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村里没有剃头的，剃头必须上街。有时头发长多深的也不愿跑路，母亲总是说：你看你头发长得象罪人似的，今天必须上街去剃头。说着从口袋里掏出2毛钱毛票，逼我立马去街上理发。自从1968年夏在和县西梁山光荣院的荣誉军人朱从贵回村安家落户，干起了剃头匠行当，才改变周边村子剃头难问题。
朱从贵和我同族，按辈份是我叔叔，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村子里的人都叫他“小老五”。他一天学没上，13岁到卜集街上学剃头手艺，16岁出徒就在街上摆个理发摊子，给赶集的人剃头刮脸掏耳朵。1943年正月十六，18岁的他被驻扎在卜集2华里金楼村日本炮楼的翻译强行叫到炮楼给日本人剃头，他天生胆小，又是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在刮脸时一紧张把一个日本鬼子小队长脸刮破了，顿时鲜血直流，他吓破了胆，兜起理发工具向西边方向逃跑，鬼子哇里哇啦的开枪跟后追，他年轻体力好，一口气跑到8里外的何村埠，何村埠是我新四军和含独立支队二连驻地，鬼子不敢追了，他才得以停下来喘息。临近傍晚，他不敢回家，肚子饿得咕咕叫，他掏出身上仅有一元钱，买了两块烧饼充饥，在烧饼店门口正吃时，新四军一个侦察员路过发现他有点可疑，就把他带到连部审问。在连部朱从贵如实讲述了下午发生的一切。连长听后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他也不知道去处，这时连长笑着说：跟我们干吧，给兄弟们理发，有饭吃有衣穿。就这样朱从贵从此走上革命队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含独立支队奉命北上来到山东临沂，部队整训并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7纵队63团，朱从贵此时是三营的一个机枪手，1948年莱芜战役时，朱从贵在护城河外阵地抱着机枪打了两天两夜没下战场，消灭了无数敌人。在第三天凌晨战斗中腹部被敌人子弹打穿，战友们紧急把他抬到野战医院实施抢救，等他苏醒后才发现自己的两只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成了残疾人。这场战役胜利结束后，他受到山东野战军表彰，荣立二等功，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耳朵被炮弹震聋失聪，部队首长安排他又重新干起剃头匠，为战友们理发。直至1950年6月转业到黄山林场。
在黄山林场期间结识一个比他大4岁寡妇陈氏，两个人组合了家庭。由于耳聋，人有点木讷，工作起来不方便，1959年和县西梁山光荣院落成，组织上安排他们夫妻俩进了光荣院休养。那年他才34岁。
1968年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青来到农村插队落户，在西梁山光荣院十年的朱从贵一直不习惯过着悠闲生活，找光荣院院长要求回老家和县卜集公社朱大贤村安家落户，院长开始没答应，他天天去闹，院长没办法请示县民政局局长，局长无奈，找县革委会知青办公室商量，最后按下放知青待遇发了一张“知识青年下放证”给他，另外特批每月给他20元生活费。就这样朱从贵携妻回到离开25年的老家朱大贤村，公社“五七”小组拨给大队300元钱和半立方木材在村子西头后面靠水塘边盖了二间平房供其居住。
回到村子后，不知什么神奇力量朱从贵耳朵逐渐有了听力，他开始闲不住了，在城里买了套理发工具，在家里开了个理发店。从那时起我剃头就没上过街了。
