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甜菜发布历史故事《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有可能吗？》，内容如下：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在古代，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不容易，连以善于旅行着称的诗仙李白也不免感慨“行路难”，那么千百年来，古人的旅行究竟是什么情形？
行路难，何以为缚
从观念上来说，古人认为，无论远近的出行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远古时候，当我们的祖先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去处，会设想遭逢许多山林川泽的恶毒生物，以及种种鬼怪妖魔，于是在决定要出发前，需要学习各种知识作为准备，应对未知的困难，便有“铸鼎象物”之说，即将牲畜、神灵的图像刻在鼎上，“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会遇到不吉之事），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左传》）。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的观念，以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谆谆教诲，也时刻警醒着古人们不要轻易出行。
若从客观来看，限制着古人出行的因素还有很多。
交通不便。秦以前，只存在以各诸侯国国都以及着名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局部交通网，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来往相当困难。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为例，若不是秦国耗费极大人力物力修建了架空的栈道连通中原和蜀地，恐怕秦一统全国的版图上定会缺失蜀地一块。随着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到来和“车同轨”的实行，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逐步建立，古人长距离的出行成为可能，但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如陆路常用的驴、马、牛车、马车，水路乘行的船舶，受自然环境和道路条件影响甚大，不仅使用成本高、行驶范围小，且舒适感欠缺，极易舟车劳顿。
饮食住宿不便。古代供旅人打尖投宿的饭馆、客栈很少，旅行者必须自带粮食甚至炊具碗筷，否则没有东西充饥，也没有条件做饭。《庄子·逍遥游》写道：“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意思是行前口粮要备足。《列子》中讲述过一名叫韩娥的女子东行齐国，中途粮食吃完了只好用唱歌来换取粮食的故事；《论语》也记载孔子带着弟子出游，在陈国“绝粮”，随从有因此而生病的。至于住宿，官方提供的旅店称为驿传或驿站，战国时期便出现，秦统一后进一步完善，但仅供公务人员歇息，设施条件也比较简陋；随后，民间商业性质的客舍、旅店逐步发展，为路上的旅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歇息和庇护，却因分布不均衡，导致长途旅行者难免遇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自寻办法过夜为常事，遇上雨雪或自然灾害，其凄惨意味不言而喻，如诗人贾岛《冬夜》所写：“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
通行管理严。古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流动，保持税收和治安的稳定，对外出旅行者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旅行者通过各个关卡时需要出具有关凭证方能放行。如战国时期的通行证称为“节”，源于有节的竹子剖分为二，各取一半作为信物之意。这类凭证形式不断演变，到了明代，便成为人所熟知的“路引”，《大明律》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可见通关凭证不可或缺。
以上列举出行的困难，并非说明古人不旅游。既然远行难以实现，近郊游就是古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先秦时期无论百姓和贵族都很热衷近郊游。《诗经·郑风》中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之句，证明到城外游玩的青年女子很多。到了魏晋，近郊游渐渐增添了一分精神层面的“玄游”之意，“返乎自然”成为一种高级的追求，便诞生了“竹林七贤”这样的郊游名士。王羲之的《兰亭序》更是在晋朝贵族齐集郊游时，曲水流觞、诗酒唱酬之际挥笔而就。
这些都为古人近郊游奠定了十分美好的基调，也推动着春天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节庆时节的郊游活动历经千年流传下来，丰富着日常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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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足，难以上路
真到了必须远行的时候，古人便不似近郊游或今人打包拉杆箱一样操作简单了，必须做足充分的准备。
理由要充分。在古代真正能踏上远行旅途的人并不多，不是王孙贵族，就是文人士子或宗教僧侣，并非普通大众的行为。对古人而言，旅游是完全别样的生活方式，多是不得已为之，所以离别故土外出旅行，便有经商、游学、游宦、游方、游猎等理由。
