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当他经历少年、青年、中年三个阶段并逐渐步入老年之后，不免会时常“回望来时路”由此生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生为农家子弟，一生军旅，纵观我的人生历程，没有大富大贵，亦无轰轰烈烈，但与同乡同学战友相比，也能算得上时代幸运儿。尤其是在人生的几个关键转折处，要么贵人相助，要么命运眷顾，总能幸运呈祥，敦厚载福。
20多岁入伍当兵，只有初中文化，基础条件概不占优，但在大队民兵连长力荐接兵首长力争之下，竟也顺利进入军营，穿上军装;新训分到基层连队先在山西忻州的留守处种菜喂猪默默度过一年。次年归返连队先在电焊班从事坑道掘进施工，后当文书，进而为团机关赏识担任新闻报道员，虽有自身勤奋努力，最终得益于贵人相助，当兵三年即立功提干，终得军营站稳脚根;当年，时逢部队精简整编，所在师、团均遭裁撤，我又幸运进京，得以继续服役;尤其让人难忘的是在上世纪1986年代，由于又一次部队整编并面临着家乡好友留有优越职务虚位以待的诱惑，我毅然决然的选择并自我寻找新单位，在毗邻卢沟桥的装甲兵工程学院首次开启一段全新的军事院校之旅。
装甲兵工程学院三年是我军旅生涯的又一个高光时段。1986年春夏之交，先由宣传处长钟子亮引荐在独立于学院本部的朱家坟就任基础系干事。大半年之后，去组织处担任党委秘书工作。在这个正军级院校担任党委秘书，可以参与党委常委会议做会议记录，学院的重大事项和人事任免虽无权决策却一概知晓。加之兼任党委书记的学院政委王荫桐与我一样也是从总参工程兵部政委调任而来，自有几分亲近。记得他曾多次向我探询对一些人事的任用看法和意见。1988年上半年，恢复军衔制前，学院政治部主任陈连弟晋升炮兵部政委，由卸任杨得志总长秘书的李殿仁接任政治部主任。党委秘书与政治部主任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我与李殿仁主任的关系自然亲近。在学院政委、政治部主任两位直接首长的悉心指导下，我的工作也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然而，大好局面之下亦有难以言说的隐忧。大凡结婚成家的军队干部，都会面临“家属随军”问题。按照一般规定，干部职务一到副营即可办理家属随军。那时，我的正连职务已经两年多，副营即已临近。但当时凡驻京干部家属随军都面临着在京工作必须“连续8年以上”的硬性规定。因为在京工作不够“连续8年”，也就意味着即使我的职务到了副营，也无法办理“家属随军”。这就让我不得不考虑调离北京回武汉工作的问题。新来的李殿仁主任听说我想调武汉而一直悬而未决时，便主动联系武汉通信指挥学院政委赵宗和，在得到对方的首肯之后，趁着1989年春节来临，我要探亲休假之机，李主任自己准备好礼物让我带回武汉代他送给赵政委。事后，我从侧面得知，李殿仁主任和赵宗和政委不仅同为山东乡籍，而且曾在军委办公厅共事多年。就这样，我在1989年的春节探亲期间登门看望结识了赵宗和政委，同时确定了调入通信指挥学院的基本意向。
离开装工院前，我刚刚拟制下发学院党委筹备召开党代会的通知，以及为应对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时局，由李殿仁主任口授，我执笔拟制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我院稳定工作的几点意见》，在胡耀邦4月15日去世9天之后于4月24日以学院政治部名义下发。这是我在装工院党委秘书任上完成的最后两份文字留存。
调入武汉通院，我最先是在学院政治部组织处，大概半年之后，根据个人意愿，赵宗和政委批准我转岗宣传处。在宣传处工作一年后，
1991年8月初的一天，干部处同事告知有一南京政治学院入校学习名额，并明确为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本科，培养方向为军队院校师资。他特意向我征求意见，是否愿意前住学习。这个信息当然让我心动。由于那个荒谬年代的一项蛮横规定，我未获“贫下中农推荐”而止步初中。虽经中央党校在职学习获得大学专科，但在通信指挥学院这个教书育人的军校学府，“初中”这个第一学历不免让人寒碜尴尬。能去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深造正是改变这一窘境的绝佳机会。于是我毫不犹豫满口答应愿去南京学习。当我将这一喜讯告知赵宗和政委，他也满心赞许我的选择，并承诺帮我实现这一愿望。当我事后从学院干部处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才发现在这张通知书的抬头91193编号之前的名额最初分配单位是从“海军”改为“总参”。这就意味着这张通知书是由海军改为总参的。由此可知这个进校学习名额来之不易。
南京，六朝古都，平生从未踏足;政院，政工学府，早已心之向往。六朝如梦，看惯金陵粉黛;钟山风雨，浸润天地苍黄。在芳华即将消逝的而立之年，我终于踏上去往南京的征途，实现长久以来的求学梦想。
南京政治学院隶属原总政治部，是一所正军级建制的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曾是全军院校教学优秀单位、军队“2110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全军研究生培养单位重点建设院校。南京政治学院前身为1977年12月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校。1986年6月，学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并开始以“南政”简称。1999年5月，空军政治学院转隶并入南京政治学院，成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2017年8月，南京政治学院并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这一变化标志着南京政治学院在军事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整合。
