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在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岁月里，各行各业各单位，每年都必须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活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单位搞忆苦思甜教育活动，每次是先从班组开始忆苦思甜，在班组忆苦思甜的基础上，找一两个典型的苦主，在车间会上忆苦思甜。最后找出典型的苦大仇深的苦主在全厂大会上做忆苦思甜报告。在会上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忆解放前的苦，思解放后的甜”。
大会之后，都要吃“忆苦思甜饭”。就是食堂提供，不收饭票，自带碗筷即可。都是先吃一顿忆苦饭，食堂用野菜加豆腐渣等，不放油盐，使人实在难以下咽东西。吃过忆苦饭之后，再吃一顿思甜饭;就是用大米、红枣、白糖等煮的厚粥，让人吃了还想吃。
首先要在厂里找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控诉旧社会的苦。要找出既有苦大仇深，又可以现身诉说的苦主。在大会上作“忆苦思甜”报告。
当年，我所在的毛巾厂里，工人大多是文盲，有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不爱讲话，或怯场，不愿意露面，有的不善言辞，他(她)红着脸磕磕巴巴的拒绝了要求。
毛巾厂里有一批女工，是从日伪统治期间蚌埠市华昌街的妓院里解救出来、安排在毛巾厂就业的工人。有的被强迫卖到妓院差点没了命;有被日本鬼子糟蹋得终生残疾。她们不愿意揭自己的痛疤。
挑来选去，最后确定由随桂秀师傅在全厂大会上作忆苦思甜报告。因为厂里虽然有比随桂秀师傅的经历还苦的工人师傅，但是经过再三动员，就是怯场不愿意露面讲出;有的人确实不善表达，开口就结巴。在厂里真的找不出比她能表达的苦主。随桂秀师傅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不怯场。她小时候被送到穷人家当过童养媳;她伯伯在蚌埠宝兴面粉厂当过童工。
厂里搞阶级教育活动，就动员她，叫她先在小组会上，现身说法控诉旧社会三座大山的苦。
我当时是厂党总支宣传委员，书记叫我具体帮助她：如何忆解放前的苦，思解放后的甜。我仔细学习了《人民日报》上有关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的文章。然后反复交待她在会上如何诉苦，要讲得让人痛恨万恶的旧社会。她不识字，我必须反复交待、反复强调如何如何讲。还在厂党总支委会上进行了试讲。
在召开全厂忆苦思甜大会上，她一开讲：“万恶的旧社会......”她开始按照在党支委会上试讲的、我们交待的内容讲。可是没讲几句，就把她的婆婆作为控诉对象了。还带着感情说起了婆婆的不是，控诉受婆婆虐待的苦，苦不堪言。她说在婆婆家当童养媳挨打吃不饱，穿不暖。咬牙切齿地说婆婆如何“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大会主持人厂总支书记制止她控诉婆婆后，让她讲社会上的苦。她转而控诉1960年挨饿的苦，讲村上饿死多少人，她家饿死几个人。“路倒”怎么难看，还止不住的痛哭流泪。说着说着，就投入了，滔滔不尽、阻止不住。与会人员中，有的人家里在1960年也饿死了人，就有同感，恸哭流泪。
书记赶忙提示，让她说现在的甜。她说：我们现在是工厂的主人，夏天还有防暑降温福利，发茶叶、冰棒。
她说：听她父亲讲她大伯在蚌埠宝兴面粉厂当过童工。她顿了顿、喘口气说：大伯虚报了年龄进了蚌埠宝兴面粉厂，当了工人，累是很累，要按时上下班。每月给半袋洋面(工资)，家里把洋面卖掉，再买回杂粮，全家人有了吃的，可以吃个大半饱了。宝兴面粉厂里有技术的师傅一个月给两袋洋面。
蚌埠宝兴面粉厂的厂长是资本家杨三的小老婆，她每逢热天，就到菜市场叫卖桃、李、甜瓜、西瓜的人挑着自己的瓜果担子，跟她一道去蚌埠市的南岗四路宝兴面粉厂的工人宿舍区，挨门逐户给工人送去。给工人及家属们夏天防暑降温。到了冬天就送柴送炭、有时还送棉衣。在厂里有活干，有饭吃，有屋住，若没有这个厂，就得流离失所。
她讲起家人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实话实说是不用打“草稿”的，有声有色。书记让她讲讲资本家剥削工人，她说：端人家碗服人家管是天经地义的。人要有良心，不能昧着良心瞎胡扯。我就知道有工作干有吃有穿有住就好!
会后政工科长告诉我，随桂秀师傅就是这样，这样离题的事情以前曾发生过。我们一道准备了几天，她就记住开头几句，其它的全忘光了。没交代她的，她讲起她的亲身经历，她记得滚瓜烂熟，讲得头头是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带动作。
第二年，从外单位的请一位老红军干部作报告讲家史。很是令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