿？远不远？”
“是马军营，”你纠正道，“到这儿来要倒两次车。”
你感到这个家里似乎与上次来时有什么不一样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个方面。过了一会儿，你听到像是男人的哼哼声，这才想起来，是太安静了。从你进门后，那个老太婆还没喊过母亲一次，你觉得有点异常。
“怎么她变好了吗？”你问道。
“啥？”母亲显然没反应过来。
“我是说，她现在不故意叫你过去了？不折腾人了？”
“你是说大娘啊，”母亲恍然大悟，“唉，她上个礼拜走了。”
“这下倒是安静了。”你说。说完后便有些后悔，觉得自己这话太没人情味。
母亲叹了口气，说：“那天早晨我起来后过去看他们俩，那时她的身子已经凉了，半夜里也没叫嚷，也没上厕所——临睡前我问过她要不要上厕所，她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不说话——谁能想到就那么悄没声儿地走了。”
“我给她的子女们打了电话，不一会就全都开着车来了，站了一地的人，连孙子孙女们也来了。家里一下子变得闹哄哄的，都是闺女们在哭，男人们倒是没啥表情。大伯看到儿孙们全来了，一个劲地咧开嘴笑，指着地上的沙发椅子让大家坐，他还不知道大娘已经没了——没人顾得上跟他解释。”母亲回忆着那天的情形，忍不住伤感地叹了一口气。
“中午我给他们做了一大锅烩菜，二儿子出去买的馒头，吃完后他们雇了辆车，拉着大娘的遗体回村里去了，说是要回老家办葬礼。刚刚还一大家子人，一下又全都走光了，就剩下我和大伯——大伯已经八十二岁了，他们没带他回去。我趴在他的耳朵边跟他说大娘走了，我说了两遍，也不知他听懂没听懂，他的脸上还是笑呵呵的，口齿不清地嗯啊了两声，像是说‘走了，都走了’，然后又安静下来，眼角里流出两行泪水。我估计他可能是听懂了我说的，不过他平时也经常流眼泪，有时我冲他说话声音稍微大了些，他就会流眼泪，尿到裤子上时，也会流眼泪。人老到他们这个年纪，其实跟个孩子没啥区别了……”
母亲似乎很久没跟人说过话了。她的话语如汩汩水流般不住地往外涌，往外溢。你想到她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可以尽情倾诉的人，不忍心打断她。你知道，她每天待在这个不到一百来平方米的房子里，基本上哪都不能去，没人陪她说话，而她又是个爱说话的人，她在这里的日子一定不好熬；上次你过来，母亲让你看她为你纳的鞋垫，已经纳了两双了，她说她的眼睛看不清了，每次拿起针线，就得带上大娘以前用过的那个老花镜。你让她别费那心了，你可以买，反正也不贵。她自顾自说闲着没事时总得找点做的，不然更麻烦，她说手上有点事做，心里就不会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你看到母亲头上的白发比以前多了很多，几乎快占到一半以上了，你记得去年还没这么明显呢。母亲正在迅速地老去，你心想。像是此刻才突然意识到这个残酷的事实。母亲这大半辈子都在为父母、为丈夫、为儿女而活着，唯独从没为她自己活过。我能为她做些什么？你在心中自问。一时也想不到答案。
隔壁房间里传来连续的哼哼声，母亲站起来说过去看看。你听见母亲问是不是尿尿呀？又是一阵哼哼声。你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阳台这边有股很不好闻的味道。你抬起头看到晾衣架上晾着几块灰色的布，你猜测那可能是老人的尿布。你退了出来，隔着玻璃看阳台窗台上摆着的几盆花，三盆大小不一的天竺葵，其中两盆正开着花，大红色的；还有一盆芦荟，另一个小盆里是一株辣椒，辣椒苗上挂着两个细细长长的绿色辣椒，倒也不违和。
母亲回到客厅。你说怎么花盆里养了一株辣椒？母亲说是她上次去你大舅家，从他们的大棚里移栽回来的。你问母亲什么时候去的大舅那儿。“上个月去的了，”母亲说。“他们听说了我上来打工，你大舅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让我去他们家坐坐，那天他听我说大娘、大伯有二闺女看着，我能休息半天，专门让你三哥开车过来接我去他们那儿坐了半天。”
“哦，”你讶异地说，“他们专门过来接的啊。”
