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因为发烧被送进县医院的。问他身体有什么不适，他说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但我知道他肯定有哪儿是不舒服的。因为我说给他揉揉肚子，他的眉毛竟然挑了一下一口应承下来——父亲平时从没喊过痛痒，从没让我们给他揉过捏过——守在平静如常的父亲身边，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一夜，父亲竟连一句话都没留下便遽然离世!看着医生护士在父亲身上徒劳地按压、抢救，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再坚强的生命也会如此脆弱，脆弱到竟然这样不堪一击!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工作的。新的政权，新的生活，带给刚刚走上社会的父亲怎样的喜悦?父亲从没讲过他的那段经历，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父亲那种朝气蓬勃激情满怀的样子。不过父亲生性内敛，不喜张扬，他的欣悦，他的激动，只会埋在心底，不会表现出来。“文革”前，我无意间翻看过父亲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剧本文稿，作品的字里行间，浸透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激情与向往。
但我后来发觉，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对新生活的激情与向往，却一直在给父亲增加着莫可名状的苦恼。父亲虽然只读过几年小学，但骨子里却是个浪漫文人。文人都渴望那种夫唱妇随，情投意合，红袖添香的婚姻生活。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母亲显然不是父亲的意中人。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却极有个性，疾恶如仇，敢说敢为，心直口快，侠肝义胆，给不了父亲想要的那种细腻的感情。因此，打我记事起只要父亲回了家，家里就很难消停。吵过，闹过，也动过手，甚至几次闹到法院，但父亲终归还是与母亲白头偕老。我想，恐怕还是因为父亲心里一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山峰，那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面对他自认为痛苦的婚姻，他可以用少回家甚至不回家的方式来逃避来自虐来自我约束，但命中注定他不可能迈出那最后一步。
其实，父亲对家庭婚姻生活的不满，完全是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的自寻烦恼。而真正给父亲的心灵带来致命伤害的，却是“文革”以及“后文革”时代变异了的世道人心。
1966年“文革”开始，县委瘫痪了。父亲被从“四清”一线抽调回县，明确为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主要任务是接待“红卫兵”。父亲那年32岁。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直把革命工作视若生命的我的年轻的父亲，对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会是怎样一种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然而父亲没有料到，“红卫兵”运动后期清算派性组织时，他竟然莫明其妙地成了运动的牺牲品。那段时间，尽管父亲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内敛与少语，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些遍布县城大街小巷的关于他的大字报，就觉得父亲的眼神里满是莫名的惊恐与无助。之后，父亲又被停止工作，关起来参加了将近一年的“学习班”。
1970年父亲获释后，被“重新分配”到县医药公司。公司的头头以为父亲是下放到公司“改造”的，不是安排父亲到车间和工人一样干活，就是让父亲到谁都不愿意去的偏远山区下乡蹲点。要知道，那时候父亲才36岁，正是干事业出成果的年龄，却被生生剥夺了参与正常工作的权利。陷于那样一种不明不白的境地，父亲的内心里肯定有着无尽的痛苦。可父亲天生就不是那种“会哭的孩子”，他只会把外界强加于他的痛苦，默默地叠加在心里。他不知道，这种痛苦的叠加，犹如钝刀子割肉，会在无情的岁月中把对人的伤害放之最大;这种伤害虽然是无形的，然而却比任何看得见的伤害更残酷更惨烈。1971年春天，屡屡受伤的父亲终于撑不住了，身体里的魔鬼突然主宰了他的思维天地，咆哮的洪流訇然冲决了他的心灵之堤——父亲精神失常了!
那是我青涩记忆中一段最悲惨的日子!为了父亲的病，我们四处寻医问药，当然也找了不少乡村的巫医神汉。我亲眼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先生大夫，给父亲的嘴里灌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药，在父亲的身上扎进无数长长短短的针。也亲眼目睹了父亲在面对病魔时，是如何保持了他一贯的坚强与隐忍。
1970年代末，国家开始为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和错误处理的干部落实政策。从不求人的父亲，在母亲的督促和陪同下，第一次因为自己的事情去四处求告。然而，找来找去得到的答复是，父亲当年不是当权派没有被打倒没有戴“帽子”而且没有做过任何结论，也就没有“政策”需要落实;办学习班停发的工资后来又补发了，安排去医药公司也属于正常调动。父亲找的人有领导，有同事，也有当年处理父亲时的参与者。这些人有的表示同情，有的表示不解，有的表示厌恶，有的甚至会恶语相讥。有一次，我和父亲去省委机关找一位已官至厅级的父亲当年的同事，竟遭到那位同事极不耐烦地呵斥。但即使如此，我也从没听到过父亲的抱怨和牢骚，从没听到过他对社会对任何人的一句不敬之词。
我是家里的长子。少年时期父亲很少回家，父亲因病回归家庭后不久我就参军远离了家乡，真正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对父亲比较陌生。父亲去世后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回忆跟父亲一起生活的那些珍贵片断，并试图进入父亲的内心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但是，我发现我的思维经常会出现短路。用世俗的观念来看，父亲这辈子算不上成功者，甚至有些窝囊。工作几十年没混个一官半职，“文革”中莫名其妙挨了一通整没能讨回来个说法，“革命”几十年孩子老婆几乎没跟他沾过什么光倒受了他不少牵累。面对社会的歧视，面对时代强加于他的种种不公与不幸，他也不抗争，不抱怨，似乎只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静下心来想想，又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个家庭在村里是出众的，父亲的子孙也都是优秀的。而这出众，这优秀，无不都在彰显着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就是做人的尊严。父亲生活在一个无公平公正可言的时代，他无力改变环境改变命运，他只好以坚强作矛，以隐忍作盾，用一种超然世外的人生态度，不苛求他人，不委屈自己，始终在坚守着他做人的尊严。“生命诚可贵，尊严价更高。”有了这个坚守，父亲对一切身外之物都能够淡然处之。
父亲是离休干部，按规定医药费可以实报实销。可父亲去世前几年，却几乎没见父亲拿过药看过病。父亲去世后，我们去给父亲报销住院费用时才知道，县医药公司早已转制成民营药店，原由医药公司为父亲缴的医疗保险，药店以可在药店拿药为借口早就给无端停缴了。父亲平时有个头疼脑热拿几片药，必须楼上楼下跑来跑去找药店经理批了条子才能办。以父亲的性格，他是宁可被病痛折磨不吃药硬扛着，也不会舍下脸去求经理签那个字……
父亲就这样走了，走得是那样干脆，那样决绝，那样了无牵挂。远去的父亲脸上一如平日，安详，平和，端庄，跟睡着了一样。我知道，父亲那是在用他最后的尊严，去完成着实践着他一生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