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张恺帆(1908-1991)，安徽无为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书法家、诗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代理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第三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组织领导无为县“六州农民暴动”。1933年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抗战时期于1937年10月回皖，历任中共皖中工委委员、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五支队秘书长、来安县委书记、淮南行政公署秘书长、淮南区党委秘书长、皖江行政公署副主任、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前委秘书长、合肥市委书记等。解放后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秘书长、淮南矿委书记、安徽省委统战部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三届副主席。文革后，历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省委顾问、四届、五届省政协主席、党的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五届委员会委员。全国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安徽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1959年7月，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期间，得悉其家乡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到无为实地考察，斥责了虐民的县委书记，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大食堂”，并开仓赈粮，救济百姓，史称其“大闹无为二十天”，被百姓呼之为“张青天”。
本文展示的是1939年初夏国共合作期间，张恺帆同志在和县北乡曾直接参与并调处的“金城庙事件”，向读者讲述这段载入和县史册的红色革命故事。
02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共领导的一、二、四方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司令。同年9月11日，因国共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协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袁国平、邓子恢分别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由谭震林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杜平。
第四支队，辖七、九两个团。不久，于1936年1月成立的豫南抗日独立团被编为该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政委由原王国华调整为林恺，参谋长兼政治处主任赵启民。八团下辖3个大队和团直属队，朱绍清任二大队长，胡定千任教导员。
1938年4月，日军刚打通淮南铁路线，驻防的川军杨森部27集团军经安庆逃往后方，敌后呈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时在武汉的抗日名将冯玉祥将军为了拯救故乡百姓，特派马忍言和冯文华(马原名冯宏谦，是冯玉祥侄子，冯为冯玉祥侄孙，其中马早年与我党有联系，冯是我党秘密党员)二人回巢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们叔侄二人将冯氏保家的三支驳壳枪拿出来，还配备了一些大刀、梭镖等，召集人员组成了“黄山游击队”。经与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和我地下党联系，并借重冯玉祥的威望，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共同抗日。当时许多开明地主、绅士，也把家里自卫的枪支献给了游击队，经约半年时间的努力，先后组建了“黄山游击队”等多支人民抗日自卫武装，“黄山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成“巢县民众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巢抗大队”)，司令是马忍言，他还兼任巢县县长。冯文华和张恺帆二人是他的军政助手。连同一些小股游击队在内，一并归巢县游击大队司令部领导。该大队下辖两个支队，一支队由来自川军的李彬为支队长，昌东贵为指导员;二支队由王子龙为支队长，方纯一为指导员。
1938年10月，吴华夺被调任“巢抗”大队长，张恺帆任教导员，罗兆年任副大队长。在他们的领导下，“巢抗”逐渐成熟，能单独执行任务，距主力部队水平不远了。
03
1939年春，新四军四支队和“巢抗大队”奉命进入和县北乡，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时任中共皖东工委书记刘顺元，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特命冯文华率部分游击队东进和含地区进行抗日活动。冯文华立即偕同张恺帆、朱绍清等，将八团二营和“巢抗”大队组编成“八团一大队”。冯文华任大队长，朱绍清任政委，童浩生任政治处主任。
八团一大队下辖两个营，原巢抗大队编为一营，吴华夺任营长，张恺帆任教导员。原八团二营仍为二营，朱绍清兼任营长，谭克诚任教导员。大队部设在和县香泉镇钟太三村。八团一大队虽是团级建制，但由于是临时军事机构，所以仍属八团领导。
1939年初，桂系在皖西站稳脚跟，随即向外伸展，并与敌后各倒退势力相勾结，开始限制我党我军活动。此时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在八团驻地肥东县梁园镇，准备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考虑到“巢抗”的处境问题，经与八团领导研究，认为冯玉祥在重庆，“巢抗”继续靠合法斗争已很困难，商定将其编入八团。
1939年二三月间，“巢抗大队”临时改名为“新四军抗日东进大队”，算团一级武装，受老八团领导。冯文华任大队长，童浩生任政委，张恺帆任政治处主任，共五百多人枪。
当年的三四月间，东进大队在和含一带活动，住在香泉镇钟太三村一带，离乌江不远。这个地区十分复杂，是无政府状态，大刀会、土匪横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更是反共急先锋，到处渗透，走私资敌，牟取暴利。张恺帆他们到了此地，团结地方开明士绅，做大刀会和土匪工作，坚决打击“忠义救国军”。发动群众，打击“资敌”行为，截获向敌占区偷运的物资。有一次截获一船鸡蛋，足有几万斤。
