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我一边随口吟诵着韩愈的诗句，一边和夫人在天街的青石板上悠悠漫步。
其实，我们所漫步的天街，并非韩愈诗里的大唐都城长安的天街，而是隋朝都城洛阳的天街——当然，是现代人复原的天街。
我们到洛阳短暂旅居，就住在一家叫“天街民宿”的民宿里，吃早餐的时候，餐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块玻璃匾，里面的文字主要介绍的，就是天街。从那些文字中，我了解到洛阳天街乃隋炀帝杨广时所修筑，南北长4200米，东西宽144米。
如今，脚踏实地漫步天街，向北遥望，大约一千米的前方，竖着蓝色隔离板，还看见吊车，应该是正在施工。向南遥望，一道城门——应该是定鼎门，巍峨耸立在天街尽头。
天街中间，是宽阔的青石板大道。青石板上，石钎凿刻得很明显的白色斑点和线条，彰显铺筑的时间并不长。虽然为时不远，青石板以及石板缝里拱出的茸茸绿草，还是营造出隐隐约约似有若无的沧桑感。
主道两旁，是草坪。深秋的草坪，茸茸草色，浅绿淡黄，虽然已呈衰败之象，却也能让人由之联想到初春时节的“草色遥看近却无”，仲春和盛夏时节的“一川草色青袅袅”（晚唐诗人曹邺诗语）。
草坪之外，还有车行道，林荫道，道旁有柳树和榆树。我在“天街民宿”的餐厅里曾读到《大业杂记》里的记载，“道傍植樱桃、石榴两行”，眼前所见，却不见樱桃和石榴的影子，只有两行绿中染黄的柳树和榆树。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移栽过来没多少年的。成活得好的，树冠成荫，丝绦轻摇；活得蔫蔫搭搭的，树冠不成形，枝条也稀疏柔弱。想必是柳树和榆树成本低廉的原因所致吧？
因为要吃早餐，往北走了大约一千多米，就返回民宿。
2024年10月16日，是我们在洛阳旅居的最后一天，下午，就要坐高铁返回家乡。早餐的时候，就对同行的刘君两口子说，“洛阳的主要景点，咱也游览得差不多了，今天上午，干脆，就沿着天街往南走，直达定鼎门，看看定鼎门吧。”他们俩欣然应允。
吃过早餐，稍事休息之后，沿着天街，往南漫步。
行走之中，时见路旁有木结构为主的仿古望亭，以及歇山顶挑檐翘角的仿古房屋，大多房门紧闭，只有一处，悬挂着酒馆和茶肆的招牌，里面有桌椅，还有人在活动，证明正在营业。
正行走间，看见一片青石板与其它明显不同，仔细看，石钎凿过的白色痕迹，被牛马车辙印和骆驼牛马的蹄印以及人的脚印取代，而且，越看越清晰。再往前走，一片长方形黄土颜色的路面特别打眼，走近看，车辙印、骆驼牛马的蹄印，人的脚印，深深嵌在黄土地里，更加清晰可辨。
我们四人，都俯身盯着这些印记瞅了一大会儿，大家都觉得，这些印记大概是为了增加天街的历史感，而人为刻凿出来的，未必就有历史依据。
离定鼎门不远，又看到坊墙，还有重檐翘角两层楼高的坊门。走近定鼎门，才看到城门内外有生态水渠，水渠里，荷叶枯萎，芦荻苍苍，水渠旁，遍植榆柳，偶尔，也有枫树和银杏树，还有石榴树。城门内侧两旁，是公园，池水碧绿，树木青黄，草色苍苍，游人极少，面积偌大的公园，便显得空旷寂寥。
从外面仰望，定鼎门左右对称，主城门居中，左右各有一阙门，彼此之间，城墙连接。三座城门之上，都是歇山顶灰瓦白墙的木结构阁楼，面阔，进深，脊高，样式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中间大两边小。主城门有三个门，显示着里面有三条通道。主城门的高度，大约有五层楼高，沿着旁边的石阶攀上去，还真有点吃力。
站在定鼎门城楼上向南望，可以看见一尊青铜四足巨鼎和一块“定鼎广场”的牌子。定鼎广场还没有修建好，还有塔吊铲车隔离板等，却不见塔吊和铲车转动，这一切，都证明，天街这一浩大的恢复重建工程，离彻底完工，尚待时日。
在城门之上的阁楼里，看到一处微缩版的实景展示台，展示的是隋唐时期洛阳全城的结构分布。我们曾经在洛阳博物馆看过一个同样的展示台，但是，这个展示台的面积大，标注特别详细具体，不但能看到唐高宗和太平公主等皇家宅院，还能看到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人的宅院。外郭，皇城，宫城，含嘉仓城，各处里坊，皆清晰可辨。
大约五十平方公里还多的洛阳城，背靠邙山，面对龙门山，洛水贯穿其间，东逾瀍河，西邻涧水，南面伊水。定鼎门就处在洛阳城外郭最南端，一条宽阔的天街穿过里坊，直达皇城端门。通过端门，再沿着一条笔直的通道，穿过皇宫宫门应天门，直达紫微殿。站在展台的定鼎门前，向北望，就会恍然明白，本来称作定鼎街的这条从南到北贯通洛阳城的主要街道，何以会改称为天街。天街，天街，直达天子所在的宫殿的街道。可见，天街在洛阳城交通线上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定鼎门城门，还有三层的“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在博物馆，看到几张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天街遗址上的车辙印骆驼牛马的蹄印和人的脚印，才知道，我们所见到的天街上的那些印记，并非臆测基础上的虚构，确实是在考古基础上的写实性复古。这也证明了隋唐时代的天街确确实实存在过。天街的历史沧桑感，顿时在我的脑子里敦实厚重起来。
