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渝西地区与四川合江交界的一个小山村，有一个男女老幼都称他歪哥的人。
歪哥原来颈子并不歪，是因为原来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在1951年5月27汉江的一次战斗中，为了消灭敌人，孤身一人摸到敌人的哨所边，正准备将哨兵干掉的时候，哨所边的一颗炸弹响了，一块弹片从他的左肩膀肩胛骨扎了进去，当时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等他把哨兵干掉后，瞬间，战友们蜂勇而上，越好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打死了76个敌人，137名敌军缴枪投降了。大家正在欢呼的时候，一名战友看见他左肩膀的衣服被血浸透了，他才知道自己受伤了。
后来，部队将他送到战地医院将弹片取出后，于1951年10月19日送他回国来疗养。他回国后，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医疗观察了不到两个月，于1951年12月5号他就申请回老家了。
由于弹片将他左边的一根神经扎断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都比较差，不知道是神经被扎断了，他后来颈椎就向左边歪了。他向部队申请回到了家乡石头村。所以，他回来后，人们就半开玩笑地叫他歪哥。
在小时候，我们一群娃儿经常去他家听他讲战斗故事。都亲切地叫他歪哥，他也乐兹兹地答应。从他讲的故事中我了解到，他生于1934年10月17日，1950年参军时才16岁，当时他家里是不同意他去当兵的，他后来是悄悄同表哥一起去的。到了部队后，由于他个子比较小，首长看见他很机灵，三次小战斗过后，1951年3月，连长就培养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由于我的家与他的家只有不到一里远，渐渐地，我和歪哥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歪哥是一个勤劳的人。我记得他当时可能30来岁了，还去学木匠，况且他学得很快，一年多时间他就出师了。后来，不管是谁家的木器坏了，只要捎个口信，他立刻就来帮你修好，而且一般都不收费。他常说，“你这点小事，我少耍一会就是了”。这句话已经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了。
记得是1975年春节过后，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生病了，当然也已经近70岁了，村里李书记和大队张会计来我们队主持选新队长，李书记叫大家推荐，我第一个发言说“歪哥”，大家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要得!要得!”，就这样决定了。
歪哥当上队长后，处处以身作则，出工比别人早，收工比別人晚，全社社员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別人都说他下班就应该休息了，可他总是笑着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劳动是最光荣的，多干点没事。”这样，队长这一职务他一直干到了2006年他在南充买了房子后，迁到了南充才把队长职务交掉了。后来，我们的联系也就逐渐少了。偶尔也通通电话。更后来，由于他患了病，加上二儿子去世后，联系就更少了。
歪哥是一名伤残军人，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家虽然不富裕，但他每月交党费都是50元以上。同时他还经常资助贫困学生和帮助困难群众。记得是2016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二天上午)，歪哥叫他外侄何五来叫我初五天上午去他家喝酒，由于是老朋友了，我本来有事，但又不好推辞。
于是便于初五早上7点钟就坐何五的车去南充了。
我知道歪哥喜欢喝酒，就提了两瓶泸州老窖酒、两瓶江津老百干。我知道他喜欢米花糖，顺便还给他带了两大箱江津米花塘。上午10点53分就到了歪哥家。刚走到他家门口，看见他堂屋里坐着八九个年轻人，我问他大儿子刘凯有什么好事吗?这么多客人?刘凯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我爸爸前几天咳嗽很厉害，我们送他到医院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他天天叫我请你来，说要和你商量一件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我问刘凯，屋里那些客人是你们亲戚吗?刘凯告诉我，不是，是我爸爸过去资助过他们读书的，他们听说我爸爸病了，过来看我爸爸的。
我走到歪哥床边坐下，问他现在身体如何?他非常高兴，立即翻身坐起来说：“没什么，就是有点咳，医生说是肺癌，况且是晚期了。我觉得没得啥子得。人早晚都要死，在战场上我都一点都不怕死，这点病算啥子哟?……”。说完，他穿上衣服拉着我到堂屋去吃饭，说饭吃了还有事情给我商量。
来看他的那些人有现在的人民教师，有医生，有民营企业家，也有公务员。歪哥把我拉到他身边，叫我和他坐一方，其他6个来看他的男士和我们坐一桌。来看他的3个女士和他家人坐另外一桌。
午餐非常丰富。席间，歪哥拿出4瓶他存放了十六年的橄榄酒，他给每个人倒满一杯酒后，然后一个一个地给我介绍今天来看他的客人，也就是他过去资助的贫困学生。介绍完后，他提议大家先干一怀。大家都知道他有病，劝他不要喝酒。他说：“我是个当兵人，性格就是不怕死，我出院的时候问了医生的，医生叫我想吃啥就吃啥。”最后把他没办法，只好劝他少喝点。
饭后，他把我们全体人员叫到他房间，他从一个木箱子里面拿出来两个塑料布包，第一个打开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9枚军功章，9张立功奖状。其中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4次。
然后，他打开了笫二个塑料布包好的包，里面有4万元钱。他说：“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请大家帮我见个证，我们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荣誉，但是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当兵就要打仗，每个人都是一样，受点伤很正常，你在家里干农活也经常会受伤。所以今天大家看得到这些，千万不准拿到外面去说，去炫耀。
他指着刘凱说：“这个小包里面有4万块钱，这是我这一生存下来的，现在再困难也不准用，等我今后死了后，拿1万块钱来替我交党费，剩下的3万块钱捐赠给慈善机构，可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解决一点困难。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然后，他说，今天的见证人(他用手指着我向在场的人说)就是唐老弟，也是唐同志，大家今后一定要听他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从来不信神信鬼，我死了以后，不用阴阳、道士，不准做道场。
晚上，歪哥说如果我不介意，想请我和他一起睡，好摆摆龙门阵。那一晚，我们摆了很久很久。也就是那晚上，我才知道他因为汶川地震将家里仅有的26万元钱捐赠给灾区后，二儿子刘津2008年7月2号因车祸身亡的事……。
后来，2016年9月21日，歪哥因病去世了，他儿子刘凱来通知我，并和我商量他爸爸后事如何办，我建议还是按歪哥生前的遗属办，简单将他安埋了。
事后，刘凱将他父亲的1万块钱交了党费，3万块钱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后来不久，歪嫂也走了。
如今，歪哥的两个儿子已经定居广州，多年不见了。
现在回忆起歪哥来，真值得我非常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