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江西诗派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地理中，江西散文也成为一种气象独具的“文学现象”，颇受评论家与读者的瞩目，本刊也一直予以关注。本期特别策划“文学地理·江西散文小辑”，集中推出多位江西作者的散文新作，这些作品文质兼具，在介入现实的在场书写中，丈量人性深度，托举精神重量。
现推送罗张琴散文《江上》。
江上
罗张琴
天空的飞鸟，从晚霞中飞过。车子轰鸣开动。落日，被沿江快速路两边的高楼大厦阻隔，我看不到远方田园的丝瓜藤、南瓜花，也碰不到夕光里那些欢快扇动的透明翅膀。中间绿化带，是一色低矮的海桐，间隔还种了些高瘦的雪松和樟树。这些树，四季常青，常给我一种塑料的春天盆景的想象。家门前这条路，似乎越走越漫长。在仿佛城市霓虹到天边明月的距离里，人总会产生微渺的孤寂，甚至，某种绝望。
上班，下班，几乎每天，我都会以某种固定姿势朝一个方向并入车流。车轮压过积水，飞溅起无数水花。黑的沥青，灰的水泥，冰冷的玻璃，冷硬的钢筋……倒映在水珠里的明暗相间的城市，面貌冷峻。车与车相会，往北的呼啸而来，往南的绝尘而去，每一次灯闪，似乎都暗含某种不动声色的汹涌。由速度产生的汹涌，无从把握，日子被一天天收割并放进某种容器，加工成没有丝毫差别的样子。天街小雨、湿地蒌蒿、黄鹂翠柳、桃红李白……诸如此类需要充分时间来酝酿的春天的事物，被一一略过，春天变得虚无。
事实上，也是如此。南昌的春天，一直都很短暂。在我心里，它仅仅指向春节。春节放假，我沿着这条路，向南，上高速，回到父母身边;假期过完，返城上班，春天就结束了。南昌的秋天，向来也是这样，甚至于比春天还要更短。三天假期，一场秋雨袭身，冬天也就来了。我时常在没有变化的匀质时间里，想念乌江，想念南山岭，想念儿时在老家生活时，以各种方式告诉我节令更替的美好自然。比如谷雨时节的布谷鸟叫，比如春末夏初的苦楝花开。只是，姑公姑婆西去后，父母在其工作所在的县城常住，我搬到了更远的省城，老家的房子空空如也。一年年过去，乌江变成清明祭祀时一碗通灵的酒，南山岭化为冬至坟头上一把御寒的草。
衰败得厉害的老家的房子，父亲却一直舍不得处理。每年都要特意从永丰赶过去，在伯父家借住几天，花大量的精力修修补补。去与回，起与没，有和无，父亲的用心呵护与老房子的凋敝速度形成强烈对比，当中那种反差感常使我想到乡情式微、田园将芜，继而感叹起，面对命运时，人的有心无力与力所不及的苍白、无措。
父亲六岁不到，他的母亲就病逝了。爷爷常年在外唱戏，亲情寡淡。是父亲的姑姑、我的姑婆收养了他。姑婆因不能生育被她的第一任男人给休了，再婚后，她其实很喜欢第二个男人，但又离了。父亲跟着独身的姑婆艰难漂泊异乡，靠姑婆沿街叫卖煎饼果子和出售手工刺绣物品维持生计。生活的苦不算苦，最使姑婆和父亲屈辱的是，总有些牙尖嘴利、刻薄好胜的乡野妇人，一口一声“绝户”“野种”地叫唤他们。一个在林站工作的鳏夫实在看不过，站出来抱不平。他渐渐懂得了姑婆所有的好，娶姑婆进门，把父亲当亲儿子般疼了大半辈子。后来，姑婆说服姑公，带着父亲回老家。父亲问，现在生活挺好的，为什么要回老家?姑婆说，因为那里有千年的祖宗，不变的血脉，回去，才有根。父亲嘟囔，树有什么好，根扎下去，永远动不了，流水才不腐。姑婆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是姑公顺接了父亲的话，说，老家有乌江，跟这儿的泷江一样，都是赣江支流，水大得很。父亲这才松了眉头。
