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携家眷去杭州赴任。
因为此时苏轼是完全反对新法的，由于新党的诬陷，惊动了皇上和朝中大臣，闹得满城风雨，大有灭顶之灾。苏轼清醒地认识到批评新法已经惹下祸端，京城之地已经呆不下去了，必须远离朝廷这个政治漩涡。苏轼对谢景温(王安石弟弟王安礼老婆的哥哥，时任侍御史知杂事，相当于御史台副长官)的诬陷，“尝以遗言自辩，乞外任避之”，向朝廷奏请出任地方官。神宗深知其原因，很同情苏轼，便批示“知州差遣”，让苏轼出任一州之长官，但嫉妒苏轼的人很多，见苏轼被提拔重用，就从中作梗。神宗的批示送达中书省，认为不合适，拟令“通判”颍州。为了平衡变法派的情绪，也为了皇帝尊严，宋神宗改批杭州通判。其实不仅仅是谢景温诬陷(苏轼当年在扶送父亲苏洵的灵柩返川，利用官船贩卖私盐，最后证明“实无其事”，是新党对苏轼的第一次诬陷)这样简单的事，而是诬陷之事得到王安石暗中支持，因为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洋洋数千言，全面批点新法，引发新党震怒。更何况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试的编排官时，所上《拟进士对御试策状》，公开批判王安石在御试进士时，凡赞美新法的人擢居上等，凡批评新法的人置于下等。改革派包括王安石如何不生气，苏轼外放降官位通判就理所当然了。
苏轼离开京城后，就直奔陈州。院里政治漩涡，心情特别愉悦，从《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小诗可以看出：蛙鸣青草泊，蝉噪垂杨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过雨。鸟乐忘置罦(捕鸟工具)，鱼乐忘钩饵。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烟火动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我行无疾徐，轻楫信溶漾。船留村市闹，闸发寒波涨。舟人苦炎热，宿此乔木湾。清月未及上，黑云如颓山。万窍号地籁，冲风散天池。喧豗瞬息间，还挂斗与箕。 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恨无襄阳儿，令唱铜鞮曲。我诗虽云拙，心平声韵和。年来烦恼尽，古井无由波。其中的“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充分体现作者对国家之事何必在乎是否在朝廷。他到陈州要看自己的恩人张方平，要看自己的弟弟苏辙(不久前刚为陈州教授)。苏轼对苏辙在陈州的传经释道德教学工作很是赞赏，同时为苏辙政治上失意落魄为一个穷教书匠，薪俸不能饱其子女腹而心酸落泪。在这里他写下《戏子由》：“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把苏轼的身高体貌，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还有漏雨又漏风、低矮破旧的教舍，体现了苏辙穷酸的形象。在这里，苏轼遇见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十七岁的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应该是“苏门四学士”受教最早的一个。张耒此时游学于陈州，受教于苏辙。此刻与苏轼的见面，一见如故，二人就有了师生之缘，御史向苏轼问学。在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中说：张耒“游学于陈，苏辙深爱之，因得从轼游。”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苏轼辞别张方平，与苏辙一起前往颍州，去看望隐退到颍州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轼此刻见到的欧阳修，头拴十字巾，身穿粗布短褂，脚着麻布鞋，荷锄东篱下，颇有陶渊明的归隐之士。苏轼兄弟的到来令欧阳修十分高兴，师生三人西湖宴饮，赋诗畅谈，欢聚二十余日。苏轼写下《陪欧阳公宴颍州西湖》诗：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湖边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城上乌栖暮霭生，银缸画烛照湖明。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我想“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他们争论“激烈”的应该还是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欧阳修在颍州归隐，但宋朝的文人多是政治家，他们是心怀天下的。欧阳修与苏轼笑谈医者以意用药事。欧公说起有位“乘船遇风”，受惊吓而患晕船症的人，医生遂“取多年柂牙为柂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又《本草注》引《药性论》曰：“止汗用麻黄根及故竹扇末服之”。对医药学并无深入研究的欧阳修随口说道：“医以意用药，多如此。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苏轼关注医学，今有《苏沈良方》可为证。他不太相信医者以意用药的偏方，便借题发挥，故作荒诞推理，对欧公说：“以笔墨烧来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千之馂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欧阳修针对苏轼医药之说，不免要说上几句。