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冬月初六，父亲安祥又急促地离开我们永远走了，至今整整三十年了。卅年以来，尽管世事变迁，物换星移，但是父亲在我们心中的恩德情结和精神光辉却久久挥之不去。父亲的音容笑貌、淳淳教诲，经常浮显在我的脑海里，也鼓励、鞭策我踏实做事、清白做人、奉献不止。
勤奋好学以学立身
父亲生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农历)，那年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世代为农的家族，生活更加拮据，兄弟姊妹五人，上学读书哪有机会。好在父亲自幼聪慧好学，没有进过一天学堂的他，靠自己努力识盘识称、、能打会算。一心想在外做点什么的父亲，十二岁去临潼投亲不成，只身乘火车回家，难能可贵。成年之后再去陇州投亲，先在州府当差，后在粮食集做杂务，混口饭吃。几经磨炼，父亲深知没有文化之苦。闲暇之余看书习字，不耻下问，学会了记账算账、打算盘、货物陈列、收货订货，逐渐成为陇州一家文具店的熟练伙计。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便撤离陇州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五十年代初，农村开展文化扫盲运动，父亲因为识字，就做了村上的扫盲教员。那些扫盲课本曾是我的启蒙读物。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常告诉我好好念书。念书是立人之道、立业之本。由于父亲的教导，我从小就见到了“三字经”、扫盲课本等读物，常去翻看。按理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有比较好的读书条件，却好景不长，小学没有毕业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学业难以为继，但父亲的教诲没有忘记。从当民办教师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而立之年才完成了本科层次的学业，此后获得了高级职称的资格。现在，我也教育我的子女，不管世道怎样变化，至少读完大学，首先打好文化基础，获得一技之长，高起点立身做事。耕读传家已成为我们的传家之宝。
认真做事清白做人
父亲一生没有做过多少惊人的大事，但就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认认真真、从不马虎。父亲自五十年代初回乡，曾有三十多年做队上现金出纳员兼公社(乡镇级建制)信用社信贷员。对于队上的财产、特别是仅有的现金管理，一丝不苟。多时白天下地劳动或外出采购，晚上记账;有时晴天下地干农活，雨天结算账目。经年累月，忙忙碌碌，从未发生账目记载不清、资金管理混乱的现象。听母亲说过在我还小时，有一天，父亲在家里为队上算账，母亲要去做饭，顺手把我放在父亲旁教看住，结果我耍着耍着就跑出了大门，本族一堂兄见好长时间没人看就把我藏起来，心想吓吓父母。等到母亲做好饭后，找不到我，疯了似的到处找，父亲还在算账，连身子也没转转。事后母亲抱怨父亲：“你就认真得很，娃娃丢了你都不管事。”父亲就是这样，常常是集体的事认认真真，自己事马马虎虎。
父亲担任队上现金出纳员，总是精打细算，日清月结，公私分明，忠于职守，没有出过丝毫差错。一九六三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有好事者找工作组员杨xx,诬告父亲有经济不清问题。杨xx找父亲谈话三天三夜(俗称“倒车渠”)、组织清理组查账半个月，也没查出个把问题而草草收场。那次父亲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一下子病倒了，好常时间精神缓不过来。虽然如此，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初心不改。父亲常告诫我们“不该拿的，是金子都别动心，动了就会伤心伤手的”。他做了几十多年出纳员和信贷员，过手的现金千千万，始终是来往帐目清晰，资金运转正常，洁身自好，清清白白。一九七七年五月被岐山县人民银行树立为信用员标兵，并作为岐山县优秀信用员代表出席宝鸡市在武功县举行的全市优秀信用员大会，并在大会发言交流经验，受到表彰奖励。