老早以前大舅借了你家几千块钱，拖了十多年都没还，后来你父亲催了他几次，大舅才把钱还了。虽没发生明面上的不快，但从那以后两家便不怎么来往了。每次提起大舅，父亲便会愤愤地说，那是个白眼狼，借钱给他竟借出仇来。
“我也没想到，”母亲说，“可能是老了的缘故吧，人一老就会更重情义些。大哥变了很多，头发全都白了，看样子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舅母也不像从前了，我去了她看上去挺高兴，晚上还非要留我在她家住一夜，说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兄妹们多说会儿话，明天早晨让你三哥再送我回去；听说晚上那两个老人离不了我照顾，又留我吃了晚饭才走……”
你望着母亲，听她说她在大舅家度过了怎样的一个下午。
你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母亲问你着急走吗？她说没什么事吃了晚饭再回去吧。
“嗯，好。只要能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就行。”你说。
母亲起身去厨房做饭了，进去之前她问你想吃啥？你说随便，母亲问烙饼吃不吃？行，你说。
饭端上桌后，母亲让你先吃，说她得先喂大伯。她端着半碗菜和一小块烙饼去了那个之前传出哼哼声的卧室。你侧耳听着那边的声音，不知道的会以为她是在哄一个孩子，你听见她说“张嘴，对，吃饭了”“掉地上了，脏了，不能吃了”……
你在脑海中想象着隔壁屋子里的那个老人。母亲说过，他之前是医学院的教授，母亲说他现在的退休金每月有七八千块钱。你想着他也曾年轻过，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要比如今这一代的激烈得多吧？他还是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所有人最后的结局都殊途同归。如今他还保留着当初的记忆吗？他现在连床都下不了了，吃饭都得别人喂到嘴里，甚至就是妻子死了这样的大事，他似乎也浑然不觉……
母亲出来时，你已经吃完。你说饭菜都凉了，让她拿去热一热再吃；她说没事，还是温的，正好吃。“这段时间牙还疼吗？”你问她。“不疼了。”母亲说，“我前段时间出去把它拔了，把那颗经常疼的牙。”她用两个指头拉起上嘴唇，让你看那个被拔掉的牙留下的豁口。“就是吃饭不方便，只剩下前面的几个门牙还能凑合着用，很多时候都是整咽。”
“什么时候去安几颗假牙吧。”你说。
“太贵了，我听人说得好几千。”
“贵也得安啊。”你坚持说道。
“没事，”母亲说，“不影响吃东西。我们得攒钱，到时给你买房子。我估计你以后也不会回县城了，我听说大同的房价这几年一直在涨，再说以后你结婚也需要用钱……”
你站起来去上厕所，也是不愿继续听母亲的这些老生常谈，你更加坚定了不能把辞职的事告诉她这一想法了，不然她又要睡不着觉，又要牙疼了。
厕所里也有一股怪异的味道。你想这可能是一种衰老的味道，也可能是死亡的味道。
从厕所出来时，你驻足往那个卧室瞥了一眼，你看到他了，那具衰老的肉体。他侧身朝着门口卧着，身上穿着保暖衣服，露出脚踝细得像根木柴。他的脸看上去黑瘦黑瘦的，脸颊凹陷，皱纹纵横，像个缩水萎烂的苹果。他双眼睁着，但内里却空洞无物，他怕是看不见什么了吧，你心想。他也可能已经睡着了，尽管眼睛是睁着的。你走过那扇门，回到客厅，又坐回进来时坐的那张旧沙发上。这时母亲已经吃完了，正收拾碗筷。
“最近你给你老子打电话了吗？”母亲从厨房出来，在你身旁坐下。
“没打。”你说。
“你不要因为我记恨他，”母亲说，“我们俩的事跟你没关系，他再怎么说还是你老子，你该不时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不然他还以为我教你不理他呢。”
你没接她的话，扭头看着窗外，夕阳已经把天空染成了一片绛红色。
你跟父亲很少通电话，除非是父亲喝多了，会打给你，“怎么样？儿子。”他会这样开头，然后会问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怎么总是不回家来看看他。“你就不想你老子？”他会直接这么问。你只是听着，有时会把电话放那儿，做自己的事。你不能挂掉电话，不然他会一直打，直到你接起来为止。他似乎也不期望儿子回答他的那些问题，他也从不给儿子回答的时间，说白了，他只需要一个讲述的对象，平时根本没人愿意听他说什么。
