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回老家给父亲扫墓。今年也不例外。从城里开车回老家，需要3个多小时的车程。特别怕最后两公里，一般车子是开不上去的，一要底盘高二要马力大，只要是下雨天，推车是难免的。今年也遇上下雨，车子开到一个叫四合头的地方，水泥路面走完了，我只好把车停了下来，租了一辆面包车，边坐边推到了老家。那推车是要技巧的，如果你站在车轮后面推，保证你满身泥泞，随行有的人就被搞得满身泥巴，我暗自庆幸懂得这规律，也许是我推多了的缘故。
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坟墓，在老家最高点处。那里叫“王家坟”，阴阳先生说那地形叫“天鹅抱蛋”，风水很好。虽说叫“王家坟”，其实只有一座坟是王姓人家的。相传这风水宝地原本是我祖宗所有，大概在乾隆年间，我四世祖(按现在我的辈份称呼)的岳母去世，看中了这块宝地，无论如何都要葬于此，我祖宗也没办法，只好让岳母下葬。为此我祖宗的兄弟知道后，为了报复哥哥，就把我们下面的一渠水送给了他老岳父灌溉田地，所以至今邻队谢氏仍然靠这水灌溉田地。我父亲的坟墓就在“鹅脑壳”的旁边。
每年就这一天属于陪父亲的时间，把父亲坟上的杂草清理完别，陪他坐了坐。看看墓碑上关于父亲的简介，脑海里浮现着父亲的一生，耳边仿佛想又起父亲的教诲，小时总觉得父亲爱唠叨、太哆嗦，现在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是多么的良苦用心。
少年的父亲
父亲生于民国丙子年，如果健在，今年八十八岁。据说我爷爷的性格不好，父亲幼年更多是奶奶带大的。父亲读过私塾，他的启蒙老师姓张，是一老夫子，教父亲读《大学》《中庸》、以及《诸子百家》，这老夫子写得一手好字，也许父亲的书法就源于此老先生，我觉得这是父亲读私塾的最大收获。
解放后国家开办学堂，称为“新学”。于是父亲继续上学，虽然说爷爷的脾气不好，但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思想与时俱进。父亲的学费一部分来自爷爷的支持，同时父亲自己也努力挣钱，类似于半工半读。父亲说，他在混子虎头峰读高小时，混子还没有公路，所有东西都靠人肩挑背扛。父亲每天放学后就从混子粮站挑八十斤包谷去沙湾粮站，混子和沙湾相距十来公里，一次可挣五角钱。就这样，父亲坚强地完成了初中学业。
因工致残
一九五五年，当时全国兴修水利工程，各地要架设水泵抽水灌溉农田，由于当时有知识的人不多，父亲从学校就被抽去遵义县农水局(现水利局)负责水泵扬程计算，就这样父亲参加了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的信仰，连去世后从口袋里都收出六块钱，信封上注明着“党费”。
一九五八年国家改制建立人民公社，父亲受遵义县政府指派，到沙湾区参加指导人民公社的建立。在驻沙湾区期间，接到毛石乡反映，当地出现小偷，有老百的耕牛被盗。那时候刚解放不久，人们的政治意识很强，容不得半点违法乱纪之事。当天下午接到消息，父亲从沙湾区武装部借一支步枪，带上手电筒，连夜独自赶往毛石调查此事。
天有不测风云，从沙湾步行到毛石，必须经过一个叫“庙林坡”的地方，要过一片大森林，据说当时这里是盗者经常出没之地。由于天黑，或许当时父亲心里有些害怕，走在森林中央，忽然一只大鸟飞出，后来父亲说可能是飞虎之类，父亲当时受到惊吓，顺势从十米左右高的高坎摔了下去，当时只感觉背脊阵阵刺痛，他也没顾多想，好在手电筒还套在手上，找到步枪扛着一趟跑到毛石乡政府，到了毛石已经深夜。
这一摔，把父亲腰椎摔坏，导致瘫痪在床，后来在遵义中医学院住了三年院，才勉强能走路。从此，父亲的后半生就离不开拐杖。父亲在遵义中医院这三年治疗期间，他有幸得到贵州省知名中医专家石玉生先生的精心治疗。才得以保住生命。
父亲的恩人——石玉生
父亲经常在我面前提起遵义中医学院的石大夫，但他并没有告诉我石大夫的名字。为了弄清楚此人，我专门拜访了原遵义中医学院院长、原贵州省副省长马文骏同志，从他口中得知，父亲是一个叫石玉生的医生医好的。
这石医生是个传奇人物，是国民党时“哥老会”大爷，国民党员，国民党时当过赤水县宣传委员，区委书记。此人虽然省为江湖中人，但一生行善，谁家有困难只要他知道，他都会慷慨解囊。并且精通医术，尤其擅长骨科治疗，据说此人有“草上飞”的本事，别人找他看病，别人骑马他走路，待骑马的人到家时，他早已经来看完病走了。由于他当过国民党官员，而且是“哥老会”大爷。解放后要枪毙此人，赤水人民知道后出现万人联名求情，最后被劳教三年，出狱后在遵义中医学院当医生，继续为社会贡献他精湛的医术。所以父亲算是有幸的，如果不是万民求情保住了石医生，也许就没有父亲的后来，也不会有我的出生。后来石玉生被评为贵州省知名中医专家。
(晚年时的父亲)
“挖墙角”事件
一九六一年，父亲勉强能走路，又回政府继续工作。他回到老家，看到乡亲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用父亲的话说“走路都要上竿竿了”。他就给乡亲们说：你们人都要饿死了，怎么不把养的羊子杀几只来充饥救命呢?乡亲们得到他的许可，就杀了几只羊子吃了，才度过了饥饿危机。
“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好事者举报我父亲。告他曾经唆使老百姓杀了集体的羊子，而且还是几只母羊，如果当时不杀的话，不知为集体繁殖了多少只羊子。这是典型的和集体建设作对!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严重表现。于是要斗父亲，还好当时有人对父亲实行保护，罚他去仙人山种包谷。他后来每当提起这事，总是笑着说：“斗我一下都值，至少保住了乡亲们的性命!”他悄悄告诉我，他去仙人山什么包谷都没种，那原始森林里种包谷能有收成吗?他把带去的包谷种炒了几天包谷花吃了回来。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没有听组织的话，或许他也觉得当时政策太左了些。不种是明智的选择，种了其实是种浪费。
从事教育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重新恢复上课，由于当时缺乏老师，上级教育部门领导又来动员我父亲去教书，一九七六年我父亲又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工作——教书育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条件是有限的，很多农村家庭的孩子缴纳不起那几元钱的书学费，每年到了三月和九月份到上学报名日前夕，父亲都要去动员本村适龄孩子去上学，没钱交学费的家庭，他都自己垫上。母亲经常给我们讲：你爸爸一年只能领十个月工资，每年三月和九月的工资都会被扣抵别人家的学费，每当母亲提起这事时，父亲只是微微一笑。一直干到一九八八年，身体不能坚持了才申请病退。一九九四年正月初二，父亲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不幸告别了亲人朋友，去到了一个没有病痛的地方。
结尾
春天的雨只要一停，太阳就会露出光芒。我把父亲的坟墓打扫干净，顺着山间的小路，采了些山上的野菜，下山去一亲戚家，将野菜洗净，来了一顿纯野味火锅。那味道，比起城里的高端佳肴，更有故乡的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