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他一心想盖全村最高的楼，因为他姓高，这个村庄也姓高。村庄与房子、家族与个体，命运仿佛被一根绳索暗中牵扯。
最高楼（节选）
刘庆邦
高启云一心要在高家楼盖一座全村最高的楼房，可以说这是他的志向，也是他今生今世的一个情结。
果树上的事，是有果先有花。人世间的事呢，是有果必有因。高启云想在村里盖楼房的动因，说起来话可能有些长，扯得可能比较远，可是，话的由来越长，就越有历史感，扯得越远，也许更有分量。高启云的祖上在明王朝和清王朝都在京城做过官，先后都受过王封，在老家的县城建有长亭、牌楼和祠堂。随着高氏后代越繁衍越多，县城原来的地盘容纳不下，他们的先祖就在离县城十八里远的地方置买了上千顷外庄地，另盖了一座命名为高家楼的村庄。村庄的名字以“高”字打头是必须的，这地方的绝大部分村庄差不多都是以姓氏为标志，比如张庄、王庄、李营、赵寨等等。这样一来，人有姓氏，村庄随人，仿佛也有了姓氏。人们一听某个村庄的名字，马上可以得出判断，该村的姓氏，一定是建村第一人的姓氏。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天灾、人祸的侵袭，人员的流动，某些村庄虽住进了一些外姓人，但姓氏的大格局一般不会改变，人员数量构成还是以最初的、先入者的姓氏为主。拿高家楼来说，这个村后来虽说掺进了范、张、普、梁等姓氏的人，但姓高的仍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仍是大多数，别的杂姓人口仍是少数。高家楼的“高”字不难理解，那么，高家楼的“楼”字怎么解释呢？是先有村后有楼，还是先有楼后有村呢？对于这些问题，高启云调查考证过，高家楼的建设，是先有了一张蓝图，再照着蓝图施工，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地把蓝图落实在土地上。也就是说，设计者在设计蓝图的时候，就标注了高家楼的村名。既然命名为高家楼，就得名副其实，平地起楼。问题的答案这就清楚了，是高家楼的创建者心中先有了楼的理念，是胸有成楼，然后才有了真实的、物质性楼房的建筑存在。
高启云多次听高家楼的老辈人讲过，当高家楼的第一套宅院落成的时候，那是相当宏伟，气势非凡。那是一套二进院，院子深得一眼望不到底。宅院最前面，是一座高大宽敞的门楼子，门楼子的底座是秦砖，上面盖的是汉瓦。屋脊两头各装有一尊天马样的走兽。门楼子有多高呢，是俗话说的“掉帽子高”。门楼子有多宽呢，打开大门，套有三驾马的马车可以直接驾驶到门楼子下面的通道里去。通道东侧的墙上开有小门，配有耳房，耳房为看家护院的家丁们所住。耳房类似于现在有些大机关的传达室，外面来了人，不可直接入内，需经过传达室的人向被访的机关工作人员通禀一下，得到允许，方可入内。头进院是方方正正的大院子，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砖瓦房。二进院的面积更大一些。东西厢房也是三间，正房却是七间。在七间正房中，只有中间的三间为两层楼的楼房，东西各两间低于楼房的房子算是楼房的披厦，对楼房起着拱卫和烘托作用。楼房前面有立砖砌成的台阶，台阶两侧各有一块上圆下方的础石，础石上立着油漆明柱，明柱上方有招展的廊厦。这座大约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楼房，就是高家楼最原始的楼房，也是所谓高家楼的标志性建筑所在。因楼房的地基打得比较高，如同建在高台上，跟一座塔楼差不多，几里外就看得见。有远方来的人打听高家楼在哪里，当地的人向“塔楼”遥指了一下，说看见没有，那就是高家楼。
可惜，高家楼的那座楼房后来被烧掉了。高启云没有弄清楚楼房是哪年哪月被烧掉的，只从老辈人的口述历史故事里得知，楼房是在兵荒马乱、盗贼蜂起的时代被土匪一把火烧掉的。不难想见，高家楼创建后的近百年时间，是高家兴旺发展的鼎盛时期，家族由一门繁衍到五门，再由五门繁衍到十门、二十门，人口越来越众，房子越盖越多，木多为村，土多为庄，使高家楼这个村庄很快形成了规模。这个时期的高家楼，恐怕也可以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来形容。有一点高启云弄清楚了，在土匪把那座楼烧掉之前，尽管高家楼又盖了不少房子，但没有再盖第二座楼，所有房子的高度都没有超过那座楼。因为那座楼已经具有祖楼的意义，神圣的意义，是不可超越的。土匪无法无天，不管这个那个。土匪头子派遣装成货郎的细作到高家楼侦察过，大概觉得高家楼有油水可捞，先是把高家的老太爷绑了票，勒索了不少马匹和银钱。犹嫌不够，接着一干子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蹿到高家楼放开了火。据传说，土匪在用火把烧那座楼时，因明柱的木质太硬，像铁一样，老也点不着。还是当地的内奸给土匪出主意，说用秫秸箔把明柱卷上，里面再包裹进一些麦草，就可以点燃了。土匪如法实施，果然，明柱被烧成了火把，木楼板被烧得噼啪乱炸，楼顶的瓦被烧得像鸟儿一样纷飞，一座百年的楼房很快变成了废墟。
