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窗外传来广播里播放《父亲》的歌声。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他风雨多舛的命运和顽强坚守的人生。
父亲自幼丧父，坎坷的人生历程由此肇始。姑妈三岁那年，瑞发爷爷加入了县赤卫队。在一次战斗中，瑞发爷爷不幸牺牲了。奶奶带着年幼的姑妈守着瑞发爷爷家老屋艰难度日。多年后，奶奶改嫁给了本村的水先爷爷。一九四二年，奶奶四十岁那年生下了父亲。十年后，多舛不公的命运降临，水先爷爷患病离世。那年，父亲才十岁。姑妈出嫁后，随姑父去了外地工作。奶奶和父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饱受了生活艰辛，也尝尽了人世冷暖。
十七岁那年，正是农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时期，但饥饿却随之不断加剧，父亲来到了远在湖北黄石市的姑妈家投亲。姑父在大冶钢铁厂上班，姑妈在学校做工人。姑妈已生育了表哥表姐五个，一家七口的生活就靠姑父姑妈的微薄工资。父亲的到来，让姑妈家本已拮据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好在姑妈善于勤俭持家，父亲也懂得从旁帮助。据父亲后来讲，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水塘里割些水草去卖钱，以此贴补家用，也多少减轻了姑父姑妈的生活重负。父亲很快考取了重点中学黄石三中。在学校，他刻苦学习，英语一科的成绩尤为显著，得到了英语老师的格外赏识。我上初中刚学英语的那会，父亲常常还会教我说些如“father”、“mother”等英语词句。我的求学历程中也一直是英语优于其他科目。我常常想，这是否是得益于父亲的基因遗传与兴趣引导。
父亲还有一项爱好，就是喜欢吹拉弹唱，应该是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吧。他上初二那年，湖北省实验剧团到黄石市选拔苗子，经过层层考核筛选，最后选中了男女各一名，男的正是父亲。遗憾的是，囿于那个年代对演艺职业的偏见，姑妈以家中有老母需要侍奉为由，极力反对父亲录用为剧团演员。父亲想到奶奶一手拉扯他不容易，自己又是独子，只得忍痛割爱，如此作罢。就这样，父亲与一次人生难得的发展机会失之交臂。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一生始终有二胡、口琴、笛子、扬琴等乐器陪伴。我想，这大概是父亲对青春年少时的遗憾无法真正释怀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农村饥饿成灾，城市粮食供应也很紧张。为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中央调整了人口迁移政策。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黄石市实行前所未有的严厉规定：凡一九五八年以后新迁入户口的人员一律返回原迁出地。正是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父亲被离城返乡的潮流裹挟而归。他离开了黄石市，告别了姑妈一家。临行前，赏识他的英语老师送给了他两本英语书，嘱他回去继续好好学习。父亲一直珍藏着他老师的宝贵礼物，至今还保存在我老家的阁楼上。或许这正是父亲对一段过往、对一个恩师、对一座城市的感情与记忆所表达的纪念吧。父亲发展音乐天赋的梦破碎了，求学之路也被迫中断，带着依依不舍，心怀隐隐遗憾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奶奶身边。如果说幼年丧父奠定了父亲一生不幸的基调，此次离城返乡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弯道，他的命运无法高于他的时代。
旋转的时光转出一个又一个年轮，命运的河流总在人生的峡谷中千转百回。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父亲被安排到台岭公社医院学医。他拜当地有名的医生肖雄夫为师，开始学中医，半年后又转学西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农村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一九六二年，台岭公社正在修建禾山水库的引水渠。为顺利推进工程建设，设在雷源村的工程建设指挥部需要一个管理材料和伙食的工作人员。指挥部的领导以父亲头脑机敏为由指名要他去。于是，父亲被借调到那里掌管着公社水利建设指挥部的材料和伙食。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余波犹在，多数农民仍被饥饿困扰。据父亲后来回忆，因为他的精心安排，参与工程建设的民工根本不曾尝到挨饿的滋味。引水渠建设完工后，父亲又回到医院继续学医，直到一九六四年学成离开。