父亲的教诲我铭记在心，父亲的行为是我的榜样。我在长达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虽然社风不清、物欲洪流，但我始终以父亲为范，严于律己，公私分明，认真做事，清白做人，努力为社会做贡献，也算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告慰。
心存善念济困帮难
心存善念，济困帮难，是父亲终生的处世信条。父亲在陇州做生意时，常用手头仅有的余钱周济那些逃荒乞讨的、非常因素避难的，其中就有一些被国民党追逃的地下共产党人。后来有些余钱，在陇州城内购置了一院沿街宅基地，还把一些钱借给了需要用钱的朋友和熟人。五十年代返乡后再也没提过这些事，当然也没有收回院子和借出去的钱。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父亲去世后，杨家桥一位当年与父亲在陇州共事的朋友前来祭奠时提及的。起初，对此还有抱怨之意。后来才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以及父亲不去追究、也不告诉我们的真实原因。在那个“今天天气哈哈哈...”的年代里，稍有蛛丝马迹都会追究政治原因的。父亲怕的是重新划定家庭成份，影响我们的政治前途。虽然丢失些钱财却免受了政治灾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整体困难，物资匮乏，生活水平很差，农村就更加困难了。据说伯父突然去世没有棺材，父亲(排行老二)做主借来了家门四爷棺材安葬。事后因为侄儿们还小，四爷经常找父亲催要。父亲东倒西借，另做一口棺材归还给四爷，后来还被侄儿们埋怨。这其中父亲的苦衷和侄儿们的抱怨，又有谁能知晓和理解。
叔父三十好几还没成家，后来经人介绍定亲时需要二斗麦。当时没有二斗麦，人家就不定。父亲就作保借了同队封登科二斗麦，婚事顺利进展。婚后叔父说什么也不归还这二斗麦。那时粮食太短缺了，封登科多次向父亲催要，无奈之下，父亲从我们的口粮中分两次归还人家，了却了一笔债务，也避免了一场兄弟纠纷。
七十年代中期，家庭情况有所好转，我也到了定亲成婚的年龄段。父母亲张罗另挪一院住宅。从请亲戚帮忙踏胡基(土坯)开始准备，拆旧房、添新木、请工匠，折腾了几个月，总算迎来了立木架梁的那一天。不料，叔父和伯父家的堂兄，以当年分家不公为由过来闹事，叔父坐在整好的木料上压住不准上房，堂兄扛了一根懔子要走，父亲去挡，堂兄就扔在地上摔断了。那时木材贵又不好找，记得后来添的那根檩子，虽然三十多钱，却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事后父亲好长时间心里过不去，感到很委屈，曾经为了伯父安葬、叔父成家受尽艰难，却换来了这样的报答。母亲多次劝解才缓过神来。总认为是亲叔侄，没必要再去计较。他们会想通的，还劝父亲想开点，把自己事做好。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自然会有公论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宁愿自己忍受多少委屈，经历多少磨难，总是默默无闻，从不给别人说，把善良的一面奉献最需要帮助的亲人和朋友。多少年来，父亲心存善念、济困帮难，这颗仁爱之心，我时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些年来，我曾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做过不少贡献，无偿献血、义务捐献、寺庙布施、帮困济贫，凡所应有，应有尽有。记得一九九零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劳动，突然隐隐约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寻声探望，原是一弃女婴正躺在流水的渠边，危险至极。我立即唤人帮忙，使其得救。现在这位弃婴已成家立业、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严教子女立志成材