仪式得做足。良辰吉日的选择对出行非常重要。《周易》中有旅卦“旅：小亨，旅贞吉”之说，表明行前需占卜择日，以示凶吉；像《诗经·小雅》所描述“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指的则是外出游子占卜归期。另外古人行前还会“祖道”，即祭祀祖先，后来《汉书》中记载李广利率军出击匈奴之前，“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祖道便延伸为饯别、送行之意了。亲友向即将上路之人设宴饯行，也慢慢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仪式，“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为逆旅之人增添了万分豪情。
随身之物齐备。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出门不可能轻装上阵，所携必要之物恐怕非常沉重，让旅途毫无惬意之感。总结起来有如下要点。第一，衣物和药品，行囊中往往要折叠打包厚薄衣物、轻便鞋子，南方人还要带上防雨的蓑衣斗笠，同时准备一些良药如熟艾、大黄、芒硝、甘草等，用于芳香开窍、除秽杀虫。第二，生米和炊具，实为填饱肚子的刚需，比较讲究的文人还会携带酒器茶盏、文房四宝等。第三，被褥铺盖，因为古代客栈可能不提供被褥，借宿庙中或乡人之家更难奢望床具，故自带最为保险，御寒保暖，却大大增加了背负的重量。第四，盘缠，是古代路费的别称，古时货币为金为铜为银，携带笨重不便，也不安全，故古人上路并不会带多少金银，一路节省开销；一旦路费花完了，只能就地打工挣钱，挣够了再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第五，通关凭证，不同历史时期称呼不同，无论因公因私离开外出，都要向属地政府申请办理，且千万不能丢失，否则会受到严厉处罚。
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经过长途旅行到西北边地生活的中原人，多负橐而行。橐用布制成，也有用熟制的羊皮制作的“革橐”，除了盛装日常物品外，还用它盛装干粮和钱财。行橐代表行旅途中的一切财物，因此行橐是否充盈，成为旅行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物质保障。
心态保持健康。古代旅行多为艰险劳累所摧折，多为相思离绪所牵萦，多为悲辛愁怨所压抑，旅行者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就难以迈出豪健的步履，更难以完成漫漫征途。或如李白“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如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靠酒作行旅之伴；或喜管弦丝竹，喜女乐酬客，暂时忘却离乡的愁苦；或客舟题咏、驿壁题诗，抒发胸怀交流情感，向后人展示着旅行的悲欢。
我们从晚明着名旅行家徐霞客的一篇《粤西游日记》中，可以清晰了解他为旅行所做的准备。对于游览桂林城边的岩洞，他会带点胡饼等干粮，或者在城内饭店买饭吃，一天之内安排好行程，赶天黑城门关闭前回到住所。周围稍远的行程，比如从“就日门”出去，渡过漓江，探访辰山的黄鹂岩、青珠洞后，继续向东到矮山，再到尧山、铁峰山、黄金岩，得花上三四天时间，他一般便携带蔬粮和铺盖，请附近农户或者寺院和尚帮忙做饭，借宿农家或寺院，或者直接在岩洞中过夜。
这便是职业旅行家的日常。那些没有经验、初登旅途的普通人所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见。
古人善假于物
做足准备后，上路也不简单。由于我国自古疆域辽阔，地表形态千差万别，造就了古代旅行者多样的旅行方式。
徒步应该是起源最早的也最简单的旅行方式。《山海经》中“夸父与日逐走”的叙述，可能是最早徒步旅行的记录。古人徒步旅行对身体素质和精神耐力都有极大考验，无怪乎徐霞客等旅行家青史流芳。徐霞客行遍大半个中国，以科学考察为目的，深入深山溶洞、攀登险峻山峰，自然主要靠双脚跋涉，用二十四年行走了五万公里，导致最后“两足俱废”。他实实在在是用双脚在丈量土地——今人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考察路线前行，竟惊奇发现徐霞客所记里程数相当准确，这只能说明，徐霞客当年一边察看地形，一边有意数着步数。
骑乘是更高阶的交通形式了。骑乘最早或许出于军事需要，《孙膑兵法》中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古人骑乘的工具也较多，马、驴、牛、骆驼等皆有。
道教中一直盛行老子骑牛过函谷关的传说。《晋书·阮籍传》中记载，当阮籍官拜东平县令时，“乘驴到郡”，即是从家乡河南骑驴到山东东平县上任的，游宦不可谓不远；诗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也是古代骑驴的明证，更侧面证明驴的跋涉能力很强。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骑马旅行对古人来说是一种最为快意潇洒的交通行为，李白也称赞“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唐朝人有骑马的风尚，马更是长途旅行不可或缺的交通良品，所以马在文学作品和古代画像中最为常见。但是马匹价格贵，需草料喂养，使用和保养成本高，不是一般旅行者能负担得起的。
还有一种备受青睐的出行方式，便是坐船。我国境内大江大河繁多，走水路出行，借风力和水力到达目的地，方便又快捷，也不耽误欣赏沿途风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饱含诗意的交通方式。正所谓“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江流大自在，坐稳性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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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造船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乘风破浪出海远行也发展起来，也便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可是海上旅行对古人来说是一项巨大挑战。唐代鉴真和尚为弘扬佛法，受邀东渡日本，“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还造成了双目失明，最终第六次才达到目的。