二十三岁那年，父亲迎娶了母亲。母亲从隔壁甲步村嫁到父亲所在的台岭村。两个村子隔垄相望，相距不过两里，鸡犬之声可以相闻。因外公解放前曾在旧政府任职，解放后外公一家遭到严厉整肃，饱受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之苦。父亲常对我讲起发生在“文革”中他勇救外公的故事：“文革”时，外公被龙门公社的造反派捉去游行批斗，遭到造反派的武斗伺候，全身伤痕累累，继续批斗可能危及性命。父亲当年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带上村里一群年轻人与造反派斗智斗勇，终于把外公抬回家，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无序的政治动乱年代，仅靠莽撞的勇猛，没有巧妙周旋的智慧与过人的胆识，是无法从造反派的政治棍棒下救出人来的。父亲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明显可以从他的表情与口吻中感觉出他对于当年的自豪感。
在艰难坎坷的个人遭际与特殊复杂的时代环境中，父亲练就了非同寻常的生活能力。父亲具有坚韧的意志与非凡的胆识。他特别能吃苦且非常硬气，在村里乃至方圆十里都是出了名的。作为“黑五类”子女，母亲则从小就学会了在政治高压与社会排挤的缝隙中寻找生存的希望。母亲非常勤劳，也善于持家。父亲和母亲在参加村里的统一出工之余，还开垦了自留地，在老屋旁边的菜园里种菜。农闲时候，他们外出收集松果，然后从中分离出松米拿去卖钱。他们还常常偷偷到萍乡、浏阳等地购进鞭炮、雷管回家贩卖。要知道，那年头，做这种生意是极其冒险的，一旦发现，是要背负“走资派”的政治罪名，也要接受经济与人身处罚。父亲的聪明胆识与母亲的勤劳能干相结合，使得家里的日子日渐向好。到一九七零年代中后期，我家已经算得是村里富裕的一户了。这是后来村里的父老乡亲经常对我提到的事情。在那个固守平均主义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年代，父亲正是凭着他的生存智慧与勤劳的母亲一道，巧妙而大胆地穿越了那条“高压线”，竭尽所能捡拾生活的机会。
时光如水，岁月无声。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父亲与母亲已经生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温暖而吉祥的阳光一直伴随着这个平静安宁的家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灾难总是突然降临，一场悲剧正悄然逼近。
那一年，母亲毫无征兆地身染重疾，父亲带着母亲四处求医。但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母亲还是被病魔无情地夺去了生命。面对母亲治病欠下的巨债，面对年迈的老人与年幼的孩子，父亲把悲痛化作坚毅，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任。父亲是个乡村医生，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行医治病。他把艰辛困苦熬成生活的养料，赡养年迈的奶奶，也喂养年幼的儿女。母亲病故对父亲打击很大，突如其来的灾难截断了他充满希望的生活之路，这是父亲人生的第二个弯道，他再次被无情的命运捉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遍地劲吹，农村结束了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缺劳力对父亲却是不小的挑战。那时候，我和二哥成了父亲重要的帮手。我们兄弟常常一道去野外砍柴、割草、拔猪草、捉鱼。农忙的时候，我和二哥跟着父亲下地插秧、割禾、收花生。家务事也都很早就学会做了。父亲自然是又苦又累，除了种地，还得行医看病。夜里村上有紧急病人，父亲就得起床赶去救治。父亲既是在辛劳中奔波种地的农民，又是穿梭于村子里治病救人的医生。我当时总在想，种地已是如此辛苦，何必还要做这个医生?但父亲却常说一句话：“赚钱事小，救人为大，辛苦也值得。”事实上，父亲给乡里乡亲看病并没有赚到钱，而是在坚守一个乡村医生的职业操守。
一九八四年，父亲被推举为村委会的会计。自那以后，夜阑人静之时，父亲还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做账。他房间里偶尔传来拨弄算盘的声音总会在午夜惊醒我的梦。一年后，父亲又因工作出色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父亲更加忙碌了，我家成为了村干部开会的场所。那时候，我对他有点不理解，心里很是疑惑：家里如此穷困，劳动也很辛苦，村干部工作又非常棘手，工资也极其微薄，为何非要深陷其中?很多年过去了，我总算明白了父亲的用心：他宁愿自己辛苦劳累，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不能抛却乡亲们的期望。如今的我真正体会到，那是父亲的责任所在，也是他的价值所依，还是他的感情所系。
十六岁那年，我考取了县里的重点高中。父亲非常高兴，认为我考上了重点高中，将来有望上大学，为家里争气。我上高中期间，正是家里最艰难的时候。二哥在我上高中不久后就去外地打工了。父亲带着弟弟们生活，一边务农，一边做村里的工作。高三下学期临近高考了，我突然患上了疟疾。病情较重，但我不敢告诉父亲，也没有去医院。因为我清楚家里的窘境，但父亲还是知道了。我在同学家里养了几天后，准备回家去休养一下。就在汽车站，我和父亲相遇了。他一脸的忧色，挑了一担李子，说是打算先卖了钱再去看我。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父亲只好到树上摘了些李子来卖。父亲让我先坐车回家，他卖完李子就回来。他挑着担子出了车站，我望着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远去。当时，我就觉得父亲的背影比朱自清笔下的父亲背影更高大，更感人。几十年过去了，这一幕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从那时起，父亲的形象更加高大清晰地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