“那今日当朝介甫当闻西施耳环，以疗其固执偏激之恶性;谢景温当食比干剩食，以除嫁妹联姻，巴结谄媚之劣;李定，舒亶等辈当喝伯夷的洗脸水，以疗其权欲之贪;今上当舔樊哙之盾，以治其外怯内惧。似此，天下岂不太平盛世矣!”苏轼听了欧阳修一番甚为深刻公正的话语，十分公正地说：“想不到恩师隐退山林，仍怀一腔忠义，朝中痼疾，一言以蔽之。”他们谈起了朝政，谈起了人生，欧阳修发现自己误入弟子的漩涡，当即说到：“子瞻，世事艰险，赶快离开此地，免遭飞来横祸。”随后闭口不谈政治，欧阳修还拿出收藏的稀有石屏以作观赏，苏轼作诗《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中写道：“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其中赞曰：“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对石屏的惟妙惟肖的赞赏。也正是这次师徒相聚，坚定了欧阳修将“文坛盟主”之位传承给苏轼的决心。苏轼临行前与其在颍州西湖畔作别时，他以当年批卷之笔相赠，并以“文与道俱”四字相嘱。就此，欧阳修将领袖文坛的重任移交给苏轼，北宋迎来新一任“文坛盟主”。可以这样说1071年的九月苏轼已经是文坛盟主了，而不是1072年的九月欧阳修离世之后。
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苏轼兄弟也要在颍州分别了。那一夜，兄弟二人于颍州西湖船上，彻夜畅谈，洒泪告别。苏轼写下《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一为：“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从今得闲暇，默坐消日永。作诗解子忧，持用日三省。”其二为：“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其中“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这次颍州西湖之行，给苏轼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他看着远去的西湖美景，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来颍州做官，再与西湖相约。苏轼十分怀念过去家乡的恬静生活，慨然歌并写下《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
离开颍州后，苏轼顺水路继续向东南前行，一个月后抵达扬州。扬州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富庶之地，也是江南水路交通枢纽和风景名胜之地，又是一番停留。在扬州，苏轼与刘颁、孙洙、刘挚等人相会于太守钱公辅的府上。此时，刘颁任泰州通判，孙洙赴海州太守任，刘挚赴衡州盐仓监任，俱是一时才俊。文人雅士相聚，自然少不了饮酒赋诗。酒过三巡，苏轼提议：“我们四人分别从另一人的字里取一字为韵，各成一首十韵诗如何?”众皆欣然应允，文人在一起果然会玩。欢宴之后，苏轼十一月三日又独自游览镇江金山寺。这是苏轼的一个习惯，每到一地，必定要到寺庙走一遭，结交几个和尚朋友。金山寺是镇江最著名的佛寺，始建于东晋，金山一带也被誉为“江南风景之最”。作了《游金山寺》表达自己的归隐之意。“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说士归隐，有抱负的文人之士说说而已，苏轼就是其一。
离开扬州后，苏轼于十一月初抵达了苏州。此时，虽已是初冬，但对于苏轼来说，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味道，自然不会放过大饱眼福的机会。在苏州时，苏轼还结识了一位著名的和尚，法号道潜，善于写诗。道潜见到苏轼后，拿出自己颇为得意的《临平道中》一首诗请他品评，苏轼看后大加赞赏。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我们的新任文坛盟主苏轼十一月二十八日才到任杭州。从1071年的七月离开京师，到当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抵达杭州，苏轼的此次赴任一共用了四个月之久，这在古代是一件极为稀松平常的事，一则交通不便，二则游山玩水。从而锻造出一个全能型的官员，不仅诗文一流、豪放词的开创者，还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佛学和道家的入迷者。但是他在杭州为通判的功绩特别丰富。苏轼来到杭州，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王闰之、长子迈和次子迨，以及侄子苏林(十六郎)的妻子及其子彭、寿一起带来的。侄子苏林在苏轼在赴任杭州那年亡故后，一家妇孺便托付给了堂叔苏轼。他的三子苏过，便出生在杭州。
杭州的办公地方位于凤凰山顶，南面是钱塘江，每天出海的各种大船出没于江面;站在此处向北望去，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约可见，庙宇与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边是钱塘江湾，有惊涛拍岸之气魄。作为判官、副市长，苏轼的官邸在公馆的北面，可俯瞰西湖，景色宜人。可以想见，刚刚脱身于朝廷尔虞我诈的苏轼来到这样的杭州，心情该是何等的愉悦、舒心。杭州城自北而南，城外一周以高墙环绕，城内有河道，河道上又架以桥梁相通。整个杭州城在西湖的映衬下悦人无数，好一幅宁静安然的江南美景水墨画。一大清早，湖面上数艘游船早已开张营业;到了晚上，推开窗户，可以听见有人吹箫，时而还传来歌唱的声音;北宋时已经出现了夜市，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有几处夜市甚至直到半夜三更才收市。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居高而下的苏轼尽收眼底。可以说，一天之内各个时段的杭州的样子，苏轼都知道。