那时的乌江，鱼特别多。鱼多势众，且从不惊慌逃窜。只穿一条裤衩的少年，有时会带网下水，捞鱼贴补家用。一网捞个一二十斤再寻常不过。更多的时候，水性极好的父亲并不愿捞鱼，他深吸一口气，直直潜到水下五六米深，和许许多多的鱼儿待在一起。乌江深处的水，蓝得纯粹，晃一晃眼，五彩斑斓的鱼群竟成了一匹匹灿若锦绣的云霞，那些穿行的浮游生物可不就是闪闪发光的漫天星子了……这哪是水底，分明是少年向往已久的九万里长天啊。高二上学期末，空军部队来父亲就读的学校检兵，父亲的身体素质让负责检兵的同志很是欣喜。可是，膝下无子的姑婆舍不得父亲远走高飞，她用一种近乎激烈的方式将一块疤痕安在了父亲的后背上。担心疤痕在高空环境下会出现破裂，加上生源充足，体检人员筛选时，身上有疤的父亲被简单判定为不合格。一个快要瓜熟蒂落的飞翔梦想就此萎黄。
军检结束，父亲没有回家。他一个人来到乌江边上。乌江向北，并入赣江;赣江北去，汇入长江;长江再远，是无边无涯的大海。都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属于自己的高天阔海究竟在哪?父亲没有如往常般直直地潜水，也不再远眺水流的方向，他向对岸游去，然后，游回来。此岸，彼岸;彼岸，此岸，一个接一个来回，直到筋疲力尽，把自己缩成一个睡到暮色四合的暗影。
姑婆寻到江边将父亲带回家，一把葱花、两个鸡蛋、三箍面条，给他下了好大一碗面，边收拾厨房边说：“左右不过一份工作，国家有顶替上班的政策，过三两年你姑父退休，你进工厂上班，可不就一样了。莫不是，觉得我们对不住你，对你不够好?”一筷子面正吃到一半，几双眼睛突然就滚烫起来。人都是讲感情的，童年的不幸使得父亲对人世间的一切情感格外在意、珍惜。真要说“别离”，父亲其实是更难的那一个。那一刻，许多太过庞大的东西在父亲心里角力撕扯，最后变成一团虚空。父亲实在不知道使自己那般难受的究竟是什么。
姑公赶回家，陪父亲聊了一宿。姑公让父亲收拾收拾，去站上学撑排。上世纪七十年代，林业红火，水运发达，用做火车车轨的枕木、用于煤矿打桩的坑木，还有建筑工地所需的杉木等全靠排工顺江而送。姑公在林站，管堂口，负责量方，与诸多排老大相熟。
巡山护林、采运检尺、砍柴扎排、装排撑排……满山的荆棘划拉了一脸的口子，沉重的坑木压弯了年轻的肩膀，十个脚指头被水浸泡全腌烂了，遇雪天横排，脱了衣裤就往冰窟窿似的江里跳……撑排特别苦，特别危险，可怀抱一团虚空的父亲偏偏享受这种磨砺，从没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也许，肉体上的苦痛与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能使人忘却精神的虚空，让心不再那么难过吧。
父亲在赣江撑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排。大队给父亲分了田地，姑婆也有了属于她的一方菜地——南山岭。那时种田，没有肥料。由公社在大冬天选一口塘抽干，大家伙将塘底的泥挖散，一担担挑到晒谷场摊晒干，再一担担挑到田里去肥田。父亲的目光被走在前头的那个南湖村的张姓姑娘所吸引，往后劳动便多出几分隐秘的快乐来。
姑婆在南山岭种了许多菜，父亲在宗族祠堂里与心爱的姑娘拜堂成亲。姑公退休后，父亲跨过乌江，去了赣江另一条支流——恩江河畔的永丰县贮木场工作。每次与家人告别，父亲脸上都写满山高水长的惆怅。
流动的生活使父亲的内心一直都处在摇晃的状态，他时常担忧，寻常日子里，浪头会在好端端的一个瞬间扑打而来，将他所在意、所憧憬的人生吞噬。参加工作后，稳固的住所成了父亲一生的执念。故乡的房子当是他以男人的名义建起的第一个地标，他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留守乡间的家人。