好在这种情况也只发生在他醉酒后。平时他沉默、懦弱，可只要一喝酒，就会像变了个人，有时甚至成为一个暴君——大多是母亲逆了他意思的时候。他这一辈子就只对母亲一个人厉害。从小你就在心里看不上他——他甚至成了你的反面教材，你经常在心里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他那样的男人。你似乎也做到了，你滴酒不沾，待人温和，遇事有主见，能担当。你们唯一相像的一点是都不爱说话。
母亲又提起她上次被骗的那件事。
“你说现在怎么那么多坏人呢？”母亲说，语气里能听出明显的哀伤意味，不知是为她的那几百块钱，还是为这个人心不古的世道。“那个人看上去年纪也不大，跟你差不多，穿着也很干净整齐，你说他干点啥不行？偏要做那不正当的营生。”
“干别的费力气啊，”你说，“来钱又慢。”
“你说他心里不打鼓么。就不怕报应吗？”她气愤地说。
“可能早就习惯了吧，已经当成很平常的事了。”
“我一想到那天我空着手去医院看你舅舅的情形，就气得不行。”母亲说。
这是她第三次说起这件事了。那天母亲本是要去医院看你二舅的，不想在半路上碰上了那个自称是她小儿子的同事的骗子。她听那人提到她小儿子当下就信以为真了。那个人说是跟她儿子一起开车出来办事，半路上车坏了，俩人身上都没带多少钱，修车费不够。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骗走了母亲浑身上下仅有的三百二十五块钱。那人自始至终对她说的都是“你的小儿子”，一次也没提姓名。等人走了，她才想起给儿子打电话——她还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她在电话里问你车在哪里坏了，她还心想着若是不远的话过去看看儿子。
她对你说你的同事刚刚跟她借了钱去修车。你打断她的话问什么朋友。她向你描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你直接打断她说，遇上骗子了。你说你根本就没出来，再说你的同事怎么会认识她呢，你从来没带同事见过她。母亲听后便说她要去追那个骗子，“他刚走没多久。”她说。你让她别去，你还没说完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你不放心，又打了过去。你一连打了三次，她才接了起来，气喘吁吁地说找不见那个骗子了。你说别找了，肯定早就跑远了。她急得连说，“才没多大工夫，怎么一下就没影儿了呢？”
你听出她声音里的着急、委屈、不甘，你想象着母亲一个人在车来人往的街头上张望、徘徊的孤单身影，她像个没头苍蝇想要找到那个骗子的身影，她浑身上下仅有的几百块钱全被骗走了，那是她去看望住院的哥哥准备买点东西的钱——你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你安慰她说钱不多，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你再三要求她不要再找那个骗子了，“再找也是白费力气，还是去医院看二舅去吧。”你在电话里说。她说她得空着手去了。你说二舅不会在意的，他们会理解的。
“也是我糊涂，才会上当的。”母亲又说。
“他们专门找你们这样的中老年人下手的，”你说，“以后记住不要随便听信陌生人的话，还有就是千万别贪小便宜，买东西到正规的商店、超市买。”
“嗯。”母亲说，“被骗一次也就够了，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母亲问你最后一趟公交是几点的，她说着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六点半了。
“算了，”你说，“今晚懒得回去了，等明天早晨再回吧。这里有房间睡吗？”你是突然作出的这个决定，就在母亲问你公交车时间的那一刻。