恍然之间，似乎看见宽阔的天街大道上，人头攒动，车流如潮，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人，牛车、马车、骆驼，来往如梭，颇有万方来朝的盛世繁华。其实，《隋书·音乐志》中，就有关于天街繁华景象的描述：“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后来改称为定鼎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这种盛世繁华的“百戏”景象，是隋炀帝杨广打下的基础，洛阳城初建，更是隋炀帝一手策划，并且极力促成的。
杨广即位之年，就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业”，以彰显他要建立宏图大业的高远志向。他也确实有雄心壮志，在位期间，也确实干了若干件大事。
政治上，登基初期，就制定了《大业律》，纠正隋高祖杨坚执政时的严刑峻法，改革官制，增设进士科，完善举荐制。军事上，征伐吐谷浑，契丹，琉球，并三征高句丽。外交上，主张对臣服的国家实行朝贡体制，并对来朝贡的国家予以优厚馈赠，开创了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经济上，开凿和疏通南到扬州北达东辽涿鹿（即如今的河北张家口）的南北大运河；将都城由原来的汉魏洛阳城迁至如今的洛阳所在地。
文化上，他本身文学造诣就很高，写了不少散文和诗歌，曾有《炀帝集》55卷，可见著述甚丰。他的诗歌中，“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至今读来，都堪称佳句。正因为对文学的爱好，他大力推动兴办学校，访求逸散图书，倡导和推动整理典籍，集中编撰地方志书，使隋朝的藏书量成为中国历代最多。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工程技术、天文历算、医学等科技知识抱有很大兴趣，其中，洛阳城的建设，大运河的开凿和疏通，都得益于他的这一爱好，他还推动建设“自动化书库”，可移动建筑，军事堡垒“六合城”等当时极具创新性的科技创新。
他笃信佛教，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各地大建佛寺，大兴佛事，铸刻佛像，编撰修补经书，为佛教的推广和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他是个绝对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好大喜功，狂热贪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帝王业绩，而且，爱虚浮显摆。洛阳城建设超绝前代王朝的大而全，天街的极度宽阔，天街上搭台演戏百官争睹的喧闹，乃至贯穿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和疏通，都和他的极度虚荣贪大求奢有关。
据说，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他也经常到天街观看百戏，帝王好之，百官必从，才会有“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的纵欲狂欢。而且，他修筑天街大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方便于“万邦来朝”，让臣服之国的来使从定鼎门开始，行走八里地之遥，直达紫薇宫，向他三跪九叩，俯首称臣，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他天下独尊的虚荣心。
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他大兴土木，过度征敛，滥用民力，丝毫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以追求大而全为易事，视民生如草芥，以至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他穷兵黩武，三次对高句丽的征伐，多次对吐谷浑契丹突厥等的征战，耗费了极大的军力和财力，使很多将士血洒疆场，而且，总的看，征战频仍，劳民伤财，收效甚微。以至于臣子有怨，将官叛乱，老百姓怨声载道，众叛亲离。
而虚荣心极强生性好疑性格暴躁的他，又听不进谏言，容不得异议，动辄刑罚，滥杀无辜，滥用重刑，比他的父亲杨坚的暴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招来臣下将士百姓更大的反抗，将官叛乱，义军蜂拥，直到天下大乱，不可收拾。以至于在位仅十四年，就在扬州被自己最信任的护卫弑死。
他是一位短命皇帝，洛阳的繁盛成了他贪慕奢华的证物，而笔直宽阔的天街的每一块青石板上，至今，仍烙刻着他贪虚荣爱显摆的陋习。
我和刘君，讨论起“炀”这个字。这个字的本义是熔化金属，烘烤。能融化金属的火焰，必定过度炽烈和旺盛，以之形容人，则必定是过度纵容个人私欲，以致伤及他人。所以，古代《谥法》引申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这个字，被推翻杨广王朝的大唐皇帝追谥到他身上，等于判了他六种罪状。将他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那时候开始，他可圈可点的才华和作为，便被尊崇儒家道德的所谓正史刻意抹掉。
我们行走在天街之上，不仅仅仰慕曾经的盛世繁华，也在暗暗思索所谓的盛世繁华背后的鄙陋和缺憾。
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