虽是一个村子人，他性格内向，一般很少和人交流，但他老婆(我叫她五婶)却很健谈，理发时好奇想问问他当兵打仗的事，他就是不说，而他老婆把立功奖章和证书拿出来给我们看，讲他如何抱着机枪打莱芜两天两夜的……说到此话婶婶滔滔不绝收不了场。朱从贵理发手艺虽丢了二三十年，但手技没忘，剃头，刮胡子，掏耳朵样样在行，经过一段时间后连附近村子人都到他家剃头。
农忙时，他走村串户去剃头。这种流动式剃头，工具简单，一把梳子，两把剪子，两把剃刀，一副围脖，一把剃头的推子，一把修面刀(剃光头也用它)，一个小小的耳扒子和一串油光光的荡刀布、一块肥皂等收拾包在一起，夹在怀里就可以行动。有时也自己带着一个铁锅，架在小炉灶上，做一个担子挑着。他走遍了大队每一个村、每一户农家。从大人到小孩，都得要剃头，后期有些妇女也叫他剪发，虽然剃一个头剪一个发只收2角钱，但是生意相当不错。
到我十四五岁时，朱从贵就不挑煤炉了，只是把盆架往肩上一挎，手里提着个理发工具盒，进村后，便直奔生产队的公场屋里，那里有给烧饮用水的大锅，他便用那大锅烧上一大锅热水，留待洗头时用。夏天时，便在公场外面剃。
那时候，理发工具全是手动的，剃头推子，要手不停地握紧松开，以此来剪掉头发，长此以往朱从贵的大拇指里面，老茧都结出多厚，老茧的厚薄是衡量一个剃头匠技术的关键。在农村，上了点年纪的老大爷，往往都喜欢刮光头，那时，刮光头最是体验剃头匠手艺的时候，洗头水要热，头要洗透，剃刀还要锋利，不然剃头匠那七八吋长的刮刀，刮不动，顾客也会感到疼痛。一个老大爷的头，他往往都要剃上很长时间，头发刮了，脸还要刮，脸上先是用热毛巾热热地捂几次，捂得脸开始发红，坚硬的胡茬变得软和，再用一个圆形的刷子蘸上胰子水在胡子上蹭几下，刹时嘴巴周围和两腮都被白白的沫子包围起来，他打开那把锋利的剃刀，一点一点从后往前、从上往下刮着那张被风吹皱的脸，连胡茬带白沫一齐被剃刀刮下，干净的面庞泛着幽幽的青光，人就显得精神了。一套程序下来来理发的人始终眼闭着，看上去是那样地享受。
后来他的经营方式也改变了，采取包村包户，每天在乡村游走。理发费用，按人头按年来计算。小孩一年的费用是大人的一半。小孩和大人的界限，是按婚姻状况来确定的。没有结过婚的人，永远是按小孩来看待。所以，人们觉得很合理，都喜欢有固定剃头匠来理发。
农村里本来风俗就多，各种说法讲究自然不会少。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理发，叫“剃龙头”，这时朱从贵不但要郑重其事地给孩子理发，他老婆还要在旁边说好听的话，把孩子“大加赞美”一番，无论以后孩子会怎样。此时，恭维话越多越好，因为这些恭维话也不是白说的，头剃好后，孩子家长高兴就会像模像样地招待他们一顿。
1973年初春我去乌江上高中，就没让他理过发了，后来参加工作很少回老家，前几年才得知“剃头匠”朱从贵的情况：他老婆1991年生病过世，当时他才60几岁，身体状况还好，但他不会烧锅煮饭，县民政局了解这个情况后又重新安排他回到西梁山光荣院安度晚年，直到2003年在光荣院去世，终年77岁。据说临死之前将身上仅有的两万元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并提出个请求，死后将他的理发工具放在坟墓里，几十年的传家宝被他带走了。
今年春节期间回老家拜年，和村里老人闲聊时还提到朱从贵，了解他的人都为他叹惜，他是我们周边地区参加革命较早的人之一，战争年代九死一生，受伤而致残疾，立过大功，为人忠厚老实，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从不居功自傲，甚至很少提及在部队的经历，当年被他剃过头的大部分人至今还不知道他是位老革命功臣。更可悲的是一生无儿无女，令人怜悯。我撰文的目的，想告诉大家不要忘记身边那些还活着仅存不多的老革命们，正因为是他们，才有今天的繁荣富强新中国，才有我们的幸福安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