纵观南京政治学院的历史沿革，从1977年金陵南京初创到2017年国防大学归并，整整40年风雨历程。1991年我入校时正是南京政院的鼎盛时期。那时，学院已经成为全军最早开始培养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院校。学院瞄准“国家一流、军队特色、南政品牌”的目标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形成了横跨八大学科门类，任职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相互衔接和支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新兴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尤其是他的军事新闻和军队政治工作两个专业在军队乃至地方都久负盛名极具影响。
我入校所学专业为军队政治工作。这是南京政院学科建设的主干专业之一，为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系所统领。该系设有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宣传两个班次，分别称之为理论班和宣传班。理论班培养方向为军队院校政治工作专业师资，培训层次为大学本科，学制两年。宣传班培养方向为军队政治机关宣传干部，培训层次为大学专科，学制一年。我入校时的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学科建设如火如荼，但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进入高潮，教学条件还相对简陋。军队政治工作系所属三个班次的百余名学员宿舍位于学院操场边的一幢两层中式楼。一楼为理论班，二楼为宣传班。我们那届理论班人数不多，不足40人，只有2名女生。学员来自全军各部队各院校营连层次干部，陆海空三军齐全。宣传班学员来自部队机关居多，且女生众多，课余闲暇，歌声笑语，艺术氛围较为活跃。
当年的南政院没有现代化的高楼校舍，南京长江大桥跨江南行不远即进入中山北路。南京政院毗邻长江大桥沿中山北路在305、307号段东西两侧相对而立，校址楼舍多为民国时代遗存。
南政院东营区307号为学院行政办公和教工家属区。内有学院办公用房、普通职工宿舍、老干部住宅以及其他生活服务用房和辅助用房等。总建筑面积约有7公顷。学院办公楼为原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楼，建筑形式为中国传统宫殿式，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重檐庑殿顶，侧楼歇山顶，覆琉璃瓦，檐下斗拱、梁枋、门楣等皆彩绘，建筑面积3604平方米。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政院西营区305号为教学区。营区内分布有大操场、学员宿舍和教学楼。在我入校学习时期的上世纪90年代初，操场草坪稀疏，没有检阅台。学员宿舍均为2一3层不带电梯的青砖楼房。教学楼则是沿用国民政府交通部大楼。这幢大楼原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呈“日”字形，中央主楼与两翼附楼中各有一个天井。主楼面朝东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附楼地上二层，地下一层。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屋面，总建筑面积18933平方米，当年工费市值113万余元。此外，围墙、小桥、马场、下水道、大门等工费是9.812万元。在交通部大楼前面庭院还建有花园，辟有小河，河上筑有小桥，颇有园林气息。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时，交通部大楼被日军炮火击中，大屋顶被烧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交通部对其进行了修葺，将交通部大楼的重檐歇山顶改为平屋顶。
南政院建校初始，即将国民政府交通部遗存的这栋大楼作为教学楼使用。大楼入口门楣之上高悬书法泰斗武中奇书写的“南京政治学院”校名。当年，南政院各系各专业的全部学员均在这栋大楼里上课。记得我们班是在二楼靠里的一间教室。每间教室的样式和面积都差不多。每层教室地面连同走廊过道均为木板铺就，虽然年代久远，但不显陈旧。教室虽然没有如今随处可见的空调，即使寒冬炎夏也不显冰冷酷热。军中学子，朗朗书声，构成一幅幅激昂而又温馨的杏坛传道授业解惑图。
在南政院，我们军队政治工作专业的这个班次与其他专业特别是从地方应届高考招收的学员不同，普遍年龄偏大，且年龄层次参差不齐。仅就我们政工二班，总共37人(两名女生)，年龄最大的已经36岁，最小的23岁，相差整整13周岁。我是班上年龄偏大的大哥，同学们都称我“老胡”。我所在的小组有10名同学，分别来自海陆空和二炮的各个单位。每个约摸20平米左右的宿舍，摆放4架上下单人床铺。与我相对而卧的是来自镇江船艇学院的江苏高邮籍同学张庭和，他有书法爱好，我们兴趣相投，他视我为兄长，关系一直亲密。即使毕业之后，我们仍然保持联系，深厚的同窗情谊始终不曾中断。与我同处一室的还有来自空军工程大学的辽宁本溪籍同学马严威。我们不仅在校时同窗情谊深笃，毕业之后，他也曾多次从西安来武汉或公干或旅游，我们总是聚也依依别也依依。后来他转业陕西省教育厅，妻子苗青始终坚守在空军工程大学教学第一线。记得千禧年之后的有段时间，空军工程大学曾在全军院校发起过军事创新理论研讨征文，我的应征论文《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新的历史性飞跃》在苗青的引荐下被选为优秀论文并结集出版。