由扁砖垒起的新房，二楼有个敞开式的大平顶阳台正对南山岭。太阳每天从南山岭升起，最美的月亮每回都挂在南山岭那棵最古老的樟树上。父亲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买进家门的那天，偌大的房子挤满了人。大家边看《霍元甲》边嗑姑婆端出来的香瓜子。母亲于半明半暗的光影中，给每个到场的孩子派发大白兔奶糖。不怎么抽烟的姑公，从兜里掏出很有些名头的大重九、红塔山给大伙儿散烟。父亲百感交集，笑中有泪。
一些特别的日子里，我总会梦见老房子。梦里，老房子门前，那些半人高的杂草突然快速转动，形成巨大黑色漩涡，屋里屋外，人都像中了吸星大法般，被吸到漩涡深处，之后，又被不知名的力量从漩涡深处扯出，变成贴在墙上的纸片人，跟祖宗们站在一排。我每从这样的梦中醒来一次，就免不得怀疑“远方”的意义;我每怀疑“远方”的意义，就免不了动摇对“家园”的认知，这真使人痛苦。
落桂如雨，又一年中秋倏然而至。
回永丰的路上，有人在朋友圈里分享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秋日》中的几行诗：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我想起很长时间都不曾回家的小弟。小弟喜欢动漫，大学毕业后去了动漫之城杭州。只是小弟并没能在杭州从事他所喜欢的与动漫有关的职业，而是在一家很小的私人企业做平面设计。领着微薄的薪水在杭州执着地漂着，不放过每一场动漫展。有年春天，小弟回家，脸上擎着桃花一样的绯红。小弟问父亲，可不可以搬回商品房、把带院子的房子卖了去杭州哪怕周边买一套小房子。父亲正嗑着花生，花生没有嚼响，也不知是否被父亲整个吞进了肚子慢慢消化。小弟启程回杭州的那天黄昏，我陪着父亲去了恩江散步。太阳落山之前吐的最后一缕光焰像是一口忧心的血，我们都躲闪不及，躲闪不及的还有光焰散尽后的黑，春节闹腾后的冷。象征爱情的那抹绯红在小弟脸上无疾而终。从此，小弟更为执着地在杭州打拼漂泊。
风尘仆仆，立于秋的檐下。门是母亲给开的。小弟还是没有回来。
母亲一路小跑，将拖家带口的我让进院子，很快，又一路小跑，冲进了厨房。整个过程中，她狠狠斜了一眼骑在院子墙头的父亲，菜立即就在锅里“哔剥”作响。
一只猫从院子外面无表情地走过，那种与生俱来的淡漠在猫棕色的瞳仁里闪着凛冽寒光。这使我瞬间想起老房子那顶古旧的棕色座钟，以及在座钟内以恒定节奏不断流失的时间。孩子们没见过那顶座钟，他们争先恐后跑出去，用各种亲昵又讨好的“喵”声逗它、叫唤它。猫不为所动，并未转头。
不为吵嚷所动的，还有父亲。我隐约觉得，父亲自从给我发完那条微信后，大体是一直保持着如此刻骑在墙头看树般的那种淡漠表情的。
那是一个盛夏黄昏，我正在家门口的赣江湿地公园散步。手机在兜里轻微一动，原是父亲发来微信：“也许明天开始，再不用上班了。项目部被新东家接管，听说老总姓×，你或许熟，是从××公司过去的。”强劲的夕光很快屏蔽了屏幕的亮光。赣江两岸，树木挺拔苍翠，江水粼粼荡漾，鸟还在爽利的风中扑棱着翅膀，花还在草地上高昂着一张张明艳动人的脸庞……藏在“也许”背后的落落寡欢、百转千回于“或许熟”里的某种期待，我似乎都忽略了，我用“解聘即解放，六十多了，好好东游西逛”回了父亲。父亲的沉默比江风还要阔大。