交通工具的多样化为古代旅人带来便捷，但行旅生活终究是苦事，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获得常人不及的见闻，对古人来说着实不易。
纵情游，逆旅人生
纵使有千般困难万般不易，历史上仍有无数人因各种各样的缘由，踏上与众不同的征途，有的青史留名，有的默默无闻，但都用坚毅执着践行着不同的人生价值，也为文明的赓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东坡大半生都在路上漂泊。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从雷州登船，踏上前往新的贬所儋州（今之海南西北部）之路，是为宦游生涯的最远一站。那是广袤大陆之外的新世界，对于已经尝尽了陷入政治斗争漩涡苦果，习惯了四处贬谪的东坡来说，跨海仍非易事。彼时他身体苍老，痔疮又发，告别弟弟子由后心绪难过，以为自己将死海外，到达儋州虽然只有一天的航程，却令他“眩怀丧魄”。
然而，个人的不幸却成就了一方水土的幸运。自古以来，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其余居民大多是黎人，交通不便，发展落后。豁达的东坡在海南结庐而居，同当地的黎汉百姓一起躬耕生活，经常戴上黎族的藤帽，插上花缦，赤脚渡水穿林，和农夫们一起劳作，与小孩们嬉戏。当地许多学子慕东坡盛名前来求学，东坡亲自编写教材教授，培养出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举人姜唐佐。东坡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并倡导农业生产。故东坡长久以来受到黎汉百姓爱戴，自己也在精神上达到了更高层次的超脱。
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十七岁随父、叔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在元朝任职达十七年，常奉命巡视全国各地，有着无数精彩的旅行记述。在中国行遍千山万水的马可·波罗，渐生思乡之情，数次向忽必烈请求回国，都被婉拒。终于，在1291年，忽必烈命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海外，并给罗马教皇、法兰西、英吉利等国国王带去问候信，表达元对各国的友好之意，马可·波罗才有了回乡的契机。
马可·波罗一行从杭州南下福建，准备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出海。沿途他亲见福建粮食富足、物产丰富，盛产西方所需香料，同时工商业发达，丝绸、瓷器早已远销海外，为他日后撰写影响世界的游记提供了宝贵素材。特别是他在泉州海港对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记载与传播，与近年来的水下考古重大发现“南海1号”发掘出船壳有三层外板，互为印证，填补了中国古代文献对此项高超技术的记载空白，也进一步驳斥了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的论调。
这次马可·波罗的归国远洋航行，一路惊涛骇浪，历经风险，奋战两年多才到达波斯。“除水手外，共有六百人，几尽死亡，唯八人得免。”损兵折将严重，却不忘使命，马可·波罗一路对阔阔真公主关照无微不至，令公主非常感激，在临别时“恋恋不舍，致为流涕”。又过了一年半，马可·波罗终于回到家乡威尼斯，靠《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播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激发了更多欧洲探险者、旅行家、商人、军人前往东方，为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还有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作为中国古代着名的职业旅行家，徐霞客旅行的见闻在《徐霞客游记》中不胜枚举。令人难忘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不曾停下脚步。崇祯九年（1636），年届五十的徐霞客同江阴迎福寺的静闻和尚相约踏上远行西南的旅程，到云南鸡足山拜访迦叶寺。谁知路经湖南渡湘江时，遇上强盗，幸亏徐霞客经验丰富，赶跑强盗躲过一劫，而静闻和尚受了伤，没能撑到广西就圆寂了。此时的徐霞客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或许受到了刺激，再或许背负了承诺，他仍带着静闻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默默再上征途。他翻越广西十万大山，进入四川越过峨眉，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渡过金沙江、澜沧江，经过丽江、西双版纳，终于到达鸡足山，了却了同行者的心愿。此后他没有停下脚步，在西南地区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区，又游历了几个月，踏上归途。直至五十四岁在家乡病逝，徐霞客才终于停下旅行的脚步。
这些旅行者克服千难万险，或远行而泽被四方，或远行实现异地的文化体验，或远行为了求得真理，更或者，只是为了实现那冲破束缚、自在随心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