实为所利，虚为所用。人们盖房子，是利用砖瓦檩椽等实在的、物质性的东西，框成一些虚的空间，在空间里创造生活，繁衍生息。人类自从由原始的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就再也离不开房子，人的命运就和房子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了相依为命、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命运好了，才有好房子住。人倒运了，房子也会跟着倒霉。反过来说，房子被毁掉了，原来住在房子里的人，也会跟着走下坡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反正自打高家楼那座带有象征意义的楼房被烧毁之后，整个高氏家族就一路衰败下去，过的是苟延残喘的日子。被土匪烧毁的不止是那座楼房，整套二进院的所有正房、厢房、披厦等，几乎全部被烧毁了。不但最初的二进院被烧毁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后来围绕着二进院所建的大部分房子都被烧毁了，一时间，高家楼村变成了一片火海。
继续拿房子说事儿。在高家楼的楼房被烧毁之后的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内，高家楼再没有出现一座楼房。路过高家楼的村边，有人会问，高家楼，楼在哪里呢？怎么回答呢，楼在过去时，楼在历史里，现在的高家楼，徒有虚名而已。
高家楼何止没有了楼房呢，后来翻盖和新建的房子，大都是坯座和草顶。高家楼地处平原低洼地带，十年九涝。大雨一下，洪水一来，村子里便房倒屋塌，一片泽国。洪水过去，村里人似乎连坯座的房子也盖不起了，只能临时搭起一些草蓭子过活，仿佛又回到了原始时代。
那么，当年的楼房和二进院难道一点儿遗迹都没有吗？有的有的。可寻觅的遗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那座高大的门楼子和门楼子旁边的耳房；另一处是那座楼房的下半截底座，以及底座前面的砖砌台阶和两块础石。大概因为门楼子和耳房是砖石结构，不易点燃，就躲过了一劫。砖砌台阶和础石，也是因为点不着，烧不烂，才幸存下来，成为当年楼房曾经存在的可考证据。
闲篇扯了这么多，现在终于可以集中说说高启云和楼房的关系。高启云是楼房创建者的第十二世孙。楼房被烧毁后，高启云的祖父在残存的下半截底座上架上横梁，搭起人字形叉首，铺上芦苇，苫上麦草，变成了三间草房。高启云就是在草房子里出生的。高启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在门前的台阶上爬上爬下，把台阶变成了游乐场。当他长成一个少年，在础石上磨过扎蛤蟆的锥子，还用秤砣在石头上砸制过鱼钩。他不把础石说成础石，跟住在大院子里其他人一样，把两块础石说成石头墩子。院子里奶奶、婶子们把石头墩子当捶布石使用，用棒槌把湿了水的衣服在石头墩子的平面上锤得啪啪响。当高启云的眼睛能看出事物之间的区别，脑子里会产生疑问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青年人了。他看到的区别是，别人家门前都没有台阶，他们家门前却有三级台阶，这是为什么呢？别人家门口两侧都没有石头墩子，他们家却有两个石头墩子，这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了疑问，他就问他父亲。他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在村里的小学校当过老师，对高家的家族史很感兴趣，颇有研究。父亲说：我早就知道你会问我，这个这个，咱爷儿俩，我得跟你好好讲讲。父亲点上一根烟，拉开架势，对高启云讲得很长，也很细，让高启云知道了，高家的祖上曾经富有过，辉煌过，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后来才衰落了。而他们家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在高家楼楼房的遗址上搭建的房子，所以才有门前的台阶，还有两块明柱下面的础石。高启云的父亲，竟把高家楼的楼与北京的圆明园相提并论，他说，是八国联军烧毁了圆明园，土匪烧毁了高家楼。圆明园代表的是国家，高家楼代表的是村庄。上面的国家不行了，下面的村庄就得跟着倒霉。不管哪朝哪代，道理都是一样的。我这一辈是不说了，你们这一辈，你们的下一辈，或者下下一辈，如果出了有本事的人，还是争取把咱们高家楼的楼重新盖起来。
