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治地震无不在全国各地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运动海啸，从繁华的北京上海到荒凉的沙漠戈壁，只要还有人居住的地方无不波及，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两场运动，一是58年的“大跃进”以及由此引起的“低标准”百姓吃树皮草根。二是66年开始，76年结束的“文革”十年。
关于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事，66岁的大老表向我回忆起了一些记忆的片段。他说大炼钢铁时我只知道我们家里的灶台上没有大锅小锅了，只留下一大一小的两个窟窿。灶火门前也干净得没有柴草了，水瓮里没有水，潲水缸里也没有了潲水(喂猪的水和食物残渣)。猪圈里空得没有猪，牛圈房里也没有牛，整个一户人家里就几个人可以在空荡荡的灶房里坐在高高矮矮的竹凳子、木凳子上聊天。整个屋里因为无鸡鸣狗吠，无猪叫鹅叫，无牛羊在栏，显得清静甚至感到寂寞。公社化吃集体食堂期间，人们的家只是一个家人们休息睡觉的地方。
大炼钢铁时期，主要在大邑县。那是一个愚昧盲从的年代，五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千古笑话。全国人民砸锅卖铁去炼钢，结果炼出来的基本都是废铁渣。在我家乡甚至还有大量砍伐林木烧土巴的荒唐闹剧。据说深挖一丈五烧过的土巴一年可以亩产几万斤粮食。
说起炼钢打铁在我家乡可能有很久远的历史了。记得在我八十年代上小学时，那时村上的公路是土路，下雨泥泞人车难行，于是村上开始组织民众铺路，用的就是本村王元海家旁竹林下挖的铁砂石。有些铁砂堆上都长了一棵很大的枫江树。可见这不知是哪个年代在此打过铁炼过钢了。近十里长的村道全铺上厚厚一层铁砂石，据老人们讲，后来我们村里的人家挖茅坑，就到古代炼过钢的两处地方掏铁砂挑回去，拌石灰三合土夯实坑底和坑壁。中国人有几千年冶金的历史但那个时候的全民大炼钢铁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可笑。
关于低标准的事，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有详述，在此不再叙述。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文革十年中家乡发生的一些事。
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突然降临的风暴，又是那些躲过了饥荒幸存下来的“五类分子”们(地、富、反、坏、右)的又一场灾难。那时贫下中农劳动是要评工分的，但这五类人劳动则不评任何工分。这些人平时不允许“乱说乱动”，而且还规定他们平时连笑容都不能露。他们平时上街赶场都须向管理干部请假、销假。
大老表讲：“我记得我们大队有地主分子邓华珍，富农分子蒲绍林，反革命分子杨X许…杨x许是怎么评上“反革命分子”的我不知道。大队(村委会)斗争他时将他弄到学校里来斗争(孙云淼家)是让我们小学生终身难忘的。斗完之后就在我们几排小学生队列的前面，将其五花大绑，那背绳勒得他不断大声呼叫，痛苦呻吟，看上去好可怜啊!随后在急速往大门押出去时，他稻草做的裤带断了，裤子直落到了脚弯子，一下扑倒在地。那阵势那场景着实让我们大惊失色。”
后来对村中老人的采访得知，邓水秀家过去是有很多土地，也请过长工，但解放后父亲已死，邓水秀是家中长女，自然就继承了“地主”的资格。两个兄弟邓华光和邓华村未参加过剥削，所以就评了一个“地主子女”。其实解放前当时身处乱世的邓地主家也是不幸的，邓水秀的母亲曾有一段时间也让横行乡里的土匪给绑架了，当时民间俗语就叫“拉肥猪”，关了几天要求家里拿钱放人。
“阶级”虽然翻身了，但人性的丑陋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当时叶山碥的叶金池家里，解放前也请过一个长工在家里干活，解放后有些不怀好心的小人就想借机整人家，评了一个“漏网地主”。即然说你是地主就要享受“地主待遇”。妻子刘兰芝刚生大女儿，大队就去把门给人家封了，一家人都被赶出家门，把家里当命根子的一头牛也牵走了。这个叶金池在土改时积极参加过土改，又有文化，解放后还当过我父亲的启蒙老师。他不服，就写信到温江专区政府去申冤。这一申冤，上面重视了，就派工作人员下来调查，这一下来就暗访群众问到了李文玉大伯父的父亲，这是一个有良知的老农民，他对工作人员说：“他们家几代人都是单身婆，没劳力…他们把饭做的出来吃吗!不请人行吗?”工作组了解情况后也给予了同情理解。叶金池又是个秀才，他就把《土地改革法》拿出来一条一款地解读，证明自己和家人够不上地主成分。这样我们枫江村终于才算少了一个地主。
当时地方上还是有一些小人想把我爷爷搞成“漏网地主”。解放前我爷爷教过书，又下苦力艰难养家，好不容易积攒点血汗钱买了十来亩土地，有些小人看了眼红就到上面去打小报告。解放后我爷爷当过农会主席，又积极配合土改，那些小人的阴谋诡计最终还是没有得逞。
至于那个杨×许，他解放前跟保长张云武是亲戚又给保长背过枪(保长的下属侍卫，大致相当于后来的民兵连长)。解放后原国民政府的保长张云武判了15年，当时的保长们不是被杀就是打入大牢。他的那些下属自然就成了批斗“反革命”的标靶。
