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初秋，第一天到宿松师范报到。朱春槐同学在我之前已先到了寝室。母校当时的学生寝室，就是一间旧教室里摆放十几张高低床。高低床分上下铺，我把行李放在一个下铺上，却被一位同学移开了，像是抢占了下铺。春槐同学见我愣在旁边，就把他已经铺了被褥的下铺让给了我。他笑着说，他喜欢睡在上铺。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
我们那时是初中毕业考取县师范，才十几岁。乡下孩子进城，见人都怯生生的。我和春槐进出校园经常邀约一起。那个年代，做文学梦的少年特别多，例如我俩。我们上街就跑新华书店、县图书馆和租书店。那时书店、图书馆挤满了人，租一本书每天的租金一分钱。
学校的饭厅是一个破旧的礼堂。我们相约去食堂打饭，一前一后排队。我喜欢吃食堂早餐的麦粉馍，每月定量分发的馍票老是不够吃。春槐常匀点他的馍票给我。
学校在城郊，大门口的东边有一方水塘，西面是连片的稻田。稻田间有狭窄的田坝，有一条平坦的机耕路。早读课之前，三三两两的，总有同学在机耕路上漫步，诵读课文。清晨，我和春槐也习惯在田间结伴而行。
春槐沉迷文学，有段时间基础课在考试时掉了队。那段时间他比我起床早，踏着小草上的露珠到田畈上去复习。田畈上泛着霞光，漾着清新的空气。我有次发现了他的一个小秘密：他的专业课本中还夹着一个软面抄，里面全是他抄写的外国诗人的诗，普希金的，屠格涅夫的......他补习基础课时，还是丟不下他对文学的痴爱。
我们的家在一个乡，相邻的两个村，就读的却不是同一所初中。我们都是以比较高的分数直接考进中师。当年的高分数大都选择读中专，可以为家庭分担一点经济压力。那时我们俩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有几次周末，为节省车费，我俩步行二三十里路回家。下午放学之后，沿着二郎河坝溯水而上，到家的附近，已是夜深人静，两岸点点灯火。
师范毕业之后，我们分配到了同一所山区小学——原铜铃乡辅导小学。他教四年级语文，我教五年级语文。学校处在一个叫南屏庙的山岗上，我俩安排合住一间20多平米的砖瓦房里。那时山区小学早、中午上课，下午不安排课。参加工作第一天的中歺，在房间里，把从食堂端来的两碟子小菜放在办公椅上，我俩对喝了一瓶白酒。
半年之后，春槐调到了更为偏远的三冲小学。那里是深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不太好。我有点替他担心，周末去看他，见他还是那副散谈平和的模样。他房间里养了几钵兰草花，桌子上摆放着几本诗集。
后来我调到邻乡的一所初中任教，再后来改行从政，平时同春槐见面不多，只是过年的时候相互间还走动。多年后，我进城里工作，家也随之进了县城。春槐又回到了铜铃辅小，他爱人在学校代课。他和爱人每年都要回老家的旧宅过暑假。有几年我把上小学的女儿送到他老家度暑假，我同爱人也常过去转转。两家像亲戚一样。
日子就这样清澈而平缓地流淌着。春槐安平乐教，是远近都有好口碑的教师。我能感受得到，他对做乡村老师是很满足的，乐在其中。
几年之后他在县城买了套间房，那时他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他在二郎中心小学任副校长，依然带课，周末住城里。我同爱人周未有时去他家蹭饭。
2017年春，组织上安排我到县教育局任职。教育系统人多事杂，到任后我和春槐好长时间竟没见面。有次他到局机关办事，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了一会。他对我说，想辞去学校副校长的职务。我问为什么，他没有作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想腾出岗位给年轻人。
有一天，听说春槐身体不舒服，我同爱人去看他。他说背部疼痛，痛的晚上睡不着觉。我劝他有病抓紧治，尽早外出检查一下，他说学校有些事情一时丢不开，先捱几天看看，要是不痛了不就算了。
得知春槐检查出脊椎瘤已经是捱了几个月的事。他的家人陪着他去杭州的医院检查，没有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我再去看他时，他明显消瘦了。后来他爱人和儿子陪着，到北京的301医院做手术，手术比较成功，但病源体不明确，留下了一丝隐忧。
他很快就回校上班了。周末见面，感觉他的状态不错，我也为他高兴。过了一年多，又听说他身体状况出现了反复，居然在学校上下楼梯都困难。校长劝他回家休息他又不愿意，学校只好把他的住房从三楼移到一楼。
终于还是犟不过病痛的折磨和亲人们的苦劝，春槐同意外出复诊，去云南一家医院。那天早上我去给他送行，我们聊了许多学校里的事情。他爱人打断我们的交谈，说要赶火车的时间，等他从云南回来再聊。
哪知道，这却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见面聊天!
春槐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一百天，农村旧俗谓之“祭百日”。我来到他老家面前屋这个小村子的后山，和他的亲人们一起站立在他的坟茔前祭奠，表达无尽的思念。
朱春槐，当年睡在我的上铺的兄弟，我总不敢相信他已经走了。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被推举为宿松县的新乡贤。县里给予他的致敬词也是那样朴素：朱春槐从教四十年，扎根乡村育桃李，担负起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神圣使命。
读书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春槐的名字。槐树分国槐和洋槐，他这个“槐”，不是那种“九棘三槐”中的国槐，只是普通的洋槐。洋槐就是春槐，在乡村很常见很实用。洋槐在四、五月开花，洋槐花晶莹、纯美、脱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