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六年(1091)八月五日，苏轼在朱光庭、贾易等人的攻击之下，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知颍州(阜阳)太守，其子苏迨、苏过同行。闰八月二十二日，苏轼到达颍州，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短暂为官之路。
这里给苏轼冠以醉翁之名，确有点剽窃他的恩师欧阳修之嫌。但苏轼特别特别喜欢喝酒，而且经常酩酊大醉，并在醉酒之后文思泉涌，出口成章，词前后《赤壁赋》与《定风波》均在此种情况下完成。苏轼草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足以可见他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并且宋仁宗皇祐元年的二月(1049年)欧阳修也任过颍州太守，晚年定居也在颍州。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在赴杭州通判任职途中，和弟弟苏辙假道颍州，拜访了自己的恩师欧阳修。继承恩师的衣钵，跟随欧阳修的脚步来到颍州，我在这里称苏轼为“醉翁”一点也不为过。
苏轼的一生就是这两次来过颍州，但对于颍州大受裨益。因为这一时期，而苏轼为官颍州正处在苏轼人生辉煌的时刻，他的民本思想正付诸于实践。他为老百姓谋福祉，做了三件实实在在的事。
第一件深得民心之事就是阻止“压颍入淮，以泄陈州之水”的国家工程“八丈沟开挖”。开封连年遭遇水灾，颍州周边的几个地方也闹水患，许多官员主张开挖八丈沟，即在古代邓艾沟故道上，从陈州境内开挖一条354里长的新沟，使其压颍入淮，以泄陈州之水。认为这样可以疏导积水，消灭水患。朝廷准奏，认为利国利民。我们的苏轼，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件事，他首先做的事就是调查。他上书朝廷，“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厉害之详，难以会议。”希望负责商议的官员们暂时不要到颍州来，“候到任见得的确利害，别具申省，方可指挥逐官前来会议。” 苏轼就开始了细致入微的实地调查和测量。他派教练使史昱等人组成勘探小组，从蔡口到淮上，组织沿途的本周各县官吏，仔细测量地形的高下，利用水平尺，一段一段地测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竹竿，每根竹竿都用水平器记下高低尺寸，一共立了五千八百一十一根竹竿，折算成今天的计量方式，苏轼所测量的总距离有四百八十四里多。通过科学的测量，苏轼弄清楚了所涉及的地面高低、各沟的深浅、淮河涨水的高低，以及八丈沟等沟口有无壅塞。结论显示，八丈沟入淮口的水位，在淮河泛涨时高于八丈沟上游蔡口水位八尺五寸，淮水势必倒灌。事实证明开挖八丈沟，既解除不了陈州水患，而上下游来水，并在颖州横流，于是苏轼坚决反对开挖八丈沟。苏轼立即向皇帝报告，连写三道奏折：《申省论八丈沟厉害状》，《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历观数年以来诛人议论”，“考之前史”，“臣历观数年以来诸人议论，胡宗愈、罗适、崔公度、李承之以为可开，曾肇、陆佃、朱勃以为不可开。”苏轼指出：开挖八丈沟，工程巨大，耗资巨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由于颖州地处平原，地面低于水面，如挖开八丈沟，实际上是将周边洪水排入颍州大地，以产粮为主的颍州就会变成一片汪洋，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避免了一场费时、费工、费财而又无甚益处的浩大工程。
第二件深得民心之事是兴建水利、疏浚西湖。苏轼朝廷批准，“奏乞留黄河夫万人，修境内沟洫。”苏轼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首先重点修整了颍州南境的“清陂塘”与“清沟”大型水库。三闸等沟洫沟通焦陂、清河、西湖与泉河、淮河的航道，更重要的是调节了颍州城西南的地表水，使之大了可以排泄，小了可以积蓄，保障了沿河两岸60余里农田的用水。又利用冬闲又适时开启了疏浚颍州西湖，广植花树菱荷，筑“苏堤”，增建“亭台阁堂”等，使古代颍州西湖以优美自然风光和独特园林建筑闻名于世。“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苏轼在其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大大提高了颍州西湖的声誉。为纪念苏轼对颍州西湖所做的贡献，当地为专门建了一座东坡公园，菱荷绿柳，画舫斜桥，亭台楼阁，美不胜收，白龙桥、隐贤堂、日月潭、野仙亭、飞凤婷、醉仙居等景点无不让人追思苏轼。