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月影发布历史故事《西南联大的师生》，内容如下：
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早在1938年就出了联大的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发起人是徐高阮，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程应缪（流金）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对当时的联大并不满意，觉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们渴望着的却是大海。
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哀联大》，诗中对学校有讥讽，也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
徐高阮后来去了台湾，做了研究院的研究员。1964年，他在台湾《中华》杂志3月号批评他的联大同学，说殷海光不是“一个自由的罗素崇拜者”，“其实是一个最不能自由思想的人，而且正好相反，是一个最喜欢专断的，最反对自由思想的人”。
殷海光在联大时叫殷福生，和我同班上王宪钧先生的逻辑课。他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穿一件旧蓝布长衫，课前课后，常陪着王先生散步。原来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辩论，所以对逻辑产生兴趣。他读过罗素的《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读过金岳霖的学术着作《逻辑》，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金先生，还寄去一篇论述逻辑的文章，金先生推荐在《文哲》学报上发表了。
殷福生又写了一篇《论自由意志》，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还翻译了一本《逻辑基本》，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所以1938年他入联大时，已经在同学中小有名气了。他在联大还是一样喜欢争论，有一次和同学们打赌，他爬上了二十米高的电线杆，另一次他在风雨之夜，一个人去校外的坟地里走了一圈。
到台湾后，他和罗素、爱因斯坦等世界一流大师通信不断，关系密切，而罗素说过：“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转引自《殷海光传》，下引同书）1955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哈佛大学研究和讲学，见到了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但是他说：“早期的胡适宣扬民主和科学，光芒万丈，可打80分；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可得60分；晚期的胡适受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只能给40分。”于是他就接过胡适自由主义的大旗了。他的学生李敖说：“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态……无复五四时代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
联大左派学生的代表有经济系的袁永熙，他是地下党的书记，大一时担任昆中南院的伙食委员，那时我是昆中北院的伙委。我不同意上届伙委一荤三素的菜单，改成荤素搭配，而且素菜中有玉米，不料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反对。我就去找袁永熙取经。他告诉我南方人把玉米当菜，北方人却当粗粮，伙委一定要南北兼顾才行。
在联大的左派同学当中，我认识得最早的是流金，他和我是南昌二中的同学，但比我高三班。1933年4月6日，我第一次参加——应该算是参观——全校的运动会，看见流金一马当先，得到了好几个长跑的冠军，好不神气！篮球比赛，他又是校队的中锋，举手投篮，立刻掌声四起，好不威风！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运动健将。但是我的年纪太小，还不满十二岁，直到三年之后，才得到了中级组跳高第三名。
运动健将的梦难圆，我又改集邮票，沉醉在萨尔河畔的风景，非洲的老虎大象之中。在1935年日记的第一页，我写下了新年的三大愿望：一是学问猛进，二是家庭平安，三是邮票大增。流金的弟弟应铨和我同班，看到我的日记哈哈大笑，说他有一张美国林德伯上校飞渡大西洋的邮票，问我愿不愿意高价收买。我答应用三十张邮票和他交换，成交之后，发现他的邮票背面破损。他比我大两岁，又是流金的弟弟，只好自认吃亏算了。
流金是“一二·九”运动的前锋队员。1938年4月，他和燕京大学的同学柯华（后为外交部的司长）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借读。1939年由于沈从文先生的推荐，流金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工作，联大同学汪曾祺、袁可嘉等都曾投稿。
1940年，他在报上发表了《门外谈诗》，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说：“一个诗人走入人间，或在其中，或在其上，而不能在其外。杜甫是在其中的，而李白在其中，亦在其上。在其中的，表现的是它全部的欢喜与悲哀。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里呼吸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气息。比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李白既表现了他的时代，而又超越了它。’德阳新树似新丰，行人新宫若旧宫……当玄宗入蜀之后，离乱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但诗人却摆脱了时代的羁绊，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过他并没有置身于事外。”
流金又说：“唐以前的人，对于人生、世界、宇宙都看其全，而不看其偏：对于和人生有关的问题，都把它当作自己的问题来看的。宋以后却不然。”“一个诗人对于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他便走出了人生，走入了世界……一个人的作品，第一必须反映他的时代，第二必须具有艺术的价值。”
