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情脉脉的高原反应
拉着行李箱跨进电梯轿厢时，我忽然感觉哪里不对劲。
电梯最靠里的轿壁装上了整面的镜子，我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镜中的那个人，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高大了许多——但我竟看不清楚自己的脸。其实是看见了，只是不太清楚和分明，模模糊糊的，就像隔着毛玻璃看一个你熟悉的人，鼻子、眼睛、嘴巴，甚至鼻梁上架着的眼镜，都能看出个大概，却怎么也无法和你记忆中的样子画上等号。
这感觉，和我第一次到折多山时所经历的高原反应十分相似，但又不完全像，有一种不太明晰的错位感。是的，就是错位。就是稍后随着电梯升到五楼，可感觉却像是在不断往下坠落;就是你“啪”一下打燃火机，却老长时间无法把火苗对准烟头，好不容易点燃了，抽了两口，却发现是从离烟头无限远的部位燃起来的那种无奈;就是你明明要指的是一个人的左眼，伸出手指，却指向了那个人的鼻梁甚至是右眼的那种错愕。
同事觉察到我的异样，问我怎么了。
我说我的眼睛。
有位同事于是凑拢过来，盯着我的眼睛，伸出手正要提起上眼睑的时候，几乎惊叫起来：“啊，好红!”同事当然知道是结膜充血，但脱口而出却是“好红”，只能说明我的结膜充血是真的把同事吓着了。也就是到了此时，我才弄明白赶来的路上，眼里为什么会有越来越重的异物感，越来越看不清东西。
这是我第二次来甘孜州九龙县。第一次来是在两个月前，那时候，农历还蹒跚在寒冷的冬天，高原最难熬的季节，而阳历已经进入今年一月。那也是工作计划要求我们必须到位开展工作的时间。
得知我们重返的具体时间，同事们早早就安排好了晚饭。高原人的热情天下皆知，体现在饭桌上，就是丰盛的菜肴和美酒。我们放下行李，简单洗漱过后便被拉上了酒桌。因为浑身实在难受，我本来不打算喝，但实在架不住同事们的热情，只好放弃了白酒，接受了一杯之前基本不喝的红酒。因为有这个序曲，后来有位同事端起酒杯找我碰杯的时候，在座的人都盯着我看，似乎都把我当成了当晚喝酒多少的标尺。俗语说“一人不快，举座不欢”。我不想一人不快，举座不欢。我不想做那个让“举座不欢”的“不快”人，更不想让人觉得我就是那个“不快”人，所以不得不和在座的人一道举起了杯子。喝完第一杯随即续上第二杯，第二杯没喝完就要再续上的时候，我是无论如何没敢再接受了。我不想拂了同事们的美意，但身体里越来越明显的不适太过凶猛和强大，我已经无力鼓起勇气再行违逆之事。
我能够做的，就是在晚餐结束后，在同事的陪同下跑去餐馆旁的药店，购了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维C银翘片、连花清瘟胶囊。店主与陪同的同事是多年老友，这些药就是同事和店主商量后让我买的。同事问我要得不，我说当然行。同事家世代行医，二十多年前从雅安来九龙县工作，治好了无数九龙人身上的顽疾，几年前刚从乡镇卫生院调进县城，他的建议，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拿到眼药水，我赶紧请同事帮忙滴了几滴。当亮汪汪的左氧氟沙星药液滴入眼眶，一阵凉丝丝的感觉过后，眼前的景物一下就变得和往日一样明晰了。
最难熬的事情出现在晚间。首先是阵发性的剧烈咳嗽，总是在刚刚入睡后不一会儿便又开始了，一开始便接连咳上好一阵，怎么也控制不住。每次都浑身收紧，尤其是胸口和肚皮。咳嗽好不容易暂停之后，就感觉胸口和肚皮一阵温热，伴着撕裂般的疼痛。大约就因为此，可能也有感冒导致感觉迟钝之故，中途几次离开被窝，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出门，经过黑漆漆的走廊去楼房另一头的卫生间，竟丝毫没感觉到寒意。
与睡眠一同受困的是眼睛。每次咳嗽过后，双眼就湿漉漉的，伸手一摸，满眶都是泪水。此情此景，如果是大白天被不明就里的人瞧见，肯定会以为我是遇上了什么无法言说的伤心事，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泪水，涌现在一个中年男人的眼眶里。眼睛却睁不开，因为睫毛被眼屎紧紧地粘在一起。伸手一摸，指尖下是一些大小不等的块状物，抠掉了稍大块些的，还有更多的是细小的颗粒附着在睫毛上，怎么抠也抠不干净。只好拿起纸巾，浸了水，擦洗了好几遍才勉强可以睁眼和闭眼。但在睁开眼的时候，眼前依然是恍恍惚惚的，整个世界好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帷幕，而身体则像是悬在了半空，轻飘飘的，如果生有一双翅膀，极有可能随时飞将起来。