不要误会，我从没有要把父亲隐讳成猫的意思。猫身上的那种凛然冷酷、了无挂碍以及高深莫测，是父亲所不具备的。父亲长久不理我之后，我也渐渐明白了：那条“或许熟”的微信，其实是父亲为弟弟们而发的。他想再被项目部返聘，不是因为他多留恋发光发热的舞台，而是他一直期盼自己在能动的岁月里，攒更多一点的钱，以备将来小弟买房之用(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万一返聘不了，能给大弟留意、争取到一个稍微稳固的岗位也是好的。是我无能，让父亲失望了。
在我心里，父亲更像是一条鱼，一条在赣江休养生息的鱼。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别于乌江的恩江，是1988年，母亲带着我们仨去了父亲的工厂度暑假。出发前，姑婆特意给我穿了条白色的新连衣裙，胸前盛开一簇簇由姑婆手绣而成的淡黄色花骨朵。老家到永丰，一天只有一趟大巴，千难万难挤上车的我，眼瞧着连衣裙被陌生人的蛇皮袋蹭得泥迹斑驳，嚎啕大哭。不长的一百多公里路，喘着粗气的大巴，走走停停，待一条大河出现在眼前，已近黄昏。一手牵揽弟弟、一手挎好几包行李的母亲催促下车，跌跌撞撞的我，一头跌进父亲温暖的怀抱里。我再一次不明所以地哭起来。
乌江两岸，是良田村舍，是桃红李白，是鸡犬相闻的家长里短;而恩江两岸，是烟囱厂房，是歌声嘹亮，是喇叭声壮的车来车往。
工厂的门做得真大呀。一根大杆横着，层层叠叠的人推着自行车站在杆子那头，他们穿同一款式的衣服，戴同一款式的帽子和棉纱织的白手套，尽管有的人身上的衣服洗到有些发白，但一点也无损于他们的庄重或者说自信。父亲问我，觉不觉得这些自行车像闸中之水蓄在厂子里，我点头;父亲又问，觉不觉得这些人像江河里欢蹦乱跳的鱼，我更使劲地点头。杆子一起，洪涛般的自行车放了出来，在夕阳的照耀下，他们脸上的笑容闪闪发光。汩汩车流，流进恩江两岸，两岸灯火，次第点亮。灯火与水光浑然一体。父亲说，这是时代的江河。我很小，不明白什么是“时代的江河”，只记得父亲形容大家是欢蹦乱跳的鱼。我很想问父亲，鱼会老吗?老了的鱼游不动了怎么办?可是我没有问，我被迥异于家乡的黄昏深深吸引。
父亲在他的江河里，不停游啊游，从一个啥也不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集电工、电焊、机修、冶炼等各种技术于一身的多面手。派去上海东风木材厂学习时，大上海的师傅们开始有些瞧不上，根本不愿教他。机械故障抢修，本是最好的实战教学，可每每这个时候，师傅们会借少某种工具之故将父亲从现场支走，待工具取来，关键点的活也“恰好”完成了，总不能耽误生产再重拆一遍吧。父亲也不别扭，转身就去了趟五金店，花了好大一笔钱买齐机修、电工所需的整套工具，从此天天背在身上。牛皮糖就牛皮糖，反正师傅们走哪跟哪，要什么就从工具包里给掏什么。师傅们维修，父亲边看边在小本本上写写画画，将一些关键的技术点用他自己才看得懂的方式迅速记下。父亲鲜少去凑夜上海的热闹，下班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琢磨、钻研，想不明白就挨个问，讲了还不明白，就买烟买酒求着师傅们出现场，直到全部捋清才放师傅们走。
世界一直在变，改革如火如荼。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父亲一直奋力游着。三十岁不到，开始承包车间，自承包后的第三个月，他底下一百二十余名工人人均月工资较之前翻了四番不止，当年就上交了一百二十万利润给林业局。时任县委书记到厂检查，对父亲说：“小罗，我当书记每月工资才三百多一点，你领着大家都拿我双倍的工资了，了不起。”