“有，有床。”母亲忙说，她惊喜地站起来，指着另一间卧室说那里面是两张单人床。她又坐了下来，“那个是我睡的屋子，”她说，“今天你就在我旁边那张床上睡吧。本来还有一个卧室，因为大娘是在那个屋子里去世的，现在大伯也从那里搬出来了。再说晚上我们也能一起说说话。你不知道妈有多想你，你就不想妈吗？”她说着往你这边靠了靠，抬起左手在你后脑勺上摩挲着。后来她又忧心地说起你不爱说话的性格来。你记不清这是你第几次听到这些话了，你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母亲站起来，说去给你铺床，她让你没事干打开电视看电视吧。
铺好床出来时，母亲手里提着半包装袋瓜子，她说这是她自己买的。你们边嗑瓜子边看电视，偶尔对剧情评论几句，大部分时间你在听母亲说话。母亲说这家人别看有钱，但儿女们全都很抠门；母亲说她从上一户人家辞职后，她不舍得住旅馆，又没地方去，只能和其他几个保姆一起在家政公司的出租屋里过夜，床不够，她们便在地上打地铺。她说起她认识的其他保姆的家庭情况，其中有好几个都是男人死后不愿再嫁才出来打工的。后来她又说起村里的人事来，那些已经离开村子的人，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那些正在衰老的人……
“你知道吗？”母亲说，“明五家的孩子现在还在医院住着，那孩子比你小一岁，去年突然就发病住进了医院，一直到现在都没好，你说说这不当的，好好的一个孩子……发病时是在天津打工，我记得你说过，你还在网上给他捐了钱……听人说现在明五女人就在天津陪着，家里剩明五自己。他们两口子也是命苦，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别人种五十亩地他们种八十亩，就为了那一个儿子。人们都说他们攒不少钱了。你说说现在孩子忽然就得了那么个难治的病，有多少钱都不够往里填，再说农村人又能有几个钱……”
“听说是脑子上的病，不好治。”你说。
“不当呢，”母亲说，“老天爷不睁眼，不给穷人一点儿活路。”
你们看电视一直看到十点多，瓜子也嗑完了。母亲问你明早几点走，你说八九点都可以。关灯后，母亲又提起给你买房子的事。她说咱们在太原买不起，但在这座城市的话，再攒上三五年，能买个七八十平方米的，不过装修还要花钱，就只能先付首付，然后慢慢再还，她听人说城西的房子比城东的要便宜一些……
你没怎么听母亲正在说的话，而是翻来覆去地想着将要去经历的未知的生活。你心里还是有些忧虑。过了一会儿，你转念想到，就连几乎不识字的母亲都有勇气从家里逃离出来，独自到陌生的城市，你又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你便又找回了自信心，开始期待起明天的到来。不知过了多久，母亲似乎还在说着，你听不太清她说了什么，感觉自己越来越迷糊，再后来你便睡着了。
半夜里你起来上厕所，路过那个老人睡着的卧室时，你停下来听了一会儿，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仿佛一间空屋子。
你回到自己睡的卧室时，母亲正在说梦话，“快跑。”母亲说。你侧着耳朵辨别着，“别怕！”母亲又说。你轻声叫了一声妈，她没有答应。母亲不再说梦话了，你听见从她睡的床那边传来一阵轻微的鼾声。
第二天早上，母亲在你的闹铃还没响的时候就起来了。你也醒了过来。母亲让你再睡会儿吧，说等她做好早饭叫你。你又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闹铃响了起来。
母亲已经将早饭准备好，煎鸡蛋饼，小米南瓜粥，还有一个在热水中泡着的杏仁露。母亲看着你风卷残云般的吃相，忍不住说：“慢点吃，着急啥呢。”你说习惯了。母亲说这样对胃不好，让你以后一定要把这个习惯改过来。
离开时，母亲送你到小区门口。你让她回去吧，她嘴里答应着，却仍站在原地不动。走出去十几米后，你心里知道，母亲一定还站在那里望着你的背影。你忍住没有回头，加快脚步往另一条街上的公交车站走去。
……
本文选自《四川文学》2022年第12期
王棘，1993年生，山西灵丘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上海文学》《作品》《四川文学》《湘江文艺》等刊，有小说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转载，并入选多个年度选本。现居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