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永不言弃发布历史故事《乾隆的太上皇生活过得怎么样？》，内容如下：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乾隆举行了“禅位大典”。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那么，传位之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过得怎么样呢？他是否会像其他太上皇一样，落入囚徒境地呢？
当然没有，虽然号称“禅让”，但是精明的乾隆事先已经作了无数准备：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新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清高宗实录》）。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乾隆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但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既要禅让之名，又要权力终身之实。
事实证明，太上皇乾隆过虑了。正当盛年，三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嗣皇帝嘉庆，远比乾隆想象的还要聪明，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就放了下来。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一方面大权仍在，另一方面，没有繁杂的日常事务，比以前轻闲多了。那么乾隆都在忙着做什么呢？
他有更多时间从事他喜欢的收藏与鉴赏活动。
乾隆皇帝对文学、艺术都非常感兴趣，他从十九岁开始学画，功底不错，他的生母崇庆皇太后每年过生日，他都要画上几幅画。乾隆元年（1736）初临御天下时，他曾经画过题为《松竹梅》《桂菊》《牡丹》《梨花白燕》《栀子花》《凤仙石竹》的六幅花鸟彩图。从这些画来看，乾隆还算是个不错的画家。
书法上，乾隆也下了很多功夫。他最崇拜王羲之的书法，称其《快雪时晴帖》为“千古妙迹”，日理万机之余，临仿不下千百回，同时也临过董其昌的许多书法。乾隆的字有自己的风格，方圆兼备，刚柔相济，但是总体来说，水平一般，算不上书法家。不过乾隆特别喜欢题字，现在我们到许多名胜古迹，都可以看到他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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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算不上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但乾隆肯定能称得上清代最大的收藏家。乾隆朝经济繁荣，他手里有很多钱，所以他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是他人无法比拟的。晚年乾隆最喜欢的事就是鉴赏书画。把稀世珍品一幅幅打开，细细观赏，然后在上面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印章，有的上面还题上字。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古画，上面都有乾隆那并不太漂亮的题字。乾隆还把宫中收藏品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编印成书。
现在收藏界一些很重要的经典书目都是奉他之命编录的，比如古铜器目录集《西清古鉴》、古砚目录集《西清砚谱》、历代书画目录集《石渠宝笈》。当然，乾隆皇帝最为自豪的，当是对书法名帖的搜集。他把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收集到一起，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把这间屋子改名为“三希堂”。就是说，这里有三件稀世之宝。所以乾隆刻的一部书法名帖集，就叫《三希堂法帖》。
乾隆在文物鉴赏上，确实有一定的眼光。紫禁城内所藏古玉器甚多，过去的皇帝和专家已经给它们分了等，标上甲、乙、丙三等。有一天，乾隆把玩古器，在仓库角落发现了一枚土渍尘蒙的玉斧，标列“丙等”。乾隆一看，感觉形制古朴，很不一般，遂命人洗去尘垢，再一看，确是上古精品。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乾隆对玉器鉴赏非常有眼光。
除了收藏，乾隆朝皇家造办处制造的艺术品也很有名。乾隆朝的玉器、瓷器等，现在屡创拍卖价格新高。确实，乾隆朝内务府制造的奢侈品，在整个清代工艺水平是最高的，因为乾隆一是有艺术修养，二是不惜血本。比如，现摆设在故宫博物院乐寿堂后间的“大禹治水玉山”，就是由内务府下属养心殿造办处与内廷如意馆合作设计，然后将蜡样、玉料运往扬州制作。这座玉山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
乾隆朝瓷器也很有名，乾隆瓷盛行锦上添花、大红大绿、金银辉耀，在风格上反映出盛世中人们喜欢热闹富丽的审美情趣。乾隆瓷器的造型在我国陶瓷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小到二寸、三寸之瓶，大到五六尺之瓶，无论大器小器都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乾隆御窑厂制作的器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清代最高水平，所以也成为今天收藏家追捧的对象。
乾隆皇帝收藏之富、制作之精，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乾隆朝留下的这些文物，应该说是乾隆时代特有的产物，它们不仅体现了乾隆朝国力的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追求超迈古今审美情趣的烙印。
当然，除了享受生活、欣赏艺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也有很多遗憾和烦恼。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起义其实是乾隆朝社会危机的一个集中体现。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着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之人，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大批移民的出现，反映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乾隆于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了“千古完人”，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204个。
所以在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除了欣赏书画、享受生活，其他精力就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原来，上至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军队贪污腐败得非常厉害，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掌握权力六十多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
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无可争议的结束。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