在举世闻名的《失明症漫记》里，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讲述过因为无名病毒导致人类失明后的种种境况：当真实世界瞬间从眼前消失的时候，屋里和屋外，这里和那里，我和你，我们和他们……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巨大的牢笼之中，到处是末日般的恐怖景象。繁忙的城市，一个人的失明微不足道，但当整个城市失明，一切便都崩塌了……我心里清楚自己并不至于失明，却还是禁不住把自己假设成了萨拉马戈笔下那个驾车途中发现自己失明的人，并且随他一起经历了后来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这样一来，反倒觉得自己其实是多么幸运了。
用过药的第三天，眼里就没再生出眼屎，咳嗽也减轻了很多，因此我才有精力和心情翻出第一天晚上自拍的“红眼睛”发了一条消息到微信朋友圈。消息刚一发出，便被一位经常在高原出没的朋友看到了，朋友第一时间给出了几条如何克服高原反应的建议，并且就我发红的双眼回复了一句话：含情脉脉的高原反应。
看着手机屏幕，我会心地笑了起来。如果记忆没有出现大的纰漏，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红眼病”的困扰。在这里，它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我证明，我确是带着对高原的爱恋而来的。高原当然也明白我的心思，为了让我的外表更接近于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有意让我的双眼呈现出含情脉脉的样子。
高原，总给人意外的惊喜。
正午的哭声
那个农历四月的正午，有着热辣的阳光和强劲的大风。但当我从甜美的午睡里猛然醒来时，只注意到从窗帘的缝隙间透进屋内的阳光，并没想到我竟是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风惊醒的。
在高原的日子，因为缺氧和寒冷，我每晚都会习惯性地醒来一两次，美好而充足的睡眠成了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以至于白天稍有闲暇便昏昏欲睡，每天那一个多小时的午睡，便成了必须且弥足珍贵的事，也才恍然明白为什么连莎翁都会说“一切有生之物，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
懒在床上，捧着脸使劲揉搓了几下，双手摊开时，从窗帘的缝隙间投进来的阳光正好不偏不倚地照在掌心，像舞台上的探照灯射出的光柱，明亮得有些刺眼。不由得眯上眼，再睁开来时，便看到细细密密的烟尘，一颗颗，挤挤挨挨地从掌心四周升腾而起，然后穿过光柱，消失在光柱之外的阴影里。对于肉眼看不见的事物，通常被我们看作是消失了，实则很可能只是从我们的视线里移开了，移到我们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隐藏起来。毫无疑问，这里的阴影和这样的隐藏都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那些烟尘一直都存在，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眼里缺少了那样一束光柱，因此便在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变成了“有眼无珠”的盲者。
正望着那些尘埃出神，一阵巨大的声响忽然在耳边响起，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声比一声高亢，尾音越拖越长，像极了一个妇人撕心裂肺的恸哭。感觉很近，却又一时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身体里残存的睡意瞬间没了踪影。侧耳细听，那呜呜声却突然停下了。但不是真的停止，而是暂时歇息了。等我拿着脸盆和毛巾走到走廊另一头的卫生间时，便又再次响了起来，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还伴着轰隆隆的闷响。我疑心那轰隆隆的闷响是牙刷在口腔里搅动发出来的，于是咬着牙，停住手，一动不动地立在洗漱台前，那渐次加重加长的呜呜声再次变得无比清晰起来。