说者有心，听者也有心，高启云把父亲的话记住了。高启云不认为自己会变成父亲所说的有本事的人，盖楼的事对他来说也遥不可及，但是，他从父亲的眼神和口气里，看出和听出了父亲对他的希望，他也隐隐地意识到了自己未来应负的责任。
不料想，对高家楼原始宅院遗存的毁灭和清除还在继续。有一年，高家楼生产队在公社和大队的统一部署下，要试点推行排房化，把全队各家各户的房子一律按整齐划一的办法重新规划，推倒重来。其时“文革”尚未结束，生产队里的排房化改造，似乎也成了“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什么事情一沾上“运动”就不得了，不想运也得运，不想动也得动。尽管排房化把高家楼闹得鸡飞狗跳，人们叫苦不迭，投井上吊，哭声连天，运动式的排房化还是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把村里的所有房子重新排列了一遍。
高启云没有看到生产队推行排房化的过程，高中毕业之后，他到山区的一个煤矿当工人去了。他有一个堂哥，在那个煤矿当了干部，他父亲求了当干部的堂哥，堂哥就安排他到煤矿当上了国家企业的正式工人。有一点，堂哥事前对高启云明确说过，别看高启云是高中毕业生，到了煤矿，也不能在地面工作，必须下井挖煤。能当工人，拿工资，吃商品粮，已经很不错，高启云不敢提任何要求，只说干什么都可以。等高启云从煤矿回家探亲的时候，高家楼已被排房化排得面目全非，他在村口茫然四顾，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他们家的房子已被他父亲翻盖过，原来是三间草房，现在变成了四间草房。房子还盖在老宅子上，只是向后退了一两米。在排房化过程中，因为所有的地基都要拉平，他们家的老宅基被向下挖去不少。前面说过，他们家的老宅基曾是一个高台，比别人家的宅基高出不少。有一年发大水，村里的大部分房子都泡在水里，泡得成了一堆烂泥；他们家的房子呢，不但房内没有进水，连红薯窖里都干干爽爽的。宅基一被拉平就不行了，以后再发大水，别人家的房子被水淹，他们家的房子恐怕也逃不掉泡汤的命运。因翻盖房子前老宅基被挖地三尺（不止三尺），老房子门前的三级砖砌台阶不见了，第一级台阶两侧的石头墩子也不翼而飞。当然了，那座早已分给堂叔家的大门楼子也被拆得无影无踪，不可寻觅。
在秋天的一天傍晚，当高启云提着一只黄色的帆布提包走到自己家门口时，他除了感到有些陌生，想到父亲和母亲为翻盖房子所付出的辛劳，很快就适应了。这是因为，他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天天往地层深处走，在向黑夜一样的地方讨生活。比起煤矿的生活，老家的房子发生一些变化，就不算什么了。再加上他的户口已迁到矿上去了，不再属于高家楼的人口，它自己就把自己外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楼房似乎离他越来越远，楼不楼的无所谓。甚至于说，高家楼是不是还叫高家楼，也无所谓，不就是一个村庄的名称嘛。
然而，地球在转，月球在转，太阳球在转，世界上的一切，还在继续发生着变化。公社解散了，大队解散了，生产队也解散了，土地又分到了各家各户。说到底，人类的大多数还是自私的动物，在大集体里为公家干活，老是被动，提不起劲头。一成单干户，变成为自家干活儿呢，就主动起来，起早贪黑都有使不完的劲。别看土地不说话，但土地历来是诚实的，人对土地投入多，得到的回报就大。这从小麦的亩产就看得出来。在生产队时期，一亩地能打二百斤小麦就算不错。到了联产承包责任田时期呢，以往沉睡的土地好像突然被唤醒，亩产量一年比一年撂着蹦子往上增，从二百斤增到四百斤，又从四百斤增到八百斤。乖乖，不得了，原来土地里蕴藏着这么大的潜力。看样子小麦亩产比原来增产四倍并没有封顶，还会继续往上增。
小麦打多了，高家楼的人不仅由过去的天天吃黑馍，变成了现在天天吃白馍；由过去的人人穿带补丁的衣服，变成了现如今谁都不必再穿打补丁的衣服，麦子多了还可以卖钱，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时间，高家楼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吸引了村里所有人的目光，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什么事呢，村里有一户人家，扒掉了草房，要盖楼房。自从高家楼的那座楼房被土匪烧掉之后，一百多年过去了，高家楼终于要有新的楼房出现了，转走的风水终于又转回来了，中断了的有楼房的历史终于又可以接续上了，这怎能不让人高兴呢！
