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风逸寒发布历史故事《“部费”:清朝衙门潜规则》,内容如下:
要报军费?先缴小费!
清同治七年(1868),湘军和淮军合力镇压了捻军,绵延十几年的战乱终于平息。然而,曾国藩和李鸿章顾不上庆功,便又为另一件棘手的事伤透了脑筋。
这件事,就是报销军费。
按照朝廷的规矩,报销军费需要户部审核,皇帝签批。不过,如果户部认为,申请报销的账目不符合规定,就有权拒绝报销,退回重审。套用一句俗语,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每次报销,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要准备一笔专款,到中央各衙门四处打点,确保报销顺利,这笔专款就叫“部费”。它们的主要去向,并非户部尚书、侍郎这样的高官,而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书吏。这又是为什么呢?
“部费”的由来
什么是“部费”?嘉庆皇帝在一份谕旨里概括得最全:
外省各官,遇有题升、调补、议叙、议处、报销各项并 刑名案件,每向部中书吏贿嘱。书吏乘机舞弊,设法撞骗,是其常技。至运京饷、铜、颜料各项解员,尤受其累。自投文以至批回,稍不满欲,多方勒措,任意需索,动至累百盈千,名曰部费。
虽说中央部院里拍板决策的是尚书、侍郎,但具体办事的,还得是书吏。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信息和资源占有严重不对称。对于那些热衷“跑部”的各路官员和商人,书吏就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倘若他们从中舞弊、坑蒙拐骗,甚至故意使坏,其他人真没辙,而且连尚书、侍郎都能被蒙蔽了。于是,为了说上话,办成事,免不了要给书吏递“红包”。
本来可以按照正常途径办成的事,非要靠递送红包才能搞定,这当然是“陋规”,也就是官场“潜规则”。因此,早在清朝初年,朝廷就把它取缔了。可是,“部费”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中央各个衙门,尤以户部为甚。
户部掌管国家财政经济,是朝廷的财神爷,收取的“部费”也就最多。每当各省解款进京,核销赋税钱粮和军费开支时,都少不了向户部的书吏“孝敬”银两。那么,地方官跑一趟京城,到底要准备多少“部费”呢?
这要因事而定。如果是完纳钱粮,毕竟是给户部解送税银,就相对便宜点儿,每核销1000两银子,准备100多两“部费”即可;如果是核销军费,就要户部出银子,就相对贵些。要拿出核销军费的20%作为“部费”。
户部如此贪婪,其他部院也不甘示弱,纷纷亮出“核心竞争力”,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
中央部院的“部费”,几乎到了无“部”不“费”,无事不“费”的状态。这些“部费”每年能有多少呢?根据晚清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的说法,仅户部、工部、吏部和兵部,每年的“部费”就多达千万两之巨,相当于朝廷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感谢风逸寒发布历史故事《“部费”:清朝衙门潜规则》,内容如下:
大清体制之困
按照清朝的律法,收取“部费”不算贪污,顶多定性为“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它的出现,当然是吏治腐败的产物,但又无法完全归咎于吏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清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四个特征决定的:
——朝大野小。咸丰以前,朝廷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是中央地方共灶吃饭,没有分开。地方奉旨收税,然后解送京城,由户部统一调拨和监督。财权集中,为的是巩固君主专制,防止地方尾大不掉,形成割据和山头。然而,地方财权小而事务多,为了办事,就不得不经常“跑部”,跟部院处理好关系。于是,大量的“驻京办”应运而生——总督、巡抚派自己的亲信家人常驻京城,奉送“部费”成了家常便饭。
——有权无薪。清代衙门里的书吏分成三类:一是“正役”,就是有正式编制,任期5年,届满辞退。二是“帮役”,就是编外帮忙的书吏,一般是行政主官自掏腰包雇来当帮手的。三是“白役”,只挂名,不上班。不管怎么样,朝廷都不给开薪水。书吏们当然不愿意白忙活,只好另辟蹊径,把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变现,勒索上门相求的地方官,从而换取维持生计和改善生活的银两。况且,很多部院的书吏严重超编,部院为了养活这批人,只好对“部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才无职。清代的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五经”,跟部院里的业务工作相去甚远。录用的官员大多是政务官,缺乏类似算账、断案的专业训练和能力。况且他们干几年就调走了,不会久居一职。而书吏长期在同一衙门、同一岗位效力,“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在办事过程中,书吏的事权越来越大,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晰。这也使他们既能通过各种渠道收取“部费”,又能蒙蔽行政主官。
——官穷志短。清代官员不仅俸禄超低,而且百年不变。七品官一年的正俸只有45两银子,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不到2万元。这点儿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官员的体面生活和交际需要。因此,“部费”并非书吏的独享专利,许多部院里的京官,也不得不放下儒家伦理道德的架子,转而跟书吏勾结分肥,增加收入,补贴生活。
体制如此,类似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牛人”也难以逃脱。几乎每次报销军费,这两位封疆大吏都要饱受户部折腾。虽然位极人臣,对户部的做法却无可奈何,只好也做出托关系、找门路的事来。
李鸿章得到的“部费”开价,是书吏要拿走1.3%的回扣。这次报销的军费多达3000万两,折算下来,“部费”得40万两,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亿元。
曾国藩得到的开价,是8万两银子。虽说这是经办书吏“几经让步”给出的“跳楼价”,但筹措起来也让曾国藩很焦虑。毕竟,这笔钱不能通过正式的财务程序划走,那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奏请朝廷对军费报销免于审计。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战功的考虑,慈禧太后就同意了。有了“免审计”的圣旨,曾国藩终于可以在军费里左右腾挪,总算把书吏索要的8万两银子凑齐了。
穷官富吏的代价
曾担任户部江南司资郎的晚清文学巨匠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里记载了这样几组数据:书吏约请的家庭教师,月薪十两;王公大臣约请的家庭教师,月薪四五两。看着地位远低于自己的书吏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靠借债补贴家用的他,气不打一处来。
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么多“部费”都是从哪儿来的?
答案当然是摊派。省级衙门向下属部门摊派,层层分解工作,落实责任,最后砸在了州县官的头上。而这些州县官根本不会自掏腰包,而是把这些银子通过加收“火耗”的形式,征收非税收入,当个二传手,把摊派加点儿成,砸到老百姓的头上。到头来,老百姓才是“部费”的最终“接盘侠”。
对于屡革不掉的“部费”,雍正帝曾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即便如雍正这般勤政,消除“部费”的改革措施也无一奏效。朝廷需要书吏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但却没有为这些人准备哪怕一分钱皇粮。书吏们既没有薪水,也没有升迁的期待,无论是金钱,还是事业,都不理想。因此,他们唯一的念想,就是通过在部院的办事程序上设置路障,收取“买路钱”。这样的灰色地带和潜规则依旧延续,直至清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