卫生间的后窗外就是呷尔新村，那是一个彝族村寨。冬天的某个正午，我曾误打误撞地去过村子里，碰巧遇上一位老人的丧事，满脸悲戚的族人身着盛装，看不到泪水和哭泣，想必是极度的悲伤让他们脸上的泪水已经流干，依然流着的，只能在心里无声地流淌了。村子里，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种上了核桃和花椒树，因为距离，看不到树根和它连着的大地，感觉那些树就像是浮在离地不远的空中。
此刻站在窗户后面，已看不清我冬天里走过的道路，但同样能看见村子里的房屋和种在房前屋后的核桃和花椒树，依然感觉那些树就像是浮在离地不远的空中，可每一棵树蓬勃繁茂的枝叶断然地否定了我，将这个我曾经十分强烈的个人感觉定位成了错觉。也看得见菜地里的洋芋苗，我最先看到的菜地还是一垄垄白色的塑料薄膜，后来薄膜中心开始冒出细细的嫩芽，再后来白色的薄膜便一点点被绿油油的洋芋苗取代。有位农人戴着草帽，蹲在垄间逼仄的空隙里，大约是在清除混在洋芋苗里的杂草。
到底是谁在如此美好的中午痛哭?为了什么而哭?
我们住处的楼下就是病房，住着好几个病人，早上我和同事们一道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好好的，但很多时候，疾病的变化多端是谁也无法预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凶险的情况就出现了。在医院，意外几乎就是常态。想到此，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直冲到了楼下。值班的同事看到我嘴角的牙膏泡沫和搭在肩头的毛巾，纷纷露出讶异之色。病区里并无任何异常。
我问：“谁在哭?”
同事们显然被我的话问蒙了：“哪里?没人哭啊。”
我举起食指，冲同事“嘘——”了一下。同事见状，便没再说话，手里的动作也停下了，转而跟着我，警惕地四处张望。过了不大一会儿，同事们便哈哈大笑起来：“哪是什么哭声呀，是风声!”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着同事确定无疑的神情，我一下就没了言语。对我这个外来者的小题大做，同事似乎习以为常，就像他们对呜呜的风声早已习以为常一样。为了让我彻底放下心来，同事接着便起身去关掉了走廊两侧房间里的门窗，刚才还十分清晰的呜呜声，瞬间细弱得几近于无了。
我看着同事，有些哭笑不得。
大风之中的那些声音，原来就来自我栖身的这栋房子。这个发现让我震惊。一阵风过了，另一阵风又起，这栋钢筋水泥的房子还是那样岿然不动，但在最初的那场大风过后，我分明感觉到我置身的世界有什么地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抵抗风暴，人永远无法和他置身的建筑物相比。
对于一幢建筑，人们通常会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当作主人，但在高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吹起的大风，有力地篡改了这个定位，即便是再能言善辩的人也无可辩驳，只能在大风来时哑口无言，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委身于眼前离自己最近的那栋房子。“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风是自在的，自然世界的一切都是自在的，人在其中，总霸道地以为自己是主动角色，其实一直在“被”自然“动”。我们总是鼓吹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在是有些大言不惭、不自量力了。自然一直存在着，并且总是按照自己的轨迹变化着，该起风时起风，该落雨时落雨，该飘雪时飘雪，正当我们以为我们的改造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被改造了。