杭州的山水很美，需要诗人的歌颂，来赞美，苏轼就是歌颂杭州的接触诗人。杭州的山水要感谢苏轼，是他充满激情的诗句，让山水之美鲜活灵动起来;是他用心灵感应的诗句，让山水的静态美散发出诱人的情韵;是他个性张扬的诗句，让山水美中有了灵性。真不知道，是杭州的山水美景孕育出苏轼的千古佳句，还是因为苏轼的诗句使杭州胜过天堂，司机美如画。西湖使苏轼游玩最多的地方，他为西湖作了许多诗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诗神，苏轼自然少不了要写诗，西湖这样的美景自然也能激发他的创作欲望。于是乎《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夜泛西湖五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卜算子.感旧》等众多极具艺术性和美感的诗词，让大家更喜欢杭州和西湖。
苏轼来到杭州首先要治愈自己的伤痛，那就是将自己思想放纵在大自然的美景中，纵横驰骋享受杭州的美景。并愿意在死后葬在这里“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但我认为苏轼对杭州美景的讴歌，正是为杭州的美景作了一番宣传，这个广告是亘古的。杭州之美，莫过于西湖。所以苏轼任杭州通判对杭州最大功绩是宣传杭州以及西湖，还有富春江。
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繁华的街市、宏伟的庙宇，还有杭州人那江南特有的轻松愉快气质，这些无不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轼在熙宁五年(1072年)到杭州六个月后的六月二十七初苏轼便写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这样的诗句：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裴回。 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忽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 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这是苏轼对杭州的赞美，把杭州比作故乡，这只有我们这位新任文坛盟主才能心安理得想到的。《夜泛西湖五绝》作于熙宁五年(1072年)的七月，与一起任察推的吕仲甫携妓夜游西湖所写。其一：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今夜吐艳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其二：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其三：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唯有菰蒲声。其四：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其五：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晚上的西湖与苍龙山，荷花的夜香，晚上湖光的神秘，还有西湖晚上的月亮。《饮湖上初晴后雨》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正、二月间。从诗意看，作诗当天朝晴暮雨，诗人既为酒所醉，亦为美景所醉。第一首“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完全谢了自己游玩西湖的感受，只有邀请自己的知音“水仙王庙神”一起欣赏山下西湖的绝佳美景。第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淡妆浓抹都是如此合适美丽多娇。苏轼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新颖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无与伦比的美丽，遂成为千古绝唱，也因苏轼的诗歌，“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名。又一说这首词是写给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正是认识在这场宴会上看到舞姿曼妙的王朝云，而写下此诗，并在不久之后王闰之买下了王朝云。人与西湖交融在一起，完全激发出苏轼不一样的情感。嘉祐二年(1057年)，梅挚出知杭州，仁宗皇帝亲自赋诗送行, 中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梅到杭州后，就在吴山顶上建“有美堂”以见荣宠。苏轼在熙宁六年(1073年)初秋在“有美堂”写了《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诗以雄奇的笔调、新妙的语言有声有色地摹写了诗人于“有美堂”所见骤然而至的急雨之景。雷鸣伴着乌云翻滚，狂风摇曳着树梢怒号、暴雨袭来翻江倒海，表现乌云中的西湖之美。苏轼不仅看西湖，也看钱塘潮。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中秋《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写到“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造物亦知人易老，故叫江水向西流。