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冉冉安发布历史故事《<后汉书>的卓异之处》，内容如下：
《后汉书》无疑是文穷而后工者。它是范晔被贬宣城太守期间完成的；它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合众家之长而超越众家，到唐代，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得以流传下来外，其余都已散佚。由此可见《后汉书》成就斐然。的确，它体大思精，创新良多。所创《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传，为后来诸史之典范，莫能刊削。所写诸序与论赞，继承了《国语》《左传》《战国策》一语褒贬的风格。所写纪传，文辞高妙华丽，含蓄凝练，笔势纵放，人物刻画逼真，加以其中收录了大量政论、辞赋，使之兼具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它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细致刻画人物，文采飞扬，笔锋犀利，汪洋恣肆，确如范晔自称“天下之奇作”，诸如“诚跨众氏”“博采众书”“颇有奇工”等赞誉也实不为过。
其作者范晔自视甚高，“常耻作文士”，这和后人“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也”之旨一脉相通。他讲求的是经世致用，所以要求文以载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反对“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的形式主义，所以他尽付思绪于《后汉书》，宝爱自己的《后汉书》，视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作，“精意深旨”“体大而思精”。离别人世之前，专门写文申明作《后汉书》的主旨，为《后汉书》张本，希冀世人莫辜负自己的《后汉书》。这时，他为了《后汉书》也终于道出了贬低自己之语——“称情狂言”，既是平生写照，也是自己终于意识到自己往日不与世合作的代价。倘若还是在往日，他断不会如此折节低头。但为了精神传世，他实用心良苦。
范晔实在是个矛盾体。他身为天子贵胄却是其中卓异者。所以，他的《后汉书》没有无所作为的达官显贵的立足之地，却有前史所未有的独行逸民彰显之所，并且独行与忠君同列。这与司马迁编着思想一脉相通。而这些独行逸民一介之夫其实就是他的另一写状，只是他富贵的出身与才华，使他不可能绝然独行，完全成为逸民，故而他行事充满矛盾。一方面从容于富贵，一方面又立异之。清高孤傲，恃才傲物，爱憎分明，不肯苟合。对个人来说，范晔无疑是悲剧的。不过，正因为个体的悲剧，才促就了伟大的作品。
范晔的悲剧起于自身，而时代则是酝酿他悲剧的温床。他生活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老庄再生再造再实践的时代。这个时代，越名教任自然，老庄的怡情任性、无为逍遥被时人阐释并演绎到极致。在他们看来，这一切不但无可厚非，而且甚可嘉赞，并且非有品行高性不能为之，亦即非世俗之人所能达至。连宋的临川王刘义庆也是这大军的友情支持者。正是由他出面组织编纂了一部揭示这个时代众生相的《世说新语》，才使我们得以近距离感知到他们。
这是一个看重门第的时代，一个纷乱的时代。然而，当他们逍遥自游，恣意人生，精心避祸时，罗网也在悄然向他们张开。
这个时代，可以抛去的是世间的荣华富贵，不可抛去的是内心的高贵，所以他们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把他们推向了绝境。范晔就是这时代诸多矛盾集于一身的代表，而直接把他推到绝地的是那个展示时代众生相的刘义庆家族。
感谢冉冉安发布历史故事《<后汉书>的卓异之处》，内容如下：
范晔出身豪门，才华横溢，皇帝对其很是看重，如果不是他狂狷不羁，恃才生骄，本可安享清贵，恣情任性一生。范晔家自高祖以来三代显宦，他的家庭出身是无可挑剔的。然而，遗憾的是，范晔是小妾所生，生时还被砖头碰伤了头，因而得了小名“砖”。在那个重门第的时代，这无疑宣告了范晔低同类人一等，即使他被过继给从伯父，后来袭封武兴县五等侯，由此获得了与嫡子一样的地位，但终究改变不了他小妾所生的事实，逃不脱庶出之痛，也无法逃脱时代对他的歧视。因此，他所继承到的只是家族的优秀基因，即使他从小就好学，博涉经史，才高志大，但也无济于家族正统血脉合法继承者的认可。所以他的心里是有阴影的，而他“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更加剧了他内心的阴影。
至于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其兄认为他近利，终破我家。文帝认为他意难厌满。出卖他的徐湛之认为他“倾动险忌，富贵情深”。他真的如以上人等所讲倾慕权贵，急功近利，贪得无厌吗？先观其文，《后汉书》歌颂仗义执节者、赞美舍生取义者，显然从其文很难得出以上结论。再观其行，倘若他近利，那么他完全可以谄媚宋文帝，他“善弹琵琶”，文帝想听他弹琵琶，多次暗示，他都故意装没有听懂，或者干脆就毫不客气拒绝。仅有的一次还是文帝为了听他弹琵琶，索性不要帝王之尊了，亲自唱歌，点名范晔要求其为之伴奏，他无法拒绝这合情合理的要求，才勉而为之，但当文帝屈尊唱毕他就停止弹奏了。用他的话来讲，他不是优伶，为什么要为文帝弹琵琶。其实，文帝并没有把他当优伶，而是欣赏他的音乐才能，想一听为快而已，但他偏偏如此理解文帝美意。是自卑，还是狂放不羁，还是恃才傲物？想必三者都有。他聪慧过人，竟然误解文帝；他才华横溢，借物咏物，讽刺了他鄙视的同僚沈演之、徐湛之等，快意了自己，却对上司有失尊重，也缺乏宽容。他自小就有的心理阴影，加之成长环境的影响，促成了他的狂放不羁与乖张，使他那颗高傲的头，不肯低下俯就文帝。空有满腹才华，却不懂君王恩威，终究不能自保。
他确实乖张，还颇难理解。彭城王母亲去世，他邀约一帮人饮酒作乐被贬。正当君臣相和，位极人臣之际，却被坐实助彭城王造反。此事从他的动机到实际表现都值得怀疑。如他诉说心声的《后汉书》所反映的一样，他行事未免乖张，但对朝廷是忠贞的。况且，如他果真造反，宋文帝岂肯放过他的家族。
还是长于考据的清人头脑清醒，不囿于成见，敢于疑古。清人王鸣盛首为范晔鸣冤，他认为是《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词书之”，不足为据。随后，李慈铭、陈澧、傅维森等踵而为范晔平反。范晔被坐实谋反，如前所述，源于其性格。对于首谋孔熙先，范晔“轻其小儿，不以经意”，知情不报，而徐湛之等出于个人恩怨捏造了“首谋”之罪。范晔是皇族矛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上刑场时，范晔可惜的是自己的好头颅。叹息从此人间空谷绝响，不能再读到由他头颅指示发出的鬼斧神工的妙笔，听不到他指点江山的妙语了。宋文帝是他的知音，范晔生前，文帝一再包容他。直到杀掉范晔后，也没有忘却他智识满满的头颅。范晔死后，文帝却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派人去取范晔的《后汉书》并加以保护。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臧否，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权，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没有文帝的保护，《后汉书》肯定无法流传下来。当时与他合撰《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谢俨，就因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于此，文帝无疑也是清醒的。对范晔本人，他不得不杀，但他可以尽量减少由此而造成的损失，那就是保护范晔留下的精神产品。所以，他保护了范晔的《后汉书》，相当于延续了范晔的另一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