军队政治工作专业课程设置有别于其他学科专业。因为没有数理化，一般政治理论课程对我们来说，算不得有多么高的难度。但英语课却成了我们这些没有基础的大龄学员的拦路虎。尤其对我来说英语学习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的畏途。我的第一学历是初中，加之当年农村不大正规的小学教育，我连拼音都不曾接触学习，英语的26个字母都认识不全，以这样的基础和年龄学习英语，真可谓“赶鸭子上架，强人所难”。好在那位年轻的张姓英语老师很是同情我们处境，尽管学习十分吃力，他也没有过多难为我们，每次考试总是尽量能让我们及格。殊不知，两年的学习我有一半的精力全花在英语学习上了。尽管如此，学习的效果并不见好。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接触到了英语学习，对English也不再茫然无知。以致毕业进入教学岗位后的职称英语考试还是得益于那时的英语学习。
我过去在工程兵部队曾经历过两次精简整编。每一次整编都对个人成长进步产生过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我于1979年5月提干，即将期满3年的1981年底遭遇第一次精简整编。此时本可以调职副连，结果就是因为整编期间“冻结”调职，让我在正排职位上干满整整4年。便得我的职务一直处于“偏低”的尴尬中。1988年恢复军衔制，与我同龄同年入伍的战友好多都授少校，而我只授了上衔军衔。我的少校军衔是1992年11月28日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获得晋升的。幸运的是，那份标有“秘密”等级的(1992)政干令字第4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命令》“胡汉平等28名军官学员晋升军衔等级、改变军衔类别”并有院长政委签署的行政命令，是以我的名字作为题头。在南政院的历史上也算留下了重要一笔。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进入了校官行列，不仅军衔由一扛三星上尉变为两杠一星少校，军服的质料也由卡其布混纺改为毛料织物了。
在进入南京政治学院前，我未曾去过南京。对六朝古都，我曾经充满向往。在南京学习生活两年，也让我深深爱上这座优雅的都市。早操大概是每个军人的日常必须，军校学习更不能例外。每天早操总是以班为单位，政工二班30多名学员早操的固定路线都是列队走过学校门前“金水桥”沿中山北路向西经察哈尔路折返一圈原路返回。常常可见清晨早起的市民用欣赏的目光注视我们这些青年军人学子。我们身处南京，虽然学业繁重，但我们也会不时参与驻地的一些军民共建活动，积极参加公益劳动。记得第一学年临近寒假，南京下了一场大雪，很快积雪成冰，影响市民出行和公共交通。南政院的全校师生尽数上街，铲冰除雪，为南京人民倾力贡献，辛勤劳动，受到广大市民一致赞扬。
虽然入校之前，我从未踏足南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但只要你与这个“虎踞龙盘”的英雄城市和“同饮一江水”的南京市民一经接触就能很快融入世俗生活，成为这里的市井一员。这也充分体现了这座魅力之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在校期间，课余闲暇，我总是尽可能多的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广交朋友。江苏省监察厅《廉政》杂志编辑部与南政院仅一墙之隔。通过投稿接触，我与编辑部的陈勇、陈凌燕、张杰三位青年编辑都成为了要好朋友。我还在他们主持的《廉政》杂志上刊过多篇文章。
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军校学员，与应届高考入校的青年学生尚有一些区别。因为我们各自都有干部身份，且具有一定的自律意识，因而校园管理对我们则较为宽松一些。表现在课余时的外出控制就不是十分严格。课余外出只要请假一般都能获得批准。在班里，我有几位要好的同学，课余总是结伴外出四处寻找娱乐场所。去得最多的还是地方高校。我不大成熟的舞技即是在南政院两年学习期间在地方高校不甚规范的霹雳乱舞中学会的。以至后期跳舞成了一种日常嗜好。尤其是在合肥电子工程学院三个月的毕业实习期间，更是舞厅常客。记得合肥电院门口辟有一处名叫翠竹苑的舞厅，时常会有该院演出队的女队员进入舞池。如果能碰上曾经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服役过的王虹涛同场步舞，进而邀她并肩同舞则是十二分的荣幸。那时，风毕正茂的我们，满足欲望其实也很简单。
1993年7月结束南京政院两年学习。那时的匆匆一别，不觉已31年过去。自此，我再也无缘重逢六朝古都南京。对于母校南京政治学院我也常在念中，但却无缘再次踏足。尽管有些不甚情愿，但母校却一直都在沧桑变化之中。早些年，我们曾为南政院兼并上海空政院而欢欣鼓舞;这几年，我们又为母校一步步反遭兼并，以至名称都已作古而倍感落寞。虽然南政曾经的学子现在都已逐渐老去，但母校在我们心中仍是那样青春靓丽。虽然记忆已经没了现实的依附，但母校的点点滴滴将永存在我们心中。
感谢神奇的现代网络。早在几年以前，身处南京的政院政工二班同学发起组建了一个名为“兰政苑”的微信群。此群的建立，使得同学们能在群里相聚，畅叙同窗情谊。我曾多次提议由居住南京的几位同学作东搞一次同学聚会，聚会形式采用通行的AA制。这样，无论是远道赴约的外地同学，还是南京当地的东道主同学，大家都不会有压力，既可以轻松赴会，又可以畅叙别情，聊以慰藉。我想这个愿望终有一天会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