有一天，余师傅从上海给父亲打来电话，问父亲愿不愿“下海”，说自己有个大学同学，在北海做房地产的，要建一支电工队，天南地北跑，辛苦是辛苦，但收入肯定是很高的，还能入股。下海，是一种趋势，余师傅认可父亲，忠厚、肯吃苦，也不怯场面，他让父亲别纠结，勇敢去过更好的生活。父亲感慨万端，却还是回绝：“谢谢师傅，我不是不舍得公家这个饭碗，我是舍不得跟着自己的那帮兄弟姐妹。再者，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牵绊终归是太多了。”在父亲心里，工厂是小社会，车间是部落，这些年，他们工作、劳动、学习、生活、娱乐以及生儿育女、生老病死都和厂子捆在一起，患难与共，很难放下。那种情感，余师傅懂，他再没说什么。
父亲调别厂任副厂长不久，原先的工厂倒闭了。得知消息，父亲特别难过，辗转反侧了好多天。父亲当然明白，有些事的发生是时代的必然，这些年，山上的树都要砍没了，原料供应不上，纤维板厂难以为继;新的制造业异军突起，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更新颖更环保的产品，跟不上更新换代的步伐必须走向衰落。就像排工消失的背后是水路式微，是交通发达。父亲跟外界的联系明显多了起来，好些个原来车间的技术骨干都被父亲推荐出去了。父亲送他们去车站的时候，笑得特别舒心灿烂，仿佛他们正替代自己通江达海。
1998年，地方发展林产化工，工厂改制，父亲很快迎来了他人生当中无法规避的又一个“必然”。也是暑假，父亲买的商品房还在装修，一家人还是挤在工厂的宿舍里。晚饭前后，母亲最为忙碌。那个点，工厂制冰室的门口，买冰棒的工友们，仿佛不断涌进来的潮水。配料、倒模、取件、收票……我们仨，自然而然化为母亲的三头六臂。“轰嘎”一声，制冰室厚重的铁制后门被推开，黄昏的阳光像躲在门外偷听热闹的孩子般，一股脑儿跌进来。推门而入的父亲，在一室拥挤中，朝我招手。
我们去了江边。江畔，夕阳绚烂，河风温热，两代人的影子越拉越长，长到似乎都跟河流一起走向了远方。“企业改制，买断经营，吵嚷许久的那只靴子明天就要落地了，”父亲问，“大学生，担不担心我和你妈双双下岗?”我对“下岗”这样的字眼很敏感。“下岗”意味着铁饭碗被打碎，意味着重新变成个体，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而他们没有做好知识更新或者是资金准备，很快就将被挤向城市边缘……我向前跨了一步，再转身，像个大人般，站到了父亲对面。父亲朝我走了一步，拍了拍我的肩，示意我再转身。夕阳又大又圆，江上气度雍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努力对抗时间和命运，当是人到中年时父亲的倔强。那种倔强，平淡而庸常，惊险而悲壮。
父亲向亲友借贷，连着厂里买断他和母亲工龄的三万余元，凑了整二十万，与人合伙在赣江上游的兴国县办了一个小型“油茶化工厂”，不多的员工当中，有三分之一是他一直未曾在心里抛下的年纪偏大的工友。他们有的在外地当保安，有的在本地开摩的，有个别在商贸大楼拖大板车。父亲与他们生活在水里，上下左右，在同一个生命体中。只是，父亲不明白，合伙人是坐车的。坐车，你上，他下，没那么多交情可讲。合伙人是兴国本地人，主动说跑原料及销售，父亲懂技术，自然抓生产，这没什么不妥。合伙人鼓动父亲说行情好，要扩大规模，所有利润用于购地建厂房，暂且不分红。父亲呢，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想着规模扩大又能带动更多的工友过来，重温集体的种种美好，压根没反对。转眼两年过去，名义上父亲是持百分之四十的股东，可实际，父亲除了工资什么也没有。管着销售的合伙人将钱死死卡在自己手上，对外宣称自己没收到货款，横竖不再给大家发工资，昔日工友被逼离职，再次陷入下岗窘境。父亲的创业以失败告终。
