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时，我初中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前方的未知，尽管校长与班主任再三劝阻，我还是选择中专。家里穷，高中与大学的学费难以计数，土里刨食的父母难以承受，弱小的肩膀再也难以承担。他们坐在黑暗里，踩着黑乎乎的泥土地，看着四面透风的墙壁，似有似无地说：“考上中专，就有分配，到时吃皇粮，多好。”
我没有主意，只是听着。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哪有什么思想，对未来并不关注，更在意的是多少作业，晚上吃什么，明天去哪玩。因此，学校校长耐心恳切地把我们一帮成绩好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坐下来，亲切温和，一扫往日高台上的严厉，像个慈祥的长辈：“你们这群娃，懂事乖巧，若是选择高中，将来考上大学，大有前途。”
听了他的话，我们无言。记忆中，至少95%的人还是选择原来的选择，并没有听校长的话。因为，家境相似，“包分配”的诱惑像耕牛前面的青草，太有吸引力，足以抹杀所有的“大学梦”。
一场中考，虽然没有见血的刺杀，但内心的战斗绝不亚于真刀真枪。酷热的太阳，摇摆的风扇，紧张的气氛，知了的鸣叫，监考老师的巡逻，都被“沙沙”的写字声掩盖，眼里只有一个个题目，只有“ABCD”四个选项，只有数学里的步骤演算。随着最后一场铃声的结束，我们轻松地离开考场，才想起曾经心动的那个女生去了何方，没入人群，再也寻不见踪影，没来得及说再见，此生已永别。那个“白月光”的曼妙身姿，或许只能存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忆里。
等待的时间，漫长又短暂。白天，同村的玩伴跟我讲：“你应该考得上，到时继续读书。我没机会，我爸想给我报共大，怎么样？”共大，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家乡婺源一个号称“大学”的中专，两年学制，录取分数很低，几乎想去读的人，都可以去。我言之凿凿地说：“去，必须去。”有书读，总比打工强。这是我最真实的内心反应。
其实，我自己同样忐忑不安。在学校里，我的成绩名次不错，有二十名左右；学校的升学率颇高，每年都有五十六名学生考上中专或高中。只是，乾坤未定之前，谁敢保证，谁能确保无疑。更何况，初一初二时，我的成绩不堪入目，特别是英语，老师看我时，眼珠都要掉下来。毕竟，上课时单词听写不来的人没有几个。初三时，换了老师，全县有名的吴老师，以严厉著称，一双眼睛瞪起来，如铜铃，肥胖的身躯如铁塔，收拾顽劣不在话下，我才藏起调皮的心，懒惰的性，回到努力的状态。只是时间太短，再加上英语这个短板，能上线就是万幸，不上也属正常。
那些天的晚上，我常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房间里小小的窗户，数着天上的星星。一颗、二颗、三颗……想着像数花瓣般，双数考上，单数不上。结果十有八九，数着数着，就沉入梦乡。梦里，继续捧着考卷，一身冷汗，惊醒后拍拍小心脏，固执地睁开眼睛，再也睡不着。
不久，分数公布，我成功上线，进入体检流程。听到入围的消息，我们全家都特别开心，爸爸逢人就递烟，五毛钱一包的“佛子岭”，平常从舍不得抽，现在递起来毫不手软；妈妈迷上侃大山，总要拉着别人唠嗑两句，别人都要迈步离开，她还要紧随两步，跟着上前；我走路都带风，抬头挺胸，像风中的少年，似乎可以展翅翱翔，天空才是我的归宿。
体检那天，七月上旬，江南梅雨季，乌云盖顶，白天如黑夜，披着黑衣，大雨倾盆而下。洪水暴涨，原来如姑娘温柔样的小溪，已扭动黄浊的身躯，冲上河岸，漫上河堤，进入农田，淹没庄稼，整个天地白茫茫一片。看着浩荡的雨势，母亲不免担心：“这么大的雨，怎么去啊？那么远的路。”
父亲走出门外，伸出手，试试屋檐下的雨滴。雨滴急促，如冰雹重重地砸在他的手掌上。尽管老茧横生，他还是有些生疼，不免皱眉，在堂前徘徊几步，站定，掷地有声：“去，必须去。不能因为大雨，挡了娃的路。”
母亲找出蓑衣，递给父亲，又找出一把雨伞，虽然有些旧，但还是完好无缺，平常他们根本舍不得戴。父亲披上蓑衣，戴上斗笠，套上雨靴；我没有雨靴，父亲想了想说：“你就穿学校的鞋吧！好走路，湿了没关系，我再帮你带上另外一双鞋。”