可是，村里却有一个人高兴不起来。这个人眉头紧锁，闷闷不乐，甚至有些激愤。这个人是谁呢？是当过小学老师的高启云的父亲。等高启云又回家探亲的时候，父亲逮住高启云，对高启云说了不少激愤的话：一个姓范的，他家凭什么先在高家楼盖楼房！高家楼，高家楼，要盖楼房，也应该是我们高家的人先盖。他们姓范的，原来不过是给我们高家种地的佃户，有什么资格先在高家楼盖楼！他们这么干，不是打我们高家人的脸嘛，不是明摆着要给我们高家人难堪吗！
见父亲气得脸都黄了，高启云不敢跟父亲抬杠，只是笑。他心里不太同意父亲的看法。宅基地里可以栽树，也可以盖楼。谁想出风头谁就出，谁想盖楼谁就盖，何必管那么多呢！高家楼叫高家楼是不错，但谁也不敢规定人家姓范的就不能在高家楼盖楼。过去，高家的人老是压人家范家的人一头，对人家百般欺负，极尽排挤之能事。范家的人也许正是通过率先盖楼这件事，跟高家的人比一比高低，长长范家人的志气呢！
父亲问高启云笑什么，怎么不说话？
您让我说什么？
你难道不想盖楼吗？
想盖就盖呗，你盖楼我不反对。
父亲帮高启云分析了范家能盖起楼的原因。仅靠范家的哥哥在家里种地卖粮食挣钱，是盖不起楼的。范家还有一个弟弟，先在部队当兵，后来转业到一个油矿当上了石油工人。兄弟两个同心协力，一块儿攒钱，才把楼房盖了起来。分析完了原因，父亲就盯着高启云的眼睛看。
高启云说：明白，您的意思是让我跟您一块儿攒钱。
我就知道你这孩子不傻，话一点就透。姓范的他弟弟当石油工人能挣工资，你当煤矿工人，挣的工资也不比他弟弟少。咱们抓紧时间攒钱，争取早点儿把楼盖起来，而且，咱们高家盖的楼一定要比姓范的盖的楼好。
您这是攀比心理在起作用。
这话父亲不爱听，他说树比树高，水比水长，天底下的万事万物生来就是用来比的，不比就没有进步，就不会强大。这时，父亲又说了一句发誓似的话，让高启云吃惊不小，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父亲说，他这一辈子要是不把高家的楼盖起来，他死了都闭不上眼睛。
此后，高启云的父亲不光在责任田里种庄稼，还在靠近河堤的那片责任田里种了一块菜园。菜园里种的有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米谷菜、荆芥、芫荽、藿香等，应有尽有。夏天的任何菜都是水菜，都得靠水养着。为了保证菜地里有足够的水，父亲光着膀子，戴顶破草帽，挑着一对大铁桶，每天在河堤上爬上爬下，为菜园浇水。父亲种的菜主要不是为了自家吃，是为了拉到镇上的集市卖钱。镇上两天一集，双日逢集。每到逢集的日子，父亲都是一大早去菜园里摘菜，把带着露珠的、水灵灵的鲜菜分类放到架子车上，拉到集市上去卖。卖不完的菜或不太好的菜，他才留给自己家的人吃。卖菜所得的钱，一元一角他都伸展，整理好，存起来留着盖楼用。在父亲心目中，那些菜不是菜，钱也不是钱，都幻化成了盖楼用的一砖一瓦，等“砖瓦”准备得差不多了，盖楼的工程就可以启动。
说来真是悲哀，悲哀极了。高家楼通上电以后，高启云的父亲不再挑水浇菜了，他买了一只小水泵，用水泵从河里抽水浇菜。因取电的插座离菜园比较远，父亲只得另备一盘包有胶皮的电线，天天从插座那里往菜园里扯电线。不知怎么搞的，电线上有一处胶皮破损了，露出了里面包裹着的火电。这天下午，父亲刚把电线扯到菜园里，电流就像毒蛇一样蹿了出来，一口咬住了父亲光着的胳膊。“毒蛇”把父亲击倒了不算完，它的毒牙仍咬住父亲的皮肉不松口，把父亲啮咬得嗞嗞直冒青烟。听母亲说，父亲临死时两只眼睛都大睁着，母亲用手掌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撒了好一会儿，才把父亲的眼皮合上。
从矿上赶回家奔丧的高启云，披生麻，戴重孝，在父亲灵前痛哭号啕。只有他知道，父亲在临死时死不瞑目是为什么，都是因为父亲没能实现一生的愿望，没有把楼盖起来啊！自己没有配合父亲把楼盖起来，他觉得很对不起父亲，只有跪在地上狠哭狠哭，以表达对父亲的忏悔。
父亲攒下的准备盖楼的钱，母亲拿出来为父亲买了棺材，办了后事。盖楼的事暂且不提。
......
(全文见2022年2期《当代》）
刘庆邦，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农村。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四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