单家独院，上下四层，带院子的房子是父亲购房三部曲中最气势恢宏的一部，堪称父亲拼搏人生的谢幕之作。因为，买下这套房子不久，父亲的厂子就没有了，悬在记忆里的杆子灰飞烟灭，父亲不得不再次离别，辗转黄山、遂川、景德镇、宜春等地的私人油厂做职业技术人员以谋生度日。
院子是父亲自己设计的。一条鹅卵石小道将院子一分为二，一边用来打摇水井、建洗漱池及晾晒场，地面砌瓷砖;一边用来植树、种菜和养花，地面需铺几层丰润的泥土;东墙边必得种三棵石榴树……当时，母亲找了很多人，才在两处人家寻到三株满意的石榴树。栽下石榴树的那晚，月色皎洁，母亲在院子的小圆桌上摆满瓜果，父亲给每个人都满上了一碗家乡的老冬酒。老冬酒在青瓷碗里细细碎碎地闪动，像接纳醉酒星星的小小湖泊。母亲从桌上选一个石榴，轻巧掰开。多子多福的石榴籽，挨挨挤挤，剔透晶莹地蹦了出来。父亲说，再往后，石榴花开，一树灯笼，石榴结籽，满堂红火，等着吧，将来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屋子里撒着欢跑、可着劲叫。
父亲顺着梯子下来，从车库取出木锯，又攀着梯子立上墙头，开始一下一下，锯长高长大了的石榴树，他最喜欢的石榴树。
十几分钟后，左边的那棵石榴树拦腰而断。暮色秋光“哗”一声涌进院子，父亲下意识扫了眼客厅。我忽然就理解了父亲的难受。父亲年岁渐老，日子失却了生龙活虎的蓬勃。大弟在一双儿女出生后不再外出打工，回永丰开了一爿鞋店;小弟一直单着，成了母亲的隐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失业”高频发生，小弟工作暂停，大弟鞋店倒闭，六七万积压的库存被一箱箱、一层层地全部堆在了客厅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底层劳动者家庭细水怎么长流?高高垒起的箱子就像是一道一夜而起的拦河坝，伤感、局促，人生失败者的感觉总也躲不掉，父亲是离了水的鱼。
父亲难以忍受这种“满”，虽然，在过往人生里，父亲其实是一直在渴望着另一种“满”的。父亲不断向赣江深处游，遭遇再多的风浪也要游，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回溯一个屋子的圆满，但绝对不是很多人挤在屋子里找不到流动方向的满。那不是满，是迟钝，是停滞，是堵塞。父亲左右不了那些箱子，便只能处理自己种的石榴树了。
“叽割，叽割”，三棵石榴树依次倒地，院子上空像秋天依次被收割干净的田野。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在辛苦中期盼着稻熟酒成，然后选一个夜晚，觥筹交错，在东方大白时打一个嗝，继续劳作。小时候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先是芝麻和大豆，然后是水稻和花生，霜降之后是番薯，一茬接一茬，田园一次比一次空旷，最后露出厚实而广袤的土地，上霜落雪，来年的春又厚了一层。而如今，回马寻踪，物是人非，石榴树倒地，我所感知的秋，水瘦山寒，华服落尽，沧桑寂寥，百草凋敝，以待严冬。