听了他的话，我心安理得地没有换鞋。其实，我也有些心痛，毕竟除了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外，这是我唯一穿得出去的好鞋。上个茶季，父亲采了一天茶，做了一夜茶（把茶叶烘干揉制的过程），第二天凌晨徒步十五里山路，卖了茶叶。拿到钱的第一件事，他就是给我买鞋。
穿着鞋出发，到达村委会所在地，碰到另一个村庄的同学胡强。我们整个村委会，一千多人口，十来个初三学子，上线的孩子就我们两个。我过线二十余分，胡强刚刚踩线。我们见到，结伴而行。洪水泛滥时，彼此有个照顾。
一路上，胡强很是担忧，怕分数刚刚好，可能被刷下；怕洪水过猛，淹没道路，到不了县城医院。后来，时间证明他的担忧是对的，上线人数不等同于录取人数，他很不幸无缘中专；一路上，地势较高处，道路都通畅，到了玉坦坑（村庄名字），离乡镇所在地五里处，地势低洼，水已上路，父亲试了试，比人还深，根本不敢过。
胡强父亲提议，要不翻山越岭，爬那边山坡过。虽然路难走，但确保安全。两位父亲一商量，真打算这么干。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学业毫不迟疑。看到我们的行径，路过的玉坦坑村民提醒，今天不用去，教育局已更改体检时间，放在五天后。我们才放下悬着的心，踏上归家的路。
尽管因为村庄没有电话，没有任何高科技通讯手段，传递消息基本靠口耳相传，我们得知时很晚，白白浪费一天时间，走了四十里冤枉路，还是心情愉悦，踏上回家的路。
一星期后，我和父亲再次出发，抵达县城医院。视力、身高、体重……一番检查，顺利过关。父亲遇到同村的老乡，在县城担任医生的单五开。他医术高明，刚好负责体检工作。父亲站在楼道底下，仰着头问：“我儿子手臂上有个伤疤，应该没关系吧？”单医生笑笑：“不是当兵，没关系的。”父亲和我才放下心，看看彼此，会心一笑。
体检后，父亲带我来到旁边的饭店，点了一碗炒粉，一元五角。他买了几个馒头，蹲在路边，慢慢地啃。我叫他一起吃炒粉，他说不了，那玩意儿不好吃，还不如馒头来得实在，填得饱肚子。
我不再客气，从筷筒里抽出一双筷子，坐在凳子上，一手扶着碗，一手持筷，大口大口地吃起。金黄的炒粉，掺着鲜红的辣椒，夹着碧绿的青菜，冒着扑鼻的香气，袅袅的热气，增加无穷的食欲，我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那些年，没有地沟油，没有各色防腐剂，吃得放心，吃得开心。事隔多年，距离27年的光阴，一万多个日子，我似乎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好吃的食物。不知是食物的味道，还是考中的味道，又或是父爱的味道，又或是三者兼有。
很快，录取通知书收到。90年代的通知书，极为质朴，薄薄的一张白纸，上面印着“新生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样，姓名、专业、时间还是手写，字体虬劲，一看就是学问渊博，不愧为我心中的高等学府。
同一封邮件中，还有户口迁移证。录取中专，身份跃变，农业户口可转非农业户口，兼有粮食补助，每月40元。有了这笔钱，一个月的生活就有了保障。父亲跑前跑后，到村委会，到镇政府，找部门找人，办好户口迁移证明。
办好后，父亲坐在矮凳上，对着门槛，“吧嗒”一口旱烟：“这娃啊，一辈子都没分到过田。可惜啦！”的确，家里五兄妹，我是老幺，上面两哥两姐，属于超生，出生时不仅罚款，还没有田地可分。按照当地规矩，满十六周岁可以分田，可就在这前夕，我的户口却要迁出，彻底与田地划着隔离线。
母亲拿着菜刀，切着猪草，头都不抬：“都考上中专了，还要田干什么？将来还不得飞黄腾达。”
于是，带着他们的盼望，牵着他们的梦想，顺着他们的嘱托，1997年9月15日，秋天的凌晨，天微亮，太阳未出，雾气未散，鸡啼已鸣，我背着包，跟着父亲坐上离开家乡的客车。
一去经年，再不回头。不止时间，不止父母苍老的容颜，还有他们口中飞黄腾达的梦想，几年后走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一辈子执粉笔，写板书，卖声音，哺育祖国花朵。发达无缘，却不用日晒雨淋，也算画上一个句号，不管圆不圆满。
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