人生的几件大事莫过教育子女，子女成材与否是衡量父母成功的重要标准。父母一生育有我们兄妹仨人，我是父母唯一的男孩。父母对我们疼爱优嘉、教育严格。走端衡正，励志成材是唯一目标。有一次不知原因，我与妹妹吵架，不小心打破了妹妹头，鲜血直流。着实气极了父亲，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这一脚是唯一的，从此再也没有因它事让我受过皮肉之苦;这一脚也是终生的，教我懂得了尊老爱幼、兄妹互助的道理。还有一次，我偷抛了堂兄家几个红薯，想尝个新鲜，不料被父亲发现，严厉追问之下我还未以实情相告。这次没打没骂，只是拿着红薯带我去堂兄家赔礼道歉。晚上与我促膝谈心，从古到今给我讲诚实守信以德树人、知错改错方成大器的故事，讲为人本分、分清是非的处世格言。这给了我很大教育和启发。崇德守信、以德树人成为我终生信条和座右铭。已古稀之年的我兄妹仨，虽没做出多么重大事情，但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洁身自好，扪心无愧。这都得感谢父母教育的教育。
学业长进一直是父亲最关心的事情。他常告诉我们学业是立身之本、成才之道。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兄妹仨学龄期都没有上过几年学，初中毕业就算不错了，小妹还勉强上了高中。我们相继走向社会之后，深感学识浅薄而无所适存。一九七七年大学统考开始后，父亲还是不甘心，托人找高中课本、复习资料，总希望我们能上大学。结果我们都不争气，没能让父亲满意。但父亲的嘱托没有忘记，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坚持文化进修，函授师范、离职进修，花二十余年之功夫，我总算获得了大学本科文凭，可惜父亲已经走了，没能见到，只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踏实做事廉洁奉公
父亲年轻时世道混乱、民不聊生，家居农村，耕种为业。家道贫寒的先辈们踏实做事、勤俭持家的生活习惯在他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为家道贫寒，父亲十二岁就被打发出去打工赚钱，过早地承担了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因为年龄太小，找不到合舒的活路，只好回家以耕种为生。后来据说姑父在陇州府做官，就投亲去衙门当差，起早贪黑、打水扫地、传递公文，从不马虎，深受师长喜欢。从没有因为姑父而懒得做事或依此涨势，反为姑父增光添彩。在陇洲几年，父亲工作之余学文化、习练字、打算盘，增长了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社会常识，也增强了身体素质。随后去粮食集和金货铺(文具店)当伙计。他总是勤勤恳恳、忠于职守、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公平待人，没有因为手中的职业方便而谋取丁点私利。
父亲自返乡四十余年，其中兼任生产队现金出纳员、乡信用社信贷员三十多年，忠于职守，精打细算，手中经过多现金，始终没有以私动用过。他经常告诫母亲和我们，咱家小柜子里的钱(当年生产队没设办公室)，是集体的财产、社员的心血，千万不要动，否则就对不起父老乡亲，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和信任。我们信守诺言，从未动过那个集体的“小钱柜”。记得上小学时，父亲给我的两元钱学费，没有及时上缴而丢失。后来学校催要，父亲没办法竞卖掉了一双珍藏多年的牛皮鞋，就是没有动用集体的钱。有一年堂兄定亲送彩礼，想从父亲这里转借集体一百块钱。父亲没敢动用集体的资金。手头不便，东拼西凑给了五十块钱，也没打算让堂兄还。结果堂兄没收，以为是生产队的“忠臣”，叔侄反目，多不与父亲张嘴(说话)。但父亲总不以为过，耐心等待堂兄的理解和支持。
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兄妹几人工作多年，从来都是公私分明，以规处事，规规矩矩，赢得大家的好评。我退休前后，分别做过单位一把手，多年管过财经，总是廉洁自律、洁身自好，没有因为私心严重而被唾弃，也没有因为贪腐行为而被指责，反而赢得同志们的信任和拥戴。
含辛茹苦维持家庭
为了家庭的发展、养育儿女、传宗接代，父亲节衣缩食，任劳任怨、历尽磨难、备受煎熬。