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卜算子.感旧》是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苏轼在从京口(江苏镇江)返回钱塘的途中，创作了此词，寄给在杭州知州和诗友陈襄。其序为“自京口还钱塘，道中寄述古太守”其词为：“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 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苏轼描写了西湖所有的美景，阴天的，月夜的，深夜的，暴雨中的，天晴时，醉酒中，不同时间段和自己不同状态下对西湖的感受，淡然还是少不了八月十五的钱塘潮，以及自己对杭州江南美景的称颂。
同时苏轼也为富春江作了宣传。《行香子.过七里濑》是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时任杭州通判)去杭州治下的富阳出差，忙完工作后，他带着满身的轻松与惬意游览了久负盛名的富春江。他沿着水路从新城一路到桐庐，舟行富春江上，苏轼沉浸在风光宜人的山水中，这让词人心旷神怡。一个清晨乘轻舟经过浙江境内著名风景区富春江上的七里濑写下这首词。“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对大自然美景的赞叹中，寄寓了因缘自适、看透名利、归真返朴的人生态度，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浩叹。富春江，是钱塘江建德市梅城镇下至萧山区闻家堰这一段的别称。全长110公里，流贯浙江省桐庐、富阳两县区。走进苏轼的富春江词作，开篇六句，词人描写了清澈宁静的富春江美景：一叶小舟，荡着双桨，像惊飞的鸿雁一样，飞快地掠过水面。天空湛蓝澄澈，水色清明澄净，山色天光，尽入江水，波平如镜。水中游鱼，优哉游哉，不时跃出明镜般的水面;水边沙洲上，白鹭蹁跹，悠闲自得。苏轼用简练的笔墨，动静结合、点面兼顾地描绘出生机盎然的富春江山水风光，体现出苏轼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
苏轼来到杭州做的第二件事宽容那些因为变法而入狱的犯人。除夕之夜，苏轼往狱中提点犯人，这也是他来杭州的第一件公事。熙宁新法已全面铺开，青苗法、市易法，“法非不善”，但底层官员竞相逐利，百姓只能遭殃。那狱中犯人，多是还不起青苗贷款的农民，还有破产的商人。苏轼挨着提点，心里不大舒服，当即挥笔写下《都厅题壁》：“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百姓为了生活而触犯法律，自己也为生活干这事儿，有多大区别呢?。苏轼忍不下去了，要放人。然而另一个姓鲁的通判执意不肯，这厮不为别的，乃是要给苏轼一个下马威。苏轼不与他争，把沈立找来。沈立同意让囚犯回家过年，待元宵之后再返狱，并拟了公文。那姓鲁的逞强，拒签公文，并扬言要上书朝廷。沈立黑着脸，非常生气。苏轼回言：“好啊，今日你不签，明日我不签，咱就这么拧着。”其实姓鲁的不过是拉虚架子，真要上书朝廷他哪是苏轼的对手，只得低下声来：“好吧，这大过年的，就依了太守……”除夕之夜，苏轼忙到三更，赶回去与家人们小聚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各处牢狱，共清点出三百七十多名轻犯，安排他们立字据，回家过年。那些重罪囚犯，则供给酒食，让他们初一到初五都有肉吃，并严禁狱吏鞭打。眼里见不得百姓疾苦，是苏轼为官的一大“原动力”。
苏轼任杭州通判第三大功绩“凿六口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重修杭州水务。苏轼深知老百姓不易的苏轼，一边尽力让老百姓不受新法的影响，一边用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为了了解老百姓的真正所需，他深入基层实地调查发现，杭州是一个近海之地，得知“其水苦恶，惟负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解决用水难是历来在此为官者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唐代丞相李泌就曾在杭州凿了六口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白居易进一步治湖浚井。《宋史》中载：“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为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苏轼和陈襄主政杭州公务时，其井大多废置，百姓饮水十分困难。陈襄是苏轼任杭州通判合作第二位职守，他是沈立离开后熙宁五年(1072年)就任的。于是两人组织杭州人民整治六井，苏轼还作《钱塘六井记》，详细记录了整个工程始末。第二年江浙一带大旱，滴水贵如油;而杭州人民并不缺饮水，还有余水喂牛，洗澡。老百姓都争相称道两人的先见之明。其记中说：“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沮洳斥卤，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始长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而金牛之废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绝河而东至美俗坊为南井。出涌金门，并湖而北，有水闸三，注以石沟贯城而东者，南井、相国、方井之所从出也。若西井，则相国之派别者也。而白龟池、小方井，皆为匿沟湖底，无所用闸。