“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 苏轼作为“颍州四贤”，对颍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为颍州西湖闻名于世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件深得民心之事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苏轼一生为官多灾多难，在颍州任太守不过八个月，夏天的水患成灾，秋季干旱绝收，冬季的大雪又至，百姓没有吃的，吃草根嚼树皮。苏轼为此夜不能眠，连夜召集属下商议解决的办法，并决定以义仓之谷数千石，作院之炭数千秤，酒务之柴数十万秤，依原价卖给饥寒中人，解决他们“食与火”的问题。 同时，苏轼还上书朝廷，准备赈济淮浙饥民。他说，淮南从秋至冬，雨雪不足，麦子有收无收，还很难断定。若麦无收收，必有大饥。浙西灾情也重，流民势必北来，颍州将首被其害。因此，他请求朝廷特赐度牒一百道，用这笔钱购买粮食，作好救济来年灾民的准备。另外，苏轼为发展当地经济推销“香泉酒”。元祐六年(1091)年十一月，欧阳修的第四子欧阳辩(字季默)，在颍州奉母丧，时赴京城差遣，苏轼用“香泉酒”为其在新渡寺饯行，作《送欧阳季默赴阙》诗，有“莫辞白酒泻香泉，已觉扁舟掠新渡”诗句。元祐六年(1091年)十二月二日，苏轼在颍州荐福禅寺布置灵堂，哀悼恩师张方平，即用颍州的“香泉酒”祭祀。有“白酒真到齐，红裙已放郑”。通过名人和自己的推广，“香泉酒”得到畅销。
苏轼在颍州任上度过自己的五十六岁生日，心情十分愉快。北宋元祐六年(1091)阴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正在颍州太守任上，这是苏轼的56岁的生日。刘景文(刘季孙)义气豪爽，对朋友出手十分大方，从隰州(山西省临汾市隰县)知州任上特寄一幅珍藏多年的古画《松鹤图》为苏轼祝寿，并赋诗相赠。苏轼的这次生日，是在远离喧嚣京师在颍州度过的，心情自然十分愉快。苏轼的贤内助王闰之、爱妾王朝云，儿子苏迨、苏过家人皆在身边。颍州签判赵德麟送来了苏轼喜欢喝的“洞庭春色”酒(黄柑酿制)，颍州教授陈师道拎来了颍州西湖捕捞的鲜鱼。大家济济一堂，喜气洋洋，纷纷向东坡祝贺生日，饮酒赋诗。苏轼在颍州过生日，堪称一段难忘的颍州印记。赵德麟、陈师道、苏迨、苏过等当有诗作。
西湖还没有完，苏轼的许多治理颍州方略还没有实施，苏轼元祐七年(1092)二月底调离颍州知扬州太守。
苏轼所作的这一切，是他民本思想的付诸于实践。“能吏干吏勤吏”才是苏轼的本色，他出色地“奉朝旨”问计于民，协和各方，出谋划策，定国安邦。这为他元佑七年(1092年)八月，“以兵部尚书召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知颍州太守。原因其一苏轼主张不要全部废弃新法，但是又跟旧党因为法制问题争吵，因此新党旧党都得罪。原因之二元祐年间，北宋朝廷政局被认为有“洛党”、“蜀党”和“朔党”。宋代王应麟《小学绀珠·名臣下·元祐三党》曰：“洛党，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刘挚为领袖。”旧党与新党、“洛党”与“蜀党”间的党争，苏轼最终被弹劾贬到颍州。在颍州，党争依然存在。朱勃(朱逊之)是洛党人，苏轼《赠朱逊之并引》实则赞赏，其实含有讽刺“洛党”之意，不改其文人秉性。
苏轼任颍州知州，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赋又《秋阳赋》《洞庭春色赋并引》和《酒隐赋并叙》三篇，姑且谓之苏轼“颍州三赋”，《洞庭春色赋并引》《酒隐赋并叙》两篇是写酿酒饮酒与以酒隐逸的，《秋阳赋》是反映知世之艰难的。在颍州半年间写“知颍诗”69首，填词7首，在外地所写与颍州密切有关的“离颍诗”12首。加之在熙宁四年(1071)九月至元祐六年(1091)八月前，包括二十年前他赴杭州时路过颍州，拜访恩师欧阳修时所写的“访颍诗”等21首，总计达109首。苏轼在颍州书写了诸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中吕满庭芳》《颍州祷雨贴》《菊说贴》《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临颜真卿争坐位帖》》《怀欧桥》等一批书法名品。当年十一月日傍晚，苏轼在颍州西湖“竹间亭”，为赵令畤、陈师道、欧阳叔弼、欧阳季默和刘景文等人创作了画作《枯木图》。苏轼在颍州期间研读、讨论陶渊明事迹，校阅《陶渊明集》，作了充分的“和陶”准备，此为扬州“和陶”的重要储备和前奏，也是阜阳文化史的重要内容。苏轼散文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也与颍州有关。元祐七年(1092)二月底，苏轼将由颍州改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事。正当苏轼处理相关后续事宜，行计极为繁忙之际，潮州(今广东潮安县)知州王涤特派专使携书简和《韩公庙图》来颍州，请苏轼为重建的“韩公庙”撰写碑文。
醉翁苏轼之意，知扬州太守，并不仅仅于“酒”，而在于颍州西湖山水之间，更在于他全心全意为颍州百姓着想，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鞠躬尽瘁。
武斌于2024年2月11日夜于成都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