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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不会对“三顾茅庐”感到陌生。和其他惹人注目的三国故事相比，它一没有刀光剑影的战争，二没有曲折离奇的冒险，三没有神鬼莫测的计谋，不过是一段平淡的主公访贤的故事，却在后世读者中泛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澜。
这场名垂青史的君臣之交，成为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那些雄心壮志的君王无不期待一位诸葛亮般的臣子来辅佐自己，而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也无不梦想着一位刘备般的明君慧眼识珠。
抛开被小说渲染的君臣情谊，回归到历史中，诸葛亮出山的确是刘备政治生涯的转折性事件，它让这位年过半百的“常败英雄”在无数次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之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然而，这份希望不仅来自诸葛亮一个人，还有他背后的荆襄士族。
诸葛玄的遗产
“三顾茅庐”的过程在史书《三国志》中的记叙甚简，在《诸葛亮传》中仅有“凡三往，乃见”五字，在《先主传》中则只字未提。诸葛亮在21年后的《出师表》中深切回望了这件事情：“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以表达自己对知遇之恩的感激。
到了《三国演义》里，作者用了整整一个章回的篇幅来叙述“三顾”的经过，先是徐庶、司马徽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再是刘备一顾茅庐，虽未与诸葛亮见面，却偶遇了诸葛亮的好友、隐士崔州平；二顾茅庐，刘备与诸葛亮又失之交臂，却在途中接连遇到了诸葛亮好友石广元、孟公威，诸葛亮之弟诸葛均及诸葛亮岳丈黄承彦。直到第三次，刘备在茅屋外等候良久，才盼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
这段情节不仅在叙事上起到了制造悬念、烘托气氛的作用，还借着刘备访贤的足迹，串联出了诸葛亮的“朋友圈”。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能有这样一批清雅之士为友，诸葛亮虽未出场，其形象已然呼之欲出。
情节虽为虚构，这些诸葛友人在历史上却个个实有其人。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颍川人，与诸葛亮亦师亦友；徐庶，本名福，颍川人，出身寒门单家（演义误将“单”理解为姓氏），少年学击剑，曾是一名侠客，后弃武从文，避难荆州；崔州平，名均，出身大族博陵崔氏，汉太尉崔烈之子，曾任西河太守，响应袁绍的讨董联军，后客居荆州；石广元，名韬，颍川人；孟公威，名建，汝南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荆州的客人。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息，饿殍遍地，十室九空，大批民众举家南迁，而荆州正处在南北通衢之处，遂成为乱世的避风港。
诸葛亮也是这股“南下潮”中的一员。他原籍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幼年丧父，大概在十余岁时就随叔父诸葛玄踏上南迁之路。琅琊位于青徐两州之间，在曹操与陶谦争夺徐州的战争中沦为兵燹之地。因此有学者推测，诸葛亮家族的南迁可能与曹操东征徐州存在着因果联系。当时，曹军屠城的恶行在诸葛亮的少年时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从而成为日后诸葛亮兴刘反曹的心理动因之一。
夹杂在数以万计背井离乡、拖家带口的南迁人群中，诸葛亮一家多方辗转，终于在南阳邓县的隆中落脚，这里虽在南阳郡界内，却离当时荆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襄阳很近。诸葛亮一家选择这里的目的很清晰，那就是寻求荆州之主刘表的庇护。
刘表是血统纯正的汉室宗亲，汉鲁恭王之后，在桓灵之时已作为清流名士蜚声海内，名列“八俊”。何进当权时，刘表任北军中侯，掌管北军五营，在国都洛阳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董卓进京后，刘表失去兵权，被外放为荆州刺史。离京时他并无随从，单马入宜城，凭借此前积累的声望和政治影响力很快获得了蔡、蒯、庞、黄等荆州本土大族的支持，徙治所至襄阳，诱杀盘踞在荆州各地的宗贼，稳定了荆州局势，进而据有荆州七郡千里之地，坐拥甲兵十余万，成为乱世之中实力强大的一镇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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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优化的基本原理，密封端面出现的小锥度收敛间隙为机械密封的最佳情况。因为端面开口形状呈锥度，其大小不能为无限小，因此对锥度值要求很难满足。
当时，天下的士人无外乎两种出路：一是投靠到某诸侯帐下，成为其幕僚；二是迁徙到某安定之处，隐居不问世事。这两类人大量涌入荆州、襄阳，成为刘表最大的政治红利。诸葛家族的话事人诸葛玄毫无疑问是前者，这源于他与刘表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
