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李新勇。
是因为大学里传来消息，为避免特困学生辍学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无疑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情。
李新勇就是两年前我在《梦断大学路》中提到的那个李新勇。很庆幸，他后来还是去上了大学。这样，西昌安宁河畔一个原本人多地少的村子没有徒增一个多余的劳动力，我们的社会却多了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公民。而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农民的身影。他正穿过秋熟的田野，奔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他是李新勇的父亲，一位普通得让我记不住名字的中国农民。好多天了，他一直早出晚归，为儿子筹措入学费用，而一任辛苦一季等着收打的谷子黄熟在田里。
庄稼误一季，人却误一生。秋收时节的安宁河谷时阴时晴时雨，但他想的，只是送儿子上大学。穷亲戚们，他的那些固执的农民兄弟也不输这口气，砸锅卖铁也要凑这份盘缠。那么，蛙声一片时，当这位农民两脚泥水喜孜孜踏进家门，我知道，他今天又借到了一小笔钱……尽管，直到最后，也没凑够入学所需的那个数目，李新勇还是背着个小铺盖卷儿上路了。
不是要扫大家的兴致，在一片“富起来了”的歌声中讲述这么沉重一个故事。我要说的，是一些尚未走出贫穷的农民，正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使着劲儿。他们象夸父追日那样，追逐智慧和光明，拒绝愚昧和落后。他们把自己世世代代不屈的追求，绑在一个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后代身上，而放飞出河谷去了……
李新勇的大学生活可简述如下：
刚到校就把一个濒于散伙的文学社搞得有眉有眼并自任社长(总编?)，我读过他主编的几期油印小刊物，那些青春勃勃的诗文。除了上课和钻图书馆，每星期有五个晚上加星期天上午两个小时，都去给人当家庭教师，为两个四年级学生、两个六年级学生补习语文(在此之前，我曾请西昌市作协给他出具过一份手续，证明他是该协会会员，以便尽快联系到一份家教工作)。此外便是：写文章，挣稿费，和推销书。蹬打一年，李新勇刚可以养活自己，二弟、三弟已同时考上大学、中专，从安宁河谷放飞出来。他于是更努力地蹦达，以图能给两个弟弟一点贴补。是怎样一个蹦达法，我感觉实在不好想象。
春上收到他一封信，内附一借据，说外出实习急需一笔钱，才想起他今年该毕业了。借据在此虽属多余，却体现一种现代文明与教养。
未几，碰到一位在重庆某报任副刊部主任的朋友，从最初向他推荐发表李新勇的某篇稿子，聊到李新勇本人和他的家境。朋友很仗义，说，让他寄几篇稿子来，再把稿费给他划高点，帮他渡过这一关。朋友指的是，走上工作岗位这一段，还少不了一大笔花费。
而这同时，鉴于李新勇在上一年内发表了30几篇作品，且有获奖记录，当地一家青年报搞了他一个专访，题目就叫《大凉山的儿子》，“为系和班争了不少风光”。
看到他信中的这后一句话，本想写封信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心态，又觉得眼下阶段，他尤其需要的是力量和自信;何况，一个有着积极的人生追求的青年，是不难在实践中成熟起来的。对此我可以深信不疑。乃想起七八年前与这位农家少年的结识。开始是由《四川农村报》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就是李新勇，家住西昌市中坝乡，正上初中，因不时从其父订阅的报纸副刊上读到我的文章，并引起感情共鸣，而写信联系。随信附几首小诗，希望能提点意见。我曾在河西插队，河西与中坝相邻，当年还曾组织演出队去中坝(当时叫烂坝)慰问当地驻军。遂回了封信去。他于是知道我原来就在西昌，感情上一亲近，通信便多了。此后他就读于川中、六中，书信之外也于星期天到家来玩。我是不主张在校中学生过早忙于写作而荒废了学业的，故不时提醒他多忙功课，而注意给他高涨的写作热情降降温。也择几件他的作品给报社刊用，但在内心深处，我更看重的，是他的勤奋、刻苦，而不是才气。这正如，他今生今世有好大一个造化还很难说，但上大学，却肯定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我衷心地为他的未来祝福。
我一直以为，下述情形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耻辱：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并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社会，却不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保证自己的贫苦孩子免除求学上进之难。好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李新勇挣挣扎扎已经大学毕业，他的二弟、三弟将受惠于此。
就因为任何时候，想起李氏父子一家两代的求学努力，也要深深激动，感佩莫名，于是记下这篇文字。
共和国将记下这份努力，得益于这份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