关于《诗经》和《楚辞》，他说：“《诗经》大体上可以说是言语的艺术……《楚辞》却充满了文字的艺术……《诗经》是一个乡村的姑娘，风韵天然，如璞玉之无华。而《楚辞》却是一个打扮了的女子，人工更装点出她天然的美丽，更令人觉得婉约多姿，但又脂粉服饰，莫不恰如其分，也仿佛是与生俱来。”从中可以看出流金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他也像唐人一样对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了。
1944年8月他在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与李宗蕖结婚，婚后双双来到昆明，在天祥中学任教，后来天祥迁到小坝，他做训导主任，我做教务主任，来往更多，关系也更密。他曾请闻一多先生来天祥作报告，并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闻先生介绍的。
他在《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谈到闻先生加入民盟后对他讲过的话：“我从‘人间走入’地狱了。以前我住在龙头村，每回走进城，上完了课又走着回去，我的太太总是带着孩子到半路上来接我。回到家，窗子上照映的已是夕阳了。我愉快地洗完了脚，便开始那简单而可口的晚餐。我的饭量总是很好的。哪一天也总过得很快活。现在这种生活也要结束了。”这就是说，加入民盟之后，他要准备斗争，走入“地狱”了。在他牺牲之后，流金写道：“他走入了地狱，天堂的门却为他开放了。”9E5836BF-DE64-4D6E-9D02-EE0DA349BC98
关于清华和联大的教育，闻先生也对流金说过：“我是从中国的旧教育中训练出来的。我现在痛恨旧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我觉得这种教育耽误了我的半生。但我们却不能忘记那些教育的好处，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还是值得我们遵循的。比如说，儒家的忠恕之道和美国人的负责任，切实的好处，我们就得学习。”
我曾在龙云公馆中召开的联大校友会上，听到闻先生对旧教育的严厉批评，当时觉得太偏激了。读了《人之子》之后，才知道闻先生是矫枉过正之言。其实，儒家的忠恕之道，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可以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最需要的原则。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做到，那就可以避免国际争端，争取世界和平。而美国人的负责求实精神，却是今日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求恕是消极的，求实是积极的，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发展全球经济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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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公馆举行的联大校友会，是联大离开昆明之前最盛大的一次餐会。东道主是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长媳，地点在盘龙河畔龙公馆的大花园中，到会的有联大历届毕业校友好几百人，会后有非常丰盛的自助餐，晚上在大客厅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记得联大在昆华农校上课时，校门口常停着两辆小轿车：深色的是龙公馆的，浅色的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那时私人汽车不许开入校内，谁也没有特权，龙公馆也遵守联大的规定，并在联大离昆前宴请校友，聊尽地主之谊。
流金和我都去参加了宴会，那时天祥中学迁往小坝，缺少资金，我们就向校友募捐，龙少夫人也慷慨解囊，算是酬谢联大校友对云南教育事业的奉献吧。
这次饯别餐会，使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在清华毕业时，清华文学社为他们举行的欢送会。当时的文学社员顾一樵对这事有记载，他记下了闻一多的发言说：“我个人对于母校的依依不舍，尤其是对本会（指文学社）的依依不舍，那是不用说……”末了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肉体虽然分离，精神还是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清华的感情。
后来，闻一多写信给顾一樵说：“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即田汉）缔交的一段佳话吗？我生平服膺（郭沫若的）《女神》几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又说：“清华文学社中同社有数人我极想同他们订交，以鼓舞促进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并以为自己观摩砥砺之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感情受到文学兴趣的影响。郭沫若把《鲁拜集》译成中文出版后，闻一多还写了一篇评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观摩砥砺的风气。
郭沫若、田汉和宗白华出版过《三叶集》。到了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九叶集》诗人。九人之中，有四个是西南联大的学生：1939级的查良铮（穆旦），1942级的杜运燮，1943级的郑敏，1946级的袁可嘉。其中杜运燮是我的同班，他的诗被闻一多先生编入《诗选》。后来，他写了一首《西南联大赞》：
敌人只能霸占红楼，做行刑室，
可无法阻止在大观楼旁培养。
埋葬军国主义的斗士和建国栋梁。
校园边的成排由加利树，善于熏陶，
用挺直向上的脊梁为师生们鼓劲。
缺乏必要书籍，讲课，凭记忆默写诗文，
总不忘吃的是草，挤出高营养的牛奶。
着名学者，培养出更着名的学者，
着名作家，培养出多风格的作家。
只有九年存在，育才率却世所罕有。
穆旦不但写诗，而且译诗。他在联大的同班同学王佐良认为他“最好的创作乃是（他翻译的）《唐璜》”。“《唐璜》原诗是杰作，译本两大卷也是中国译诗艺术的一大高峰。”王佐良的话把翻译和创作等同起来了。穆旦的翻译能不能等同于创作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唐璜》的两种译文：
何况还有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
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规也会脸红。
哪种译文更像创作？哪种是译诗艺术的高峰？意见可能会不同吧。如果用流金的话来说，也许是一在其中，一在其上了。这也就是杜运燮说的“多风格”。联大正是因为兼容并包，既有向左转的殷福生，又有向右转的徐高阮，所以才“世所罕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