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农历甲辰龙年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我也迎来了自己的“耳顺”之年。自打我记事以来，过年的印象就是这几天能吃上好吃的，穿上新衣服，到邻居家拜年，在院子里放炮。听母亲念叨着过年谚语：“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一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袄。”“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除夕的饺子年年有。”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仪式感自然最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时代，穿新衣是作为人们对新生活的美好期望，这就是过年的仪式感，表达对新生活的美好期望。我在大概10岁左右时，看现代京剧《白毛女》，在大年三十，杨白劳出去躲债，除夕之夜，杨白劳偷偷回家。黄世仁闻讯后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喝做豆腐用的卤水自杀。喜儿被抢进黄家。在旧社会，过年对穷人而言就是过关，有“年关”之说，富人们才是过年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就是当时社会的鲜明写照。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就幸福多了。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放鞭炮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奢望，家里不可能花几十块钱，买几千响鞭炮让我们去放，在我们哥俩的软磨硬泡下，父亲到供应站给我们兄弟一人买一挂100响的鞭炮，我们哪舍得一次就放完，而是把炮仗一个个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放，这样放炮的快乐就可以延长一点。在那个年代，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饺子，平时吃早饭，能在开水泡馍的碗里放点白糖，就不错了，我居然认为白糖泡馍比饺子好吃，过年时，一家人吃饺子，我吃白糖泡馍，不过在碗里多加了一勺糖罢了，姊妹们都笑我傻。那时候，大家都住在平房里，大年初一一大早，父母就让我们挨家挨户去拜年，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消失多年了。我们到了一家，敲门进去，先说：伯伯(叔叔)、大妈过年好，然后坐下，长辈们请我们吃糖，吃瓜子，家里炸的麻花、麻叶，也让我们品尝。寒暄片刻，再到下一家，直至把附近的人家都拜完。记得有一家煮的元宵，让我们吃，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南方的元宵，又甜又糯，才知道元宵是这个味道。
过年这一天，一家人肯定是穿新衣服的，年前的半个月，母亲就在商店里买好了布料，蓝色的、灰色的或者绿色的(当时的布料颜色十分单调)，求人给裁好，然后，在家里用缝纫机给缝好，新鞋也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好鞋底、剪好鞋帮，亲手做成的，现在想想，母亲真伟大，为一大家子在过年这一天都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她要付出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我就记得，小时候，快过年的那几天，我一觉醒来，看到母亲还在灯下忙活着。
如今快过年了，大人孩子到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各种款式的衣服、鞋子应有尽有，一会儿就买好了。就是不过年，想穿新衣服，随时就能去买。尤其现在进入了网购时代，全国各地时髦的服装，都能随时买到，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我们小时候，过年是没有压岁钱的，也没有在门口贴春联。当然古时候有这个习俗。后来“文革”破“四旧”，给去除了，好像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人民生活慢慢好起来了，才开始逐渐恢复起来。除夕夜长辈们发压岁钱，晚辈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包，更是长辈对晚辈美好的祝愿。
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过年的意义和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过年是盼望着这几天有好吃的、好穿的。现在要满足这个愿望，太容易了，可以天天过年。如今，社会变化节奏很快，大部分人是想趁着这七天假期，好好休息一下，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回家和家人们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吃吃喝喝的意义已经不大了，还有的是家人一起去旅游度假，改变一下传统过年的方式。君不见，这几年，一到过年，国内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游客摩肩接踵。到了景区，不是看景，而是去看人了。
过年(春节)，这个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如何守正创新，确实是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一道课题，既要发扬光大，也要改革创新，保存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譬如燃放烟花爆竹，怎样做到既安全喜庆，又环保卫生，就是需要好好探讨的问题。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世间这一幅美好的画卷，我们要永远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