史书上对诸葛玄南迁后的事迹提供了两个版本：一是《三国志》记载，诸葛玄被袁术派去豫章郡（今江西一带）担任太守，但凉州武人把持的朝廷另派了朱皓担任豫章太守，诸葛玄无法上任，这时他想起刘表与自己是旧交，于是携家投奔刘表，不久病卒。《献帝春秋》则说，诸葛玄受刘表任命前往豫章上任，为朱皓击败，退守西城，为反民所杀。诸葛亮携家眷投奔刘表。
这两个版本的记载虽然有很大差异，但诸葛玄与刘表私交甚笃已是不争的事实。能够将整个家族的安危都托付于刘表，这背后的情义非同一般，看来只有曾经同为“党人”、拥有“党锢之祸”白色恐怖的共同经历才可以解释得了。
尽管诸葛玄未能在刘表帐下效力就撒手人寰，将诸葛亮姐弟一班少年丢在荆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但仅凭他与刘表生前的关系，这份“遗产”就已经足够诸葛亮在此立足，一个用婚姻与交游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襄阳名士圈子开始悄然形成。
联姻“三保险”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曹操击败袁绍、刘备寄寓刘表、孙策遇刺身亡，混乱的天下逐渐显现出某种趋势。这一年，在荆州隐居的诸葛亮年已弱冠，到了适婚的年龄。沔南名士黄承彦主动将自己的女儿推荐给这位身长八尺的帅小伙，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女儿黄头发、黑皮肤，其貌不扬，唯有才学与他般配。诸葛亮对此毫不介意，家无长辈兄长，于是自作主张许下了这门婚事。婚后，一则民谚在乡间不胫而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诸葛亮娶“黄家丑女”的事情，在《三国志》中竟无记载，而见于裴松之注引《襄阳耆旧记》（又名《襄阳记》）。《襄阳记》为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所撰，收录了大量汉魏晋时期襄阳一带的人物、山川、牧守等内容，可信度较高，可补正史之阙。《襄阳记》原书虽早佚，但从后人整理的辑本中，诸葛亮与“黄家丑女”婚姻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据《襄阳记》载，黄承彦虽为一闲云野鹤，并未出仕，却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其妻为襄阳首富蔡讽长女，蔡讽小女则是刘表后妻（即《三国演义》中“隔屏听密语”的“蔡夫人”），蔡讽之子蔡瑁又掌握着荆州实权。也就是说，黄承彦的“丑女”，唤刘表为姨丈，唤蔡瑁为舅父。成为黄承彦的上门女婿，将收获非比寻常的政治资源与人脉优势。
而这并非诸葛家族联姻计划的终点。据《襄阳记》，与诸葛亮一同徙居荆州的两位姐姐也先后“嫁入豪门”。长姐嫁给出身中卢蒯氏的蒯祺，蒯氏先祖为汉初名臣蒯通，刘表最为倚重的谋士蒯良、蒯越均出自此家族。二姐嫁给襄阳名士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庞统即庞德公之侄。更有意思的是，《襄阳记》作者习凿齿所在的襄阳习氏在当时与庞氏也有姻亲关系，庞统之弟庞林娶习桢之妹。
就这样，诸葛亮姐弟三人的婚姻，将诸葛家与主政荆州的刘表家族及荆州本土大族的蔡、蒯、庞、黄、习牢牢绑定在了一起，年轻的诸葛亮在异域他乡巩固了自己士族的地位，得到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名誉背书。但他的目标不仅限于此，他要用自己的眼光去投资一位明主，赌上自己的未来。
南渡与北归
诸葛亮与刘表沾亲带故，出山为刘表效力本应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但诸葛亮并没有急于出来做官。事实上，当时避难荆州的许多北人也持观望态度，没有为刘表做事。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刘表已是英雄暮年，安于自保，全无进取之心和识人之明，荆州的实权控制在蔡、蒯等人的手中。刘表这位曾经的清流领袖已经被士人们无情地抛弃，在刘表死后不久，他在荆州近二十年的经营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让经历了近二十年和平的荆州重燃战火。这同样是一个多事之秋。好巧不巧的是，刘备“三顾茅庐”请来诸葛亮出山恰在前一年。这个微妙的时间差成全了诸葛亮的人生。因为当曹军压境、山雨欲来之际，荆州士族几乎一面倒地向北方献出了自己的膝盖。无论是曾辅佐刘表开创基业的蒯越、蔡瑁，还是在名士圈声望颇高的王粲、宋忠，乃至于曾为刘备效力的徐庶，也因老母被俘而不得不离开刘备投身曹营。至于诸葛亮的亲戚与友人，石韬、孟建、蒯祺、庞山民均在曹营谋得了不错的职位。“北归”几乎成了当时荆州士人的唯一选项——毕竟，曹操打着天子的旗号，而士人所接受的教育，是无论如何不能与天子为敌的。
如果刘备晚一年“三顾茅庐”，或者曹操早一年南征，诸葛亮势必将随着他的亲友们一道踏上北归的道路，回到熟悉的北方，在名为姓刘、实则姓曹的朝廷中领到一份体面却无轻重的职位，并从此淹没于历史中。而一年的时间差，已经让诸葛亮与刘备结成“情好日密”“犹鱼之有水”的君臣关系。曹操的南侵看似是噩运的降临，实际上却打破了刘表统治时期由蔡、蒯等大族占主导的荆州士族秩序，那些并不认同曹操统治的荆州士人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而客居荆州却与荆州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诸葛亮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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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刘备，这是诸葛亮在滔滔不绝陈述自己“隆中对”的宏伟蓝图时就暗暗下定的决心，因为刘备身上有两个鲜明的标签——“兴汉”和“反曹”，只有这两杆大旗同时竖起来，荆州才会在这场乱世之中拥有另一种可能。尽管当时刘备的力量十分弱小，甚至在建安十三年的长坂坡之战中差点遭遇“团灭”，但当刘备在诸葛亮的指导下果断放弃江陵、斜趋汉津，踏上前往江夏的战船之时，剧本开始向诸葛亮规划的方向发展，逆风翻盘的时刻即将到来。