1939年4月间，朱绍清率二营离开和含，前往津浦路东，但八团一大队建制仍在，政委由童浩生接任，张恺帆为政治处主任。八团一大队在和县北乡时，一营(原巢抗大队)和二营(原八团二营)的活动是分开进行的。
和县北乡，地处敌伪、顽、我三角斗争地带。其特点：一是刀会、帮会每个村庄皆有，封建势力很强;二是国民党自南京退却后，部分枪支丢失在老百姓手里，有的人甚至连重机枪都有。所以一大队初进此地，群众由于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刀会、帮会反共宣传的影响，是不大敢接近我们部队的。一营和二营的干部战士便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拉家常，促膝谈心，培养感情。经过一段时间我党我军抗日政策的宣传后，群众那种敬而远之的现象逐渐得到了克服，党群干群军民关系日见好转起来，群众开始接近我们部队了。有的群众还把枪拿出来请我们帮他擦，帮他修。
当时，为了加强八团一营和二营两支部队的领导，全面推动抗日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共皖东工委的指示，成立了“和含地区临时前委”，由一大队政委朱绍清任临时前委书记。前委成立后，下设民运工作组，与地方党组织在一起开展活动，如召开群众座谈会等。
1939年6月底，在无辜枪杀高敬亭同志后(24日上午8时在肥东县青龙厂错杀了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同志，197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国务院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不久，二营在和县北乡活动月余，便去津浦路东另行开辟根据地，和县北乡只有一营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此时，便发生了和县北乡的金城庙事件。
04
金城庙，原是位于和县北乡滁河段南岸的村庄，解放后曾发展为石杨区金城公社、金城乡政府所在地，现为石杨镇金城行政村。
1939年初夏，国共两党虽然处于合作时期，当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大，“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错误思想影响很大。但国民党顽固派却始终对我党耿耿于怀，心怀鬼胎。他们对积极抗日的新四军部队不仅限制军事活动范围，而且在军需供应上也口是心非，克扣军饷，卡我们脖子，使我们部队的给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解决自身的军需供应，能上交一定的资金解决上级的财政困难，八团一营只有依靠“打资敌”(即拦截不法商人向敌占区贩运物资)来维持生活。
1939年7月间，国民党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李本一和叛军刘子清勾结地方商人，囤积大批粮食和物资等，在金城庙的滁河上装了十几条船，准备运往长江外的敌占区贩卖。恰好遇到我八团一营二连到和县金城庙“打资敌”。侦查员苗长贵带领尖刀班11人组成的侦察班到达滁河河边时(今小胡桥一带)，发现国军刘子清部一个连押运7只船的货物，其中4只船装的是大米，1只船装的是鸡蛋。于是侦察班立即要求商船靠岸接受检查。禁止他们开船。而刘子清部不仅不让检查，反而指使商船向河北岸靠去。此时，二连后援部队也赶至河边。这个连有七八十人，配有一挺轻机枪。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僵持不下，谈判也没成功。
此时，张恺帆的“新四军抗日东进大队”政治处主任虽然被免掉了，但组织上仍要他去地方绅士范培岷家协调处理此事。因范在当地很有势力，经常与新四军联系，说能搞到多少人枪，可武装一个大队。党组织遂有叫张去任该大队政委的打算，可就在该武装筹建时，省工却委派八团政治处主任祁式潜接替了张恺帆的职务，并兼任和县县委书记。
祁式潜在得知上述情况后，由于受到王明右倾主义路线的影响，唯恐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立即指派张恺帆到金城庙去协调处理此事，叫他找八团一营营长吴华夺，并写了一张恺帆条子，大意是：“既不要让他们把粮食运走，也不要引起武装冲突，影响统一战线。要通过谈判，据理力争，特别不要发生武装冲突。”张恺帆连夜赶到金城庙的吴处，把祁的条子交给他，并问他情况怎样。吴指着河里的船只说：“这些船里装的全是粮食，我们不让他们开船。”吴看到条子说：“如果他们一定要开船，而且强行开船，我们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难题!张恺帆只好说：“祁是省委委员、政治处主任、和县县委书记，你一定要遵照他的指示办，尽可能避免武装冲突。”且命增援的一营三连原地不动。
张恺帆接到任务后，一面去找刘子清的押船部队谈判，一面派几个宣传小组到码头上、村子里去宣传刘子清部队不但不抗日，反而将囤积的粮食和鸡蛋用船装到敌占区去倒卖。
第二天清晨，李本一的副官拿着李本一的名片来到河边，对我方人员说：“请你们去个同志，李专员要跟你们谈谈。”这个邀请与我方“通过谈判，据理力争”的方案是吻合的。张恺帆便要求吴去谈判，吴说：“你既然来了，你去罢。”张恺帆便随那个副官去了。张恺帆是见过李本一的，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如何据理力争，既不发生冲突，又不让开船。谁知，走了半里地，突然看到国民党的一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张恺帆连忙招手喊话：“不要打!我去见李专员，有话讲话。”谁知，李本一根本没来，那个副官冷不防将张恺帆的手枪下掉了，一个团的兵力三面包围冲到河边。张恺帆仍然喊话：“不要打，有话讲话。”就这样，我方的一个连的枪被他们缴械了。那天临近中午，双方谈判尚未正式反目，可被他们缴械的枪支经我方罗炳辉司令交涉后，刘子清部只好将二连三个排和三连一个排的枪支全部还给我方了，但这对我军的声誉是有损的，张恺帆因此受到了行政撤职处分。
张恺帆回到泗州庙，参加了错误批判高敬亭的会议。当时，高已经被处决了。叶挺军长在会上说了一些高所犯的严重错误。有人说：“还有张恺帆，在金城庙让人缴了一连的枪。”叶军长很生气地说：“这个事也很严重，建议成立军事法庭审判!”张恺帆立即站起来说：“拥护!我虽是传达命令，但也有责任的!”
休会后，中共皖东工委书记刘顺元和新四军五支队政委郭述申分别找张恺帆谈话，批判他不该站起来表态，说你是去传达老祁(祁式潜)指示的，在兵临城下的关头，打不打是军事指挥员的责任，你有多大错误呢?你太老实了。再说，叶挺同志还不是党员，是否召开军事法庭，要由党委决定的，你放心好了!结果，军事法庭没成立，只给张恺帆撤职处分，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当总务科长。时间不长，就把张恺帆调到五支队司令部当秘书长了，在罗炳辉司令的直接领导下，专司文字工作和统战工作。
1939年8月，八团一大队一营奉命北上，开到定远县藕塘镇的永宁集整顿。自此，八团一大队全部离开和县北乡。但83年前张恺帆同志在和县这片红色热土上留下的光辉足迹，却永远铭记在和县革命史册和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