六十年代与叔父分家之后，一个院子，住了五户人家。我们家只有两间半偏厦(关中农村的特有房舍、不足20平方米)，其中其一间做厨房，住宿的一间半房中，盘个大炕，供人睡觉，冬季母亲在炕头放一纺线车纺线，脚底还养一头猪，窗户外还盘了个鸡窝。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年。父母亲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尽力劳作、节衣缩食，艰难度日。生产队里一个劳动日值三角钱，父亲总是不耽搁，把推磨碾米、碾珍子、打磨(六十年代后期已经通电)等一应的家务活放在晚上去做，自留地收种农活，利用吃饭等空闲时间去做，千方百计出全勤，最大化获得劳动收入，保证全家五口人足额分得口粮。那时粮食紧张，按人和劳动日分粮。我十四岁才按大人分得口粮，此前均按比例分得口粮。为了增加家庭收入，父亲还常拉个猪娃养着。没地方圈养，起初放在屋子里，与人同宿。后来在后院挤点地方搭了个猪圈，白天用绳子拴着，晚上用碌碡作门挡住。那时喂个肥猪实在不容易，成年白天三顿喂，晚上把碌碡推来推去地堵，眼看差不多肥了，三番五次给食品公司交不了。即使顺当交了也才收入五六十块钱，好些也只是七八十块钱。母亲还养了几只鸡，多了邻居有意见，卖了鸡蛋换取零用的钱，称盐倒油买调和。成年吃不上一个煮鸡蛋。当时农村还没用上电，照明靠点煤油灯。一斤煤油四毛五，一次我去倒油，父亲给了一毛钱，我倒二两煤油九分钱，剩下一分钱也没舍得买顆水果糖尝尝。
父亲生活的年代起初赶上了“大跃进”时期村上在壕里(邻队)修水坝，那时没有机械设备，靠的是人抬肩祧，运输主要工具是推车(木轮手推车)、压实靠夯(工具四人抬一块石头叫着号子砸)打。父亲成天在工地忙碌着，不是推车，就是担土、抬夯，肩膀和膝盖上的补丁不知道补了多少遍。因为全体动员，母亲也去坝上劳动，不分白天黑夜，三班轮换，抬土填坝、拆土装车、掀车。
六、七十年代兴修水利是国家的战略任务。起初是姚家沟水库工程，当时粮食极缺常见父亲带仅有的几个红芋就上了工地。不久又遇上省上的大型水利工程——冯家山水库及其罐区渠道建设。冯家山水库大坝要建七十多米高，靠人拉架子车移土填坝。劳动强度之大实为罕见。岐山、宝鸡、凤翔、扶风是受益区，农民出工是应当的。国家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粮，成千上万民工参与建设。队里成年男劳动力轮换上阵，一月一换。父亲也不例外，背着铺盖，带上干粮，多次参与工程会战。每次轮歇，我总见父亲消廋好多，腰快直不起来，愁眉苦脸，精神欠佳。后来父亲还参加了引渭渠工程、孔头沟水库工程。
随后农闲时节又搞农田基本建设会战。“一天干三晌，早晚加两班”是最响亮的口号。移高填低平整土地，按方量计算工时。那时大妹子也参加生产劳动了。父母亲、大妹总是起早贪黑，不畏严寒，带上铁锨䦆头，拉个架子车，来回穿梭在工地上。劳动强度之大、出工时间之长令人心寒!现在回想起来让人潸然泪下。
节衣缩食备受煎熬
父亲吃饭穿衣很俭朴，从不讲就什么吃好的、穿光的。衣能遮体食能饱腹足矣。一件衣服总要穿好些年，没颜色了继续穿，破了缝缝补补还在穿，很少见到父亲换新衣。父亲最值钱衣服是件羊皮棉袄，放了好常时间，就是舍不得穿。原是早先缝的褂式，因为过久，找匠人添加一条绒领，改成大棉袄(列宁服式)，又放了多年，仍然舍不得穿。至父亲去世那皮棉袄还新新的。现在看到那件皮棉袄，我总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偶尔身体不适或着凉感冒，父亲总是硬撑着，买药怕花钱。记得那年家里准备盖房，在彪角镇买了一架子车抬杠作椽用。回来时不小心翻车摔伤了腿。别人劝他去医院看看，硬是没去，路过康家庄找个人捏了捏。多少天疼痛难忍，不能下床活动，说什么也不去医院看看，说医院花钱多，过些天就好了。后来听说故郡画图寺有个骨伤医生看得好。看了几次虽止住了疼痛，还能下地干活了，但腿再也没有伸直。之后看到父亲走路一瘸一拐，心里总不是滋味。父亲晚年患高血压，又引起并发症，我不知道，他也不清楚。一次鼻子流血不止，我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才说这高血压病至少有十年之久。我后悔莫及，已为时过晚。最终脑溢血夺去了父亲的生命。父亲在天之灵，儿子不孝、愧对于你!
多年来，我写了很多的文章，更想为父亲写什么，可是每次动笔却发现是那么的艰难。一提起笔来就心痛了，泪眼模糊了，思绪混乱了，辛酸的泪水湿透了眼睛，湿透了心灵。卅年来我经常梦见父亲，他还是一副腰背佝偻、一瘸一拐、如负重担的样子，每次醒来都让我心碎泪流，更让我心痛、思念、牵挂父亲。父亲卅年祭日临近，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提起笔来，再次揭开尘封已久、让我心痛的思念和回忆。
以此纪念逝去卅年的父亲。祝愿父亲在那遥远的天国安康、快乐!
2021.12.7.(冬月初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