经过这个四月的正午，我可以言之凿凿地说，我曾听到过风的哭声。
关于老马和我的三次微笑
私下里，同事们大多叫她老马，偶尔也有管她叫马老的。因为都是声母“l”和“n”混淆不清的四川人，最初听同事们管她叫马老的时候，我还误以为同事们说的是“玛瑙”。我知道好些本地同事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副业，但不敢相信竟然有人会做“玛瑙”买卖。很快，我就从同事们说话时的神情和话语涉及的事情里听明白了，他们说起的原来是他们的院长，而不是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玛瑙”。
老马和我同龄，今年四十九岁。按照孔子的说法，都是即将“知天命”的人，已经不再年轻，但要说“老”，似乎就有些为时过早了。
用老马的话来说，我们是“老庚儿”。第一次听老马用“老庚儿”来形容我们的关系，是在来九龙之前，老马带领一拨九龙的同事赶到天全，在我们就职的医院和我们见面、座谈的时候。座谈会有一个流程，是向九龙县方面的同行介绍我们即将前来甘孜高原工作的三个人。说到我的年龄时，老马笑着打断了座谈会主持人的话，插了一句：“我们是老庚儿啊。”说着便将目光向我端坐的方向扫过来。在座的人于是纷纷笑了起来。我也笑了。作为一家医院的一把手，却在这样的场合和我这样一名普通的骨科医生攀“老庚儿”，很自然地让初次见面的我们，尤其是我，觉出一种亲切感，感知到一种亲和力。座谈会接下来的气氛因此一下就变得轻松和谐了不少。
我注意到，长期的高原生活在老马脸上写下了十分清晰的痕迹，本就圆润的脸颊上缀着两坨浓重的高原红，那一刻笑起来时，似乎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羞涩。
到九龙不久后的一天，医院办公室通知我们参加一个会议。通知上说的会议地点在五楼，可医院有并排矗立的两栋五层楼房，第四层修了天桥，让两栋独立的楼房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以为会议室在右侧那栋，赶到了才发现那里乱哄哄的，四下里弥漫着浓密的烟尘，几个工人正在热火朝天地铺设地砖。我赶紧下到四楼，沿着天桥跑到左侧那栋楼上去。那是医院的门诊兼行政办公楼。我从楼梯爬上五楼，果然看见一道紧闭的双扇门上方的“会议室”三个字，门内传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说话声。
我站在门外的走廊上仔细聆听，是老马在讲话。从她说话的语气和说到的内容判断，她是刚刚开始总结性发言。她的语速有些快，声调很高，让人恍若觉得门内是一间课堂，负责教书育人的老师正在训斥一群顽劣的学生，有严厉，也有恨铁不成钢。需要我参加的会议还有一会儿才开始，我决定到会议室外的露台上抽一支烟。
跨过露台的门，才发现有个同事已经先我赶到，嘴角叼着烟，低头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刚把手机举到耳边，便看到了我。同事知道我也抽烟，一边等电话接通，一边从兜里掏出烟盒，快速轻抖了几下，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香烟盒的中间，将终于冒出来的那根过滤嘴朝向我递过来，又变戏法似的将香烟盒揣回衣兜，掏出打火机。我朝他摆了摆手，然后兀自点燃了手里的香烟。这时候同事的电话也接通了，他开始对着手机说话，顺便将正要打燃的火机揣回衣兜里。
露台上的风很大。两个人嘴角吐出的烟雾，刚从嘴里冒出来，呼啦一下便没了影踪。为了不影响同事打电话，我退回到了露台门口，因此得以清楚地听见老马的讲话，语速和语调似乎比刚刚开始时还要急切、还要高亢。
同事的电话打完时，手里的香烟还有半截。可同事似乎已经等不及了，将烟放进嘴角，连续猛吸了两口，两大团浓密的烟雾随即袅绕在他的头顶，很快也随风飘散开去。同事将烟头丢在地上踩灭，经过我身边走回会议室的时候，抬手在耳朵边绕了一圈，又指了指会议室门口，无声地笑了笑。
我也笑了。我知道同事是要回到会场上去，但他不想让我们的说话声传入会场，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跑到露台上，干着抽烟、打电话的勾当。