父亲一直蹒跚在艰难劳累与贫穷困苦中。务农种地、行医治病、管理村务，父亲的脚步不曾停歇。一九九三年，我考上了大学，终于用多年的努力回报父亲以精神安慰。对我考取大学，父亲的喜悦是超越了我自己的。三十年前，一个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意味着跳出了农门，意味着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家族荣耀。而我的升学对父亲，不仅仅是这些，有着更深的意味：他多年的付出得偿所愿，一直以来的精神压抑与痛苦得以释放。为庆贺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大喜事，父亲特意安排了一场热闹的升学宴。我清楚记得，酒宴那天，到场的老师与乡亲都喜笑颜开，酒宴上弥漫着热闹与喜悦的气氛。父亲正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对我的恩师与乡亲们的谢意，也表达出此时他的幸福感、价值感与成就感。
我去上大学后，生活的负担因为我与五弟的读书费用仍让父亲感到沉重。一九九四年十月，父亲南下广东务工。为了让我和五弟读书没有后顾之忧，他宁愿忍受独守值班房的孤寂。为了增加收入，父亲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为了节省开支，他连一根冰棍都舍不得买。父亲当时已年过五十，但他依然漂泊异乡，加入背井离乡的务工队伍之中，用责任与毅力传递着家的温暖，守候着未来的希望。一九九七年底，父亲结束了三年多的务工生活回到了老家。这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在父亲外出务工后第一次团聚共度。曾经，天南海北家何处，良辰佳节喜还愁。此时，父亲在身边，家的感觉更强了，节日的气氛更浓了。
一九九零年年末，农村宗族活动继八十年代初又一次兴起，各地都在重修祠堂。我老家的祠堂也已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村里对重修祠堂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落实，主要可能是缺了牵头的人。乡亲们见父亲不再外出务工，自然想到了他。很快，井塘翁祠堂重修委员会就成立了，父亲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父亲向来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对祠堂重建工作特别投入。从募集资金、购买建材到施工监督，他都尽其所能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有一个插曲不得不提，工程结束的时候，工程款还有剩余。有人提出，祠堂重修委员会的成员付出不小，应该给予补助，但父亲对此予以坚决反对。他说：“重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钱都是村民或在外工作人员的捐款，一分都不能滥用乱花，剩余的钱还是得用在日后祠堂事务方面，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这就是父亲，他始终坚持清风廉洁，绝不损害村民的利益，宁愿自己受苦受穷。他的这种品质对我们子女影响也很大，小的时候他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能吃亏、不爱占人便宜的人，想必这一点是受教于父亲。
因对于公益事业的热心，一九九九年父亲再次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时隔七年后，父亲以五十八岁高龄再次担任这个职务。可以想见，父亲在村民心目中是值得信赖的。我家老屋厅堂里至今还张贴着很多县、乡政府颁给父亲的奖状。这些都是组织对父亲工作业绩的褒奖，当然也是乡亲们对父亲的认可。六十岁那年，父亲从村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直到此时，父亲才算真正赋闲了。此后几年，偶尔到我们兄弟各家短住一些日子，多数时间他还是独居在老家。老家其实是他的感情锚地，也是他的快乐园地，更是他的精神栖息地。他生于斯，长于斯，悲于斯，喜于斯，怎么离得开这块故土?所以我们理解他，尊重他的选择。
时光流逝，人生易老。父亲曾经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奔波在悲伤与喜悦之中，周旋于家庭与村子两端，行走在痛苦与欢乐的交集里。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父亲走了，猝然而意外。父亲的人生谢幕了。愿天国宁静，父亲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