那个蒲绍林是西来乃至蒲江县黑社会老大杨万和的红旗大管事。当地人称杨万和舵把子、袍哥。解放后杨万和跑到一个庙里隐姓埋名当和尚，最后还是查出来抢毙了。蒲绍林就从蒲江官帽山向老家押送，押他的人是他的同家族人蒲××。本来在半路上就想把蒲绍林给枪毙了，当时要杀几个可杀可不杀的坏分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又不须承担什么后果责任。但没过几天北京下发了从宽处理镇反工作的文件，非十恶不赦的坚决不杀。这个蒲绍林才算拣回一条命，晚年活到九十多岁。但在以后也是惨遭批斗，吊在万庵子的庙子里在佛像前被人狠狠鞭笞。在文革中，蒲绍林从不多言多语，斗争会上他耐心接受批斗。
五O后的大老表又讲述了大约七〇年或七一年的冬天，在药山坡顶上新修的学校里开批斗会，二生产队的李清云被批斗，穿着单薄，被要求站在群众会场的台子边，不许动，只见他冷得直打寒战。清鼻涕不断往下流，在嘴皮上挂了好长时间，极度让人作呕，而且还不允许他擦。
接着说那个邓华珍又叫邓水秀，一家三姐弟，她是老大，终身未嫁。她的两个兄弟，一个叫邓×光，考取师范学校在蒲江东北学校当教师。一个叫邓×村，土改时由于年龄不够成年，算作“地主子女”对待。地主已死，但总要有人当“地主”来批斗啊!于是这个替罪羊的角色就落到了大女邓水秀的头上。这个邓水秀家过去有没有残酷剥削百姓、长工，由于大老表年龄和个人历史原因不得而知。不过在66年文革下半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会”他亲眼所见的是我们大队一队的贫农熊xx在忆苦会上讲，他小时候给地主当长工，常年穿不暖吃不饱，饥寒交迫，有好多次，他从猪粪中掏出尚未消化的玉米颗粒，淘一下就吃了。当年的地主和翻身的长工都早已作古，真像究竟是怎样的已无从考证。但当年的那些“诉苦会”不禁使人想起“刘文采的收租院、水牢…”后来考证全是子虚乌有，胡编乱造。这里的批邓地主家诉苦会是不是地主庄园的翻版不得而知。
这个邓水秀被弄到大队和一二中队联队会上多次斗争过，挨村官的打也是经常的事。还被要求久跪在碎瓦子上，满膝血痕，痛苦难忍。她也知道这是形势所迫，长期都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但她也曾悄悄的自寻快乐。那时的批斗会是经常开，既然是开批斗会，“罪证”肯定是要有的。于是有群众就站出来检举揭发她说：她干活在某地路上歇气时悄悄地哼唱歪曲歌词，唱成是‘提兜兜，逮呦呦，衩口擂豆浆…’唱什么‘嗨那拿那那嗨那拿那，丹工日菩萨’。反正斗争地主分子总得要有积极分子揭发点东西出来，才有斗争的内容。那个时候有人无意说错一句话都会招来横祸，比如复兴乡某村一个叫赵×芬的女子说错了一句话被村上五花大绑进行惩罚。
那时的政治风气席卷的不仅是劳动的农民，还有所有的学校，小学生也不例外。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上课老师到讲台后值日生喊：“起立!向伟大领袖敬礼!祝伟人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坐下!”之后开始上课。每天全体学生还要到学校操场集合，齐声高唱《东方红》。放学前还要到操场集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当时对学生的教育讲的是三个“忠于”：“永远忠于伟人，永远忠于伟人思想，永远忠于伟人的革命路线”四个“无限”：“对伟人思想，伟人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音乐课老师教唱革命歌曲或“忠字舞”。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伟人的恩情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伟人思想是革命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那批五O后的小学生还经常安排在学校集中听外地来的说书人敲着惊堂木讲《红岩》的故事。
那时候生产队有一个大公房，既是生产队的储粮中心又是政活文化活动中心。在蒲山碥那个地方，现在早无形迹了。大队演文娱节目常在这里进行。五O后的小学生就在这里表演节目，大老表说他们表演过《刘文学》。故事的大体内容是地主偷了生产队集体的海椒被小学生刘文学发现，刘文学在勇斗之中被地主打死了。蒲光兵(现70岁)演刘文学，幺爸李文正(现70岁)等四个小学生表演“三句半”，孟柳生(现70岁)敲着鼓说最后那半句。那个时候的生产队公房经常热闹非凡，比如表演“狮子翻五台山”，叠五层大方桌，让“狮子”慢慢翻表演“绝活”。
在那个全国农民集体出工，集体劳动的日子里，田地中站满了老实干活的、磨样工的、边干活边嘻嘻哈哈说个不停的。当时有两个洒脱不羁的妇女年龄在四十多岁左右，两个人谁也不服谁锄地比谁少，于是两个妇女就把上身衣服脱干净拼着挖地，看谁比过谁，在刺激千百个男人心跳的眼睛里挥舞锄头，大汗淋漓，抖动肥乳……在群众一片吆喝声欢笑声中开始了农田竞赛。
时光一晃五十年过去，当时生龙活虎的中年人尚在者已不足一半。饥荒、批斗、集体劳动、看热闹、欢声笑语、一部分人的辛酸和血泪…组合成了那个风雨年代的农村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