按照院办的通知，下午的会议是两场，我赶到时正在进行的是院务会，接着就是我们将要参加的关于我们已然开始的对口支援工作交流会。抽烟的同事进到会议室后不久，老马的讲话就结束了，会议室随即响起一阵骚动声。会场上的人仿佛都被施了魔法，有几个人昂着头，一个个面无表情，更多的人将头埋在会议桌下，借着短暂的会议间隙，飞快地滑动手机屏幕。
这是我们到来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让同事们知道我们来了，我们会干什么，将干多久。后来，还有过一次有县、局领导参加的同一性质的座谈会，因为生病，我没能参加，不知道具体的情形，能说出的也就是这第一次：主持人老马介绍完参会人员，然后要胡开宾、骆正霞和我挨个发言，最后照例是她的总结性讲话。我因此记住了不少同事，也记住了老马的声音。无论是介绍参会人员，还是最后的总结性讲话，老马都显得有些激动，说起话来，一直那么急切而又高亢，像一条瀑布在永不止息地扑腾。
我静静地听着，分明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
医院的食堂建在院子左侧的石坎下，通过一道石梯与院子相连。到九龙的第一天，老马便带着我们去食堂见了王姐，告诉她，我们三个从今往后要在食堂吃饭。又对我们说，想吃什么可以直接给小芝说。小芝是王姐的名。事实上，在我们来之前，在老马的亲自过问下，有关我们生活工作的一应事宜，早就做好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我们哪还有什么渴求呢。
食堂里有一张长条形的餐桌、两张大圆桌。从到来的第一天开始，我、胡开宾、骆正霞就都坐在长条形餐桌的一头。长条形餐桌有八个座位，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们一坐在那里，本地同事就都跑到大圆桌上去了，把整整一张长条形餐桌留给我们三个人。没过多久，我们坐下，本地同事们也跟着坐到旁边的空位上，一直到长条形餐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聊到高兴处，整桌人便都哄然而笑。有时候也会就某个病例展开激烈的讨论，这时候我们的嗓门都变得很高，在找到彼此都信服的共同点之前，谁也不服谁，似乎都不想因为嗓音的大小输于对方。我们借机向他们学了不少本地话，包括本地口音的汉话、藏话、彝话，然后学着像本地人一样和他们交谈。时间渐久之后，除了脸颊尚未来得及变得像他们一样黝黑或者呈现出美丽的高原红，我们差不多就是本地人了。
老马一出现在食堂，情形往往会陡然间发生不易觉察的变化。老马每天差不多都是最迟赶到、最后离开的那个人。她总是和同事们有说不完的话，大多数时候是闲聊，但有时刚坐下，她便想到医院里某件迫在眉睫的工作，于是不由分说和身旁的同事说起来。她似乎很善于见缝插针地找时间。有时候说着说着，她就变得有些激动了，放下碗筷，像在会场上那样急切地慷慨激昂地和同事说话。等她说完了想起吃饭时，碗里的饭菜都冷得差不多了。因为初来乍到，对他们说到的事情又不太了解，我们只好收了声，把自己变成一个忠实的听众。
我们到来之后，医院有过几次内部设备设施和办公用品的搬动。时间通常是在周末。通常都会组织全员加班，然后全员聚在医院食堂，吃王姐准备的晚餐：腊肉酸菜洋芋面皮汤。腊肉是王姐从市场上买回来腌制的本地猪肉，酸菜也是高原特产的菜疙瘩加工而成的，洋芋是本地主要出产之一，面皮则是王姐亲手用小麦面揉成的，配上葱姜蒜和白菜，味道鲜美无比。每次王姐都会煮上满满一大锅，总是很快被我们一扫而光。
平时老马只在食堂吃午饭，但每次全院加班过后的晚餐，从没见她缺席过。她和大家坐在一起，不时起身端起餐桌中间的凉菜，让那些只顾埋头吃面皮汤的同事无论如何伸筷子夹一点儿;在同事们即兴回忆起刚刚完成的搬运工作中的趣事或者某个瞬间时，说一些个人的观感和言简意赅的补充，然后和同事们一起哈哈哈地哄堂大笑。
这样的场合，难免要关切到彼此的家庭。从老马和同事们的言谈中我知道了，老马有两个孩子，儿子在部队当兵，已经提干，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正准备考研。一说起孩子们，老马仿佛换了一个人，脸上荡漾着无上的自豪与幸福。那是一个中年女性，也是一位母亲才有的神情。
这时候，我总是微笑着，静静地看着老马，她脸颊上那两坨浓重的高原红，此刻也变得更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