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圭办其事。仲文、子圭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官者二十余人。于是发沟易甃，完缉罅漏，而相国之水大至，坎满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载，瞬息百斛。以方井为近于浊恶而迁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惊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迁之于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为上中下，使浣衣浴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闸于门外，其一赴池而决之河，其一纳之石槛，比竹为五管以出之，并河而东，绝三桥以入于石沟，注于南井。水之所从来高，则南井常厌水矣。凡为水闸四，皆垣墙扃鐍以护之。 明年春，六井毕修，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河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苏轼在治理农田水利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能力。陈襄指派苏轼主导此项工程。苏轼选了四名差僧专门负责，挖水沟，换井壁，补漏洞，注漕河。将六井与西湖相连通，六井疏通，水源保障，千帆粮船竞渡，又为城中运来很多粮食。
苏轼任杭州通判第四大功绩积极协助朝廷到常州、润州等处赈灾。熙宁年间杭州周边的常州、润州等地，俱受旱情，苏东坡奉命去发放官粮。一去数月，水陆兼程，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又到了除夕之夜，合家团聚已经是不可能了。苏东坡独居在常州城外的孤舟里，望着城内爆竹声声，灯火闪闪，大概自己的处境苦一点，但心里比较好受点。苏轼不扰民，并不打扰常州城里的官吏们。以他通判的身份，进去享受美酒佳肴何其容易，但他丝毫没有这念头。
苏轼任杭州通判第五大功绩是勤于政务，心里装着百姓，丝毫不敢懈怠。“画扇断案”虽是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杭州人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故事是原告称被告向他借了价值两万铜钱的绸缎，用来做扇子，现期限已过，却迟迟没有付货款。原告请求判官主持公道，追回货款。而被告陈述，其父刚去世，办丧事用了一大笔钱，又因办丧事错过了扇子的销售旺季，加之阴雨连绵，因此扇子滞销，造成了他无力偿还货款。双方陈述完毕，说的都是实情。原告追回货款，合情合理;被告拖欠货款，情由可悯。如果强制其还钱，定会逼得他家破人亡。东坡在情与法之间犯难了，忽然脑中灵光一现，他命做扇子的人回家取二十把扇子来。很快，扇子拿来了。苏轼提笔在扇子上勾画起来，片刻之间，二十把扇子都留下了他的墨迹。他将扇子交给被告，叫他拿去卖，每把不低于一千钱，卖的钱用来还欠款。周围旁听的群众早对东坡佩服万分，人们纷纷围拢抢购扇子。转眼之间，二十把扇子被一抢而空。许多人因没有抢到的还捶胸顿足呢，可见，杭州人民对东坡是多么的崇拜!被告拿了钱，当场还给了绸缎商，判官圆满结案，原告，被告，判官和群众都很满意这个结果，造成四方共赢，十分和谐。据《杭州府志》卷172记载：“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也说明苏轼办事效率极高，为人民的事丝毫不敢懈怠。因为苏轼的推广，杭州人将每年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定为游湖大节。湖要游，潮要观，忧国忧民之心也在燃烧。苏轼曾自谓“政虽无术，心则在民”。
苏轼任杭州通判第六大功绩治理杭州周边的水旱蝗灾、到农村了解农民疾苦。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正是王安石大行新法的时候。苏轼对新法取保守态度，对新法的弊端强烈不满，对官吏漠视百姓深为痛恨，对人民的生活疾苦十分关注，因而常在诗中讽世论政，希望“有补于国”。苏轼还是深入农村，了解灾情和民生疾苦，足迹遍布杭州所属各县。他对那些对水涝造成夏收季节灾害毫不关心而高高在上的新党人物，只能在自己的诗中予以讽刺。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冬，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赋税依然繁重。地方官只知催收钱粮，不顾百姓死活，苏轼愤然作《吴中田妇叹》：“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苏轼深感“盐法太急”而写下著名的《山村五绝》，对新法实施的“盐业官办”所造成“盐价既增，民不肯卖”，以致无盐可吃。对新法中的农田水利法、青苗法也进行了嘲讽。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春，苏轼巡行属县，于新城道中经山村，赋此五绝。《山村五绝》其一：“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其二：“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其三：“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其五：“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苏轼在诗中对新法的各种弊端进行了讽刺。