晚饭时，母亲的老庚春秀发来小视频，是家乡人在老樟树下为中秋烧塔做准备的小视频。视频里，老樟树更老了，也似乎更高了，落在地上的影子越来越大，一些牵牵蔓蔓的藤趴在它身上，显得干枯而繁复。中秋之夜烧塔是老家延续几百年的古老习俗，人们通过烧塔表达收获的喜悦，祝福生活红红火火。我总记得，儿时，回家的父亲领着我们仨用大石头、碎砖块垒一个一人高的塔，然后在塔尖上放一片大瓦，烤花生，烤栗子，在火里煨番薯。“砰”的一声，一个栗子在瓦片上咧开嘴笑，我们仨一拥而上踮起脚尖，抢到的跑到一边呼呼吹气，没抢到的扯着父亲的袖子哭闹不已。孩子们没有这种记忆，想去老家看一场，母亲不许，说，黑了，远，老房子也住不得人。老家或许再回不去了。
一家人只好在二楼小客厅看电影，片名叫《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是我用手机随便选出，投屏在电视上。电影主要讲述一对居住在莫斯科的父子前往科克特贝尔小镇的故事。这是一部关于家园、旅途和梦想的片子，莫斯科是承载伤痛记忆的家园，父亲在这里成为失业的飞机工程师和酗酒的男人，十一岁的儿子在这里成为丧失母亲的孩子;位黑海边的科克特贝尔小镇，有滑翔机飞行员纪念碑和大海，是承载儿子美好梦想的地方，也是父亲幻想摆脱现实、抚平伤痛的地方。儿子一次次迎着风举起纸，想象纸能像信天翁一样飞得又高又远，纸却一次次落在地上;姑姑离开，不能给梦想以庇护，百无聊赖的孩子来到餐厅，歌手在歌唱：
我的道路呀，我亲爱的道路。
我的腿带着我走，上帝也助我一臂之力。
我被爱，我被背叛，这个老女人摇着她的地毯，不允许我逃走。
我那不可能的道路，变成了我的逃生之路。
……
影片结束时，孩子奶声奶气地说，他不喜欢里面那个总想着放弃的“爸爸”，他喜欢“儿子”始终为梦想一路奔跑。我说，妈妈也是，一直不喜欢忘记危险和奔跑的麋鹿，只喜欢那些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父亲在旁边“哗”一声，转了下身体。
回到南昌，秋天就结束了。夜晚的江边，寒凉刺骨。一棵枝丫清疏的老树把阴影投在江上，水面斑斑驳驳，像一个人在永丰看新修古城时，新旧时光重叠江上时的那抹幻影。游步道上，有天真的孩子向家长喊话，说自己看到一条鱼，一条很老很老的鱼。
是的，鱼是会老的。鱼的老主要体现在鱼鳞上，鱼鳞上又亮又宽的同心圆是夏轮，又暗又窄的是冬轮，一夏一冬，便老一岁。铺陈在父亲身上的同心圆，显然叠加了许多重。
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战争、政运、神仙打架波及凡人……人活着的每一天，劫难随时可能发生。牛津大学一位经济学学者说，到2030年前，全球大约二千万制造业工作岗位将消失，届时全球会有三亿七千五百万人因为自动化而去找新的工作，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没有技能的工人将很难幸运度过。
街头的红绿灯坏了。双向马路，人潮拥挤，车流汹涌。整个城市像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跑的巨兽。大灯的白光，尾灯的红光，声色之外的过快速度使我产生强烈的眩晕，仿佛眼前横亘着一条奔腾大河。
使人恐惧的速度，背后意味着流逝。这些流逝，汇成人世的镜像，汇成时间的沧海。对于每一个立志做“鱼”的人而言，“江上”从来不只是一个概念，它是来处和归途，它是梦想的道场，是永不终结的生命线。
江上，有无数的鱼。
【罗张琴，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鄱湖生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