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风逸寒发布历史故事《无战绩 有大功》,内容如下:
1567年,明王朝除了改年号为隆庆,张居正入阁,还有一个重大事件——谭纶与戚继光北调。
自信演习
张居正是明代最强的内阁首辅,但他毕竟是文臣,所以军事改革的贡献主要在大政方针上,具体改革措施还得靠戚继光等人操作落实。
有人怀疑戚继光南将北调后会水土不服,那戚继光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非常自信。
1568年1月,戚继光上奏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给自己10万兵力,什么难事都可以摆平;中策是给他5万兵力,抵挡北敌南侵没问题,起码可以保国家数十年平安;下策是给他3万兵力,打防守反击也凑合。
张居正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戚继光的了。戚继光没辜负张居正,很快就在新机构树立了威信。不过,戚继光得感谢自己的老部队。尽管他是抗倭名将,但北方的明军并不服管。无奈之下,戚继光只好通过谭纶和张居正,从浙江调来3000人的老部队作为嫡系。
1569年春,浙兵早晨抵达蓟州时不巧下起了大雨,于是待命站在郊外,没有找地方避雨,更没有进城。直到晚上,浙兵任凭风吹雨打,“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有军令”。这3000名浙兵成为戚继光的教导队,以之教练其他士兵,于是蓟州部队战斗力很快实现整体跃升。
1572年10月,兵部左侍郎汪道昆视察戚继光的练兵成果,戚继光准备了一次10余万人参加的演习。演习结束后,汪道昆很满意,戚继光也很自豪,说:“我从军20多年,也没见过10余万人一起演习的大场面。”
车兵活用
当然,这还不能真正体现戚继光的水平,更能考验他的事情是能否有效应对北方新的敌人。倭寇难对付,但蒙古军队更麻烦。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从兵力上看,倭寇来犯时2万人就了不得了,但蒙军一来就是几十万,而且北方战线漫长,如果敌军集中一点突破,明军往往只能用“眼神”防守。
第二,从兵种上看,倭寇是步兵,作战半径不大,相对更好防备,而蒙军是骑兵,机动性很强,防不胜防。
第三,从情报上看,倭寇来去受气候和季风影响大,有一定的规律性,而蒙军来去自由,时间上基本不受约束,很难判断其何时来袭。
不过,这一次蒙军运气很不好,遇到了戚继光。在南方对付倭寇,戚继光创造出“鸳鸯阵”。来到北方后,他想出了车、骑、步三大兵种联合作战的办法,以车兵为主角,将三者混编。需要提醒的是,戚继光阵中战车上不是站着士兵而是躺着大炮,作战时专门对付敌人的骑兵,打乱其阵型,然后骑兵和步兵冲杀。戚继光自言,车兵的威力“所恃全在火器”。
戚继光这种战法创新的核心在于把车兵用活了。车兵在战国时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来车在军事上基本只有一个用途——运粮。戚继光则根据实际情况让车兵重返历史舞台,还担当主角儿,与步兵和骑兵联袂演出,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戚继光还成功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在漫长战线上对付敌人的集中一点突破。由于战线过长,明军不可能处处设防,遍布重兵,但又不能只顾几处,不管其他。面对这个两难问题,戚继光的办法是:根据地形和敌人重点进攻方向,将蓟州防区划为东西二协辖十六路(每路3000人),并规定一路有事其他各路谁先增援,谁次之,谁再次之。这样一来,既达到了应援目的,又避免了其他各路因出援而空虚为敌所乘,通过“分而能合”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目标。
贼不入为功
张居正主导、以戚继光为依托的军事改革效果如何,还得用事实说话。实践证明,至少京城的北大门——蓟州安全了,蒙军很少到家门口骚扰。史书记载:“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有人说,戚继光北调后,战绩似不如在南方显赫。这话不假,比如1568年12月,戚继光指挥部队与蒙军朵颜三卫(亦称兀良哈)部第一次交战,史书上只有“大败对手,军威大振”之类的话,却没有杀敌人数记录,明显是战果不彰。
按理,蒙军人数比倭寇多,戚继光杀敌也该更多,但结果不是这样。难道戚继光北调后真的不行了?非也。这不是戚继光的问题,而是张居正的战略所致。
张居正做决策,要考虑军事,更要考虑政治。蓟州这地方特殊,离京城太近,不能犯险。所以,张居正给北境9个军区的定位是:“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也就是说,没有上峰指示,戚继光不能随便越过长城主动出击,如果敌人不来,他根本捞不着仗打,自然少了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
戚继光与李成梁是当时武将中的绝代双骄,戚为何战绩不如李?《明史》说了句公道话:“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不过,1575年1月,蒙军再次来犯,戚继光总算逮着机会,忍不住追出100多里,硬是活捉了朵颜三卫革兰台第八子长秃才罢休。
如此,北敌南侵并杀人越货的记录大大减少了,虽然导致戚继光没多少机会打仗,但这恰恰是朝廷希望看到的结果。对此,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有公允之论:“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了。”他进一步指出:“这是继光的大功,当然也是居正的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