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八、九月间，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一些官员为了附和新法，取悦朝廷，竟隐瞒灾情不报。苏轼十分气愤，竟无人可诉，他只能对自己的弟弟苏辙写《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来说明。第一首：“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寄书。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馀。”第二首：“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苏轼通过自己的诗文，对新法进行了讽刺。后来到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新党把这些诗文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作为苏轼攻击新法最有力的证据。更出乎大家预料得是沈括是这场文字冤案得始作俑者。苏轼和沈括是治平二年(1065年)在崇文院一起供职的同僚。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在天文、数学、医学、生物、物理等方面成就卓著，著述40种，其中《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被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科技史上最奇特的人物”。1979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了纪念沈括，将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星”。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举荐沈括为“西浙路察访使”。临行时，神宗特意叮嘱：“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待之。”沈括没有按照神宗的意图来做，他也许此刻特别嫉妒神宗对苏轼得信任，也许他在履行自己“西浙路察访使”的职权，苏轼的盛情接待沈括全不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将苏轼在杭州作的诗全部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予以笺注，名之《钱塘集》。回到京城，沈括就把《钱塘集》呈给宋神宗和王安石，状告苏轼“诗皆讪怼”。神宗倒是没有理会，而且也由此疏远了沈括。但六年后的“乌台诗案”沈括所辑的《钱塘集》称为证据之一。此时作为杭州通判的苏轼，根本没有想到以后的严重后果，依然对新法进行了抨击。刚到杭州“时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地方骚动。”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诗中，便打出沉重的心情：“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此外，对于苏轼本人，他在杭州处理自己一些私人之事。一是晁补之投到苏轼门下，他是“苏门四学士”第二个拜师苏轼的学生。熙宁四年(1071年)十七岁的晁补之随父宦游杭州新城，苏轼亦于同年因反对新法自请外任杭州通判，相识的机会才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来临。熙宁四年(1071年)底或五年(1072年)春，怀着异常欣跃的心情，补之奉上他精心撰写的《上苏公书》，表达对苏轼的无限敬仰和拜师受业的热切渴望。尽管文章谈古论今，指点江山，凌丽奇卓，才气飘逸，其议论却与苏轼的观点凿枘不合，因而未能得到反响。初次上书未果，补之并不气馁，很快又作《次韵苏公和南新道中诗二首》其一为：“读公栖鸦诗，岁月伤晼晚。公胡不念世，蜡屐行避远。羁鸟翔别林，归云抱孤巘。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其二为：“山园芙容开，寂莫岁云晚。公来无与同，念我百里远。寒飙吟空林，白日下重巘。兴尽还独归，挑灯古囊满。”这篇文章行文自然，有如晤谈，与前书的故作姿态颇异其趣，正符合苏轼“文理自然”的审美趣尚。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补之不无委屈地抱怨前一次上书受到的冷落，其自信、诚笃、极为大胆直率、极富挑战性、“豪迈，英爽不群”的本性毕现无遗，纯真之至，可爱之至，当会心一笑。晁补之又呈上《钱塘七述》，其文为：“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区;北大海，南天目。万川之所交会，万山之所重复。或濑或湍，或湾或渊;或岐或孤，或袤或连。滔滔汤汤，浑浑洋洋;累累浪浪，隆隆邛卬。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且有，既姣而多娱。可导可疏，可航可桴;可跂可踰，可檋可车。若九洲三山接乎人世之庐，连延迤逦，环二十里邑居。攸聚蚁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带绕指。隐以为春，折以为尾;湮河堑华不足方比，方城汉水胡敢竞美。 当昔夫差之盛时，内姑苏以为心腹，而外城此以为身。革车千乘，甲士万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洒汗成雨，连衽成云。