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是诸葛亮提前为刘备布好的退路。由于诸葛亮与刘表的亲缘关系，他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刘表的诸公子，并且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刘琦因不受父亲宠爱所处的尴尬境地。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上楼抽梯”，诸葛亮利用刘琦的焦虑，策动他去接管江夏，作为日后刘备回旋的资本。江夏毗邻江东孙权领地，当刘备退据于此，就必然面对与孙权的联盟问题，而当时的刘备帐下，唯有诸葛亮与江东有渊源（其兄诸葛瑾为孙权长史），再加上他早就提出了“东和孙权”的方略，诸葛亮就成了渡江东下结盟孙权的不二人选。
赤壁之战的胜利，就是孙刘联盟的胜利，曹操失去了最有可能一统天下的机会，而孙刘联盟的提出者诸葛亮和鲁肃则在此战之后收获了双方君主无与伦比的信任，成为此战的最大赢家。成功抄底的诸葛亮，开始着手建立荆州士人的新秩序。
蜀汉的“C位”
赤壁之战后，曹操北归，留给荆州的是一片疮痍未愈的土地，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舞台。
《三国志·刘巴传》说：“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里的“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实际上发生在赤壁之战之后。当时，刘备趁着周瑜与曹仁在南郡鏖战之际，打着刘琦的旗号迅速接管了曹操鞭长莫及的荆南四郡（零陵、武陵、桂阳、长沙），做出承袭刘表政治衣钵的姿态。刘表在荆州主政二十年，余威仍存，对荆州士人有着很强的号召力。与此同时，赤壁一役又让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动摇了曹操在荆州的统治基础，为刘备宣传“兴汉”与“反曹”制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于是，在刘备取得荆南四郡前后，其僚属迎来了自涿郡起兵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员”。这里面有来自襄阳的马良、向朗，有来自南阳的黄忠、陈震，有来自南郡的霍峻、邓方，有来自荆南的潘濬、廖立，还有客居荆州曾为刘表效力的伊籍。荆州诸郡未随曹操北上的人才荟萃于刘备帐下，可谓蔚为壮观，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诸葛亮的功劳。就像荀彧投曹后为曹操带来了成群结队的颍川士人一样，诸葛亮依靠姻亲与交友在荆州士人中深耕多年的人脉网络也在此时发挥了巨大的功效。这些荆州士人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影响力，成为刘备摆脱寄人篱下的命运，走向与曹操、孙权鼎足三分之路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诸葛亮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刘备集团“荆州系”的话事人。如果说荆州士族是LP（有限合伙人），那么诸葛亮就是GP（普通投资人），他代表荆州士人与刘备合作，与刘备集团的其他派系博弈，深度参与刘备集团的重大决策和运营管理，让刘备集团更好地服务于荆州人的利益。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病故，刘备向孙权借得南郡江北之地，原为周瑜功曹的襄阳人庞统归附，刘琦也在前一年早卒。这一切标志着刘备已经基本取代刘表获得了荆州的支配地位，同时也标志着“荆州系”确立了在刘备集团的支配地位。诸葛亮与庞统两人均担任军师中郎将，且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诸葛亮主内，督管后方，征调赋税，充实军资；庞统主外，专为谋主，施计献策，西取巴蜀。在刘备平定益州后，十二郡太守中有七人来自荆州，在蜀汉军事、内政、钱粮、律法、外交等诸多领域，都不乏荆州人的身影。即便在多年之后，荆州之地失于东吴，但荆州人仍始终占据着蜀汉集团的“C位”。即便在荆州系灵魂人物诸葛亮死后直至蜀汉灭亡，主导蜀汉政事的始终是来自荆州的蒋琬、费祎、董允、董厥、樊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刘备占据荆州后，荆州人才的富矿几乎被发掘殆尽，以至于孙权夺回荆州后的数十年中，东吴高层除蜀汉降臣潘濬、郝普外，几无一名荆州人士，直到吴末帝孙皓时期才有了襄阳人张悌为丞相。
诸葛亮始终没有忘记那些投奔曹营的故友们，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伐师出陇右时，曾饶有兴致地派人打听徐庶、石韬两位老朋友的现状，当听说徐庶官至御史中丞、石韬官至典农校尉时，诸葛亮发出了一声轻叹：“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魏国难道人才很多吗？为什么这两人不被重用？）这句话十分耐人琢磨，它既是诸葛亮对故友的惋惜，也是诸葛亮对自己的庆幸。若是二十年前，他“识时务”地抛弃刘备北上投曹，那么诸葛亮将不再是如今的诸葛亮，三国也将不再是此时的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