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9日，听说知名的扬州老知青王家林走了，我感到很突然、哀伤!家林兄与我同龄，都是“老三届”知青，68届初中生，初中仅读了一年，16岁就去了“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
如今，我们都年逾七旬，成为乘公交车、进公园免费的白发老人。几天前，我还给家林发微信，如他们夫妇来南京居住时，请他提前告诉我，以便我们能尽地主之谊。
有一年，我与几位老知青在江北吴青生的工厂参观，我与来自扬州的老知青王家林相识。我们通过交谈，才知道我俩是同龄人，都是1968年下乡务农的知识青年。
不同的是，我是插队至记工分的生产队，家林去的是拿工资的生产建设兵团。他一去兵团，就在连队当文书(我也曾在江宁县禄口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当文书)，后来他又调到营部当书记员，这在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应当是穿四个兜的正排级干部。
我与家林认识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从学校说到“革命大串联”、 再到下乡、返城，我们的经历都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他在生产建设兵团时入了党，返城后还当过县级市的烟草专卖局的局长(即烟草公司总经理)。我呢?直到退休还只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名普通的电视新闻编辑、记者。那天，我俩说得高兴，乘地铁进城时竟跑反了方向，直到地铁停至柳州东路站，我们才知道已乘错了车。
后来，我偕太太去扬州市旅游，王家林陪我们走了不少地方，他还招待我们品尝扬州的早茶与在琼花观(这里是我父辈童年居住的地方，是我太爷从安徽旌德县移居至此处，遗憾现已无任何亲眷)一餐厅吃中餐。席间，我悄悄地去服务台结了账，被家林知道后，他重新付了款，还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近来，我从网上看到家林与南京、镇江等地的老知青们在全国东西部地区为“知青养老”之事而奔波的照片，我看到他的精神尚好，只是人似乎瘦了一些，以为家林的身体很棒。谁也没想到，其实他已大病临头，生命正在进行“倒计时”。后来，我才知道家林是患某种血液病去世的。
现在，像白血病(血癌)之类的血液病，我国也有了治疗的办法，但决不是像扬州某医院那样，每半个月进行一次的“换血”。
我的女儿在德国留学时的重点研究课题，就是用编辑基因方法治疗白血病等血液病，效果较好。听家林说，他的女儿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或是哥伦比亚)好像也是研究生物工程的，印象是研究半导体(芯片)与生物技术的结合体，这类对现代高科技的探讨，都是我们想也没敢想的世界尖端项目。
2024年4月初，我女儿去美国圣地亚哥市参加美国肿瘤临床医学会的年度会议(女儿是该学会的中国会员)，家林还发微信对我说，他去过二次圣地亚哥(即有“世界之吻”塑像的城市，美国的航母基地之一)。意思是那里的社会秩序较好(医院、大学与科研机构较多。我所担心的是美国社会治安与枪匪事件)，但我从没听家林说过，他患有血液等毛病，否则，我让女儿介绍他去广州做基因治疗(费用可能高点，也许扬州医保也可能报销一些)，也许，他一切还未考虑周全，就这么快地走了。
2019年2月27日下午，我手术后刚4个月，接到老知青家林的电话，我冒雨去南京苜蓿园干校探望老知青王家林，与他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交谈。王家林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州市的“召集人”，正在南京苜蓿园干校举办新作协会员培训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
谈到老知青“抱团养老问题”，我直言不讳地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后，我们关于曾经务农的“修地球”岁月，就成为彼此的一段回忆与故事。然而，当年的下乡“知识青年”不可能在当今中国形成一个所谓的“知青阶层”。
我认为，关于全国知青的“养老”问题，应当由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布局与经营。如今70岁以上的老知青，最高的职务是正国级，有的最低在“吃低保”，不能因为大家曾经都是兵团或插队的老知青，彼此就能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风”。
我国现行的养老政策，不必将知青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人为地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知青养老机构。比如，大家彼此都曾是知青，我们生病了可能去同样的一家医院去治病，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老知青，享有不同的治疗与收费待遇(这就是社会的“个体差异“)。
就拿当今江苏省级机关的公职人员来说，副省级待遇一次可在省级医院取1000元额度的药;一般社会公职人员一次不能超过额度为70元的药。如果我们曾经都是知青，甚至同在一个知青小组插队务农，但返城后因多种因素或各自所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必然享受的是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彼此之间难以相互攀比与统一。
所以，“天下知青一家亲”只能说是一个有亲和力的精神口号，在许多时候与地方是“亲”不起来的，就连我们知青“驾鹤”后的墓葬，也不可能是相同的规格、样式与价钱。
记得我曾与王家林开玩笑地说，在现实社会中，老知青只会越来越少，而“知青养老”问题很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尽管我与家林在“知青养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争论，但我们依然是同龄的老三届知青朋友。
2024.06.04于江苏金陵秦淮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