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员之徒;通其谋将军孙武，公子夫差之徒。用其众，尝以国政之闲，徒截江命习战事。於是张翠羽之盖，靡鱼须之斿;擢鹅足之楫，曳龙尾之舟。凌鱣鼋之车，戏贲育之俦;飘鼓吹乎下风，隘戈矛乎上流。乍往乍还，乍后乍先;若乱而若联;乍止乍驰;乍合乍离，迭唱而迭随。惊鲛人泣冯夷，清江忽兮怒涛，颷风为之扬旗。已而即次食具乐，作三军皆贺响，震山壑其强如。此故，姑苏恃以为南蔽而能驱，唐蔡蹂齐鲁侵寻乎百粤。隳突乎三楚，栖勾践乎穷山;鞭平王乎颓墓，此亦天下之形势也。 盖闻达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贪时而后义。隐之所尚，得全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闻出处之际。” 当苏轼看了晁补之的《钱塘七述》之后，就赞叹道：“吾可以搁笔矣!”就这样，晁补之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始拜门下，年甫冠”。苏轼在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二十六日苏轼在拜访自己的同科进士晁补之的叔叔晁端彦(字“美叔”，生于公元1035年，卒于公元1095年，北宋济州巨野(巨野县)人，与苏轼同登进士第，与苏轼交好，苏轼在《送晁美叔端彦发运右司赴阙》云:“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君来叩门如有求，颀然病鹤清而修。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蹈轲丘，尚欲放子出一头。”)，时任杭州治下新城县令。苏轼作《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中赞赏晁补之：“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晁补之受苏轼提拔，并为之延誉，因此知名。
二是关于恩师欧阳修的去世。熙宁五年(1072年)的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去世，因为公务繁忙，无法赴颍州吊唁。得到消息的苏东坡，跑到西湖边的孤山寺僧友惠勤的寺庙里，两人对着北方欧阳修方向，抱头痛哭了一场。苏轼为欧阳修写的祭文：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虽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与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山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怅然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吾私。呜呼哀哉!
三是认识自己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并收纳身边;接待忘年交好友张先。熙宁六年(1074)秋，苏轼某日与他的忘年交好友张先等人一起游西湖。张先刚从湖州回杭州。这次游湖，只是他们无数次游湖中的一次罢了。众人坐在孤山竹阁中，轻风徐来，凉爽畅快，前临湖畔的亭上，正快乐地聊着天。不久，湖心中有一采莲舟渐渐靠近凉亭，悠然又间歇的桨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舟中有几位浓妆艳抹的女人抱琴筝过来，其中有一个少妇最是美貌，她弹拔的是筝，看上去三十出头，风韵闲雅，姿态绰约，一时令人看成得呆了。这个美女见到苏轼，自述道，她少女时便景仰爱慕苏才子，却深在闺中，无由得见，如今嫁作他人妻，听说苏轼游湖，不避嫌前来，因善弹筝，愿献一曲。苏轼听完，不好推辞，提笔写了《江城子》馈赠这位美少妇。词曰：“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张先年纪约八十四岁，依旧耳聪目明，精力旺盛，家中还畜养着声妓，九月时，他还买了个美妾，苏轼作了一首诗戏谑他：“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眉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张先也没脸没皮，和了苏轼一句诗道：“愁似鳏鱼知夜水，懒同蝴蝶为春忙。”
1074年，熙宁七年夏日六月初三，知州陈襄调任应天府，老乡杨绘继任。初秋时分，苏轼组织了杭州的官妓一起去苏州迓迎新知州杨绘，还写了首《菩萨蛮》给苏州知州王诲：“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萧瑟。不用许飞琼。瑶台空月明。清香凝夜宴。借与韦郎看。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九月初，苏轼也有离任杭州通判，刚刚到任不到两个月的杨绘也被召还京城。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借紫”(享受三品官位)升任密州知州。这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点。他在杭州近三年的任职通判，写了六十多首诗词，而且首首都很经典!
苏轼任杭州通判为杭州人们做了那么多实事，是一心为民的好官。杭州应该感谢苏轼，正是因为苏轼对杭州的宣传和推荐，才让杭州“人间天堂”之名片“散遍”天下，才让杭州名满天下，南宋在杭州的建都与之有一定的关系。杭州西湖不仅有后来苏轼为杭州太守时修的苏堤，还有存在一元人民币上的“三潭印月”。
2024年5月2日假日于成都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