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松知青林场坐落在一片崇山峻岭中，一条飘带似的林区公路从林场的前面经过。连接公路和林场的是一座小桥，桥下是一条小河，河水非常清澈，可以清晰地看到小鱼儿游来游去。水中倒映着两岸青山，如诗如画。
那时，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手里端着一个装着洗漱用品的白色脸盆，径直走到小河边，匆忙洗漱后返回宿舍，到食堂就餐后，开始一天紧张的劳动。晚傍收工后，我换下汗臭的衣裳，到小河边圆溜的大石头上洗濯。小河流淌，承载了我的喜怒哀乐;小河不语，默默地见证了我五年的知青生活。清晨，它是我的盥洗室和梳妆台;傍晚，我坐在礁石上，晚风吹拂着我的长发，消去一天的疲劳。
而我，在好几篇回忆文章中都有提到过这条小河。小河静静地流，缓缓地流出了那几年知青生活的一幅幅画面。
欢乐的知青生活
平心而论，在刚刚下乡的前两年，我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新来乍到，带着理想和憧憬，乡下的一切都非常新鲜，足以满足年轻的我的诸多好奇心。
而知青之间的和睦相处也是我快乐的原因之一。我1973年到知青林场时，林场原来就有知青十几人，大致分为两拨，一拨是1969年知青，一拨是1971年初中毕业下乡的知青。他们下乡年份比我长，年龄也比我大。也许看我刚刚走出校门，脸上还带有书生气，人也比较单纯和朴实。所以这些大哥哥和大姐姐们对我十分呵护。特别是男知青，他们个子大，体力好，我的许多重活比如扛一小根木头、挑重物、种木薯……都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帮助。
说来那个时候的知青特别认同自己的身份，知青与知青之间相处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知道你是知青，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都非常热情。彼时，大家身份相同，情况一样，都是远离家乡，告别父母亲人;在农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的农耕生活。很多时候，大家对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心中无数，都感到了前途渺茫。所以，知青与知青之间应该是惺惺相惜，或者是抱团取暖。
知青的劳动生活是艰苦的，每天劳动的时间足有十几个小时。可是知青们却是乐观的，说他们是精神的富足者也是合适的。那时的晚上，不像现在有丰富的娱乐方式。天一黑，白天翠绿的群山变得黑黝黝的，四周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犬吠，几声蛙鸣，却让寂静的夜晚更加寂寞。偌大的空间，只有知青楼发出了阵阵的欢歌笑语。届时，每间宿舍的门全部敞开。狂欢的夜晚开始了。
知青们都住在知青楼的二楼，住在东头最旁边一间的是三个从厦门市下来的1969年男知青。他们不愧是大城市来的，显然比小城镇知青的我们更加多才多艺。林姓知青会拉小提琴。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站在窗前拉小提琴，那天籁之声一阵阵传入耳中，令人如痴如醉;另一个厦门知青也姓林，他性格活泼，很有音乐才华，歌唱得也很好，成天用吉他伴唱旋律优美的《绿岛小夜曲》。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就感觉世界上怎么还有如此抒情、如此优美的歌曲;谢姓知青性格沉稳，不喜欢说话，是知青中的实干家。他会弹一手好听的曼陀铃。其他知青，有的聊天，有的躲在宿舍休息……狂欢过后就是煮点心。一般就是鸭子煮米粉，这在当时，就是美味了。当然不可能每天煮，只是偶尔。
我天性不爱热闹，常常关起门独自在宿舍看书。但这并不影响我和其他知青的关系。他们的心里也常常惦记着我。晚上的宵夜，如果看到我没有下楼去和他们一起分享，便把粉干和鸭子热在锅里。由刘姓男知青上来敲我的门，告诉我:“点心热在锅里”。至今想来，心里都有一股暖流 。在陌生的环境面前，在繁重的体力劳动面前，在种种的不适应面前，我遇到了这么一群关心我和爱护我的大哥哥和大姐姐，真是我的荣幸啊!
火热的双抢
说到知青的劳动生活就一定要说“双抢”。新松知青林场虽说是以造林为主，但是，林场也有田地，但不多，这田地只够林场人员温饱。所以，林场和生产队(那时候一个村子就是一个生产大队)一样，也有“双抢”。
家乡永安山区的水稻是种双季的，既早稻和晚稻。早稻就是春季插下秧苗，到7月份稻谷成熟时收割;晚稻就是在早稻收割完的同时，就马上插下晚稻的秧苗，而晚稻的成熟期是在10月的上中旬。在抢收的同时也要抢种，就叫“双抢”。
“双抢”是需要忙两个月的，7、8这两个月62天几乎无法休息。所谓无法休息只是劳动的时间长一些，而更为难熬的是“双抢”时节正是全年最炎热的时候，我们每天要在火热的太阳底下干十几个小时。在炎热的天气下割稻子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割稻子时身体一起一伏自不必说，就是锋利的禾叶也会把手臂割出一道道血痕，届时，啪答啪答下掉的汗水，四肢皮肤的瘙痒以及身体的疲劳交织在一起，那真是一个难熬啊!
“双抢”的62天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还真不是夸张的语言。我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浸透了汗水，轻轻用手一拧，汗水就稀里哗啦地往下滴。每天早上天一亮(4、5点)就起床，先去田里割一挑稻谷，再回林场食堂吃饭，吃完饭继续割稻子。一般要干到晚上9时左右，回到宿舍，匆忙洗洗涮涮，爬到床上，倒头就睡。
而在当年“双抢”时发生的一件事，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有过具体的描叙：“更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年的双抢，我正在嚓嚓地割稻子，突然，手中的镰刀一晃，锋利的镰刀就无情地把我左手的无名指(右手持镰刀，左手握稻子，所以，被割的是左手。)割开了一道较深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而我，由于疼痛，也慌了手脚，不知所措的立在稻田中央。这时，一位当地的农友快速地走过来，看了看我的受伤情况，马上在田里抓了一只小青蛙，剖开它的肚子，除去内脏，迅速地敷在我的伤口上。居然，效果极佳，血止住了，疼痛也减轻了。只是，从此，在我左手的无名指上留下了轻微的伤痕。”
我想，那个时候，我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身上穿着一套灰色(那个年代，灰黑为主色调)的衣服，头上带着一顶大大的竹笠，外人从远处是见不到我的脸的。肩上挑着一担稻谷，晃晃悠悠地走在小路上，远远看就是一个农村少年。唯一的女性特征就是尚有两条长长的辫子露出。
环境和生活已经把我改造成一个熟练的林场女工或是女农民工。也许，只有那双眼睛还闪烁着希望和智慧的光。
高光时刻
我知青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在我下乡的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全身心地投入知青林场的劳动，全身心地投入林场的各种活动，每天都精力充沛，做什么事情都信心百倍，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那些日子，我白天出工干体力活，业余时间帮忙出共青团支部的黑板报。在我没有到知青林场之前，林场并没有共青团支部，我到了以后，团员人数够了才组建了团支部，同时，在知青中发展团员。现在说起这些遥远的事情，就像是在梦中。
说到这里，有一个人必须说，这个人就是林场的支部书记苏灿。苏灿50多岁，是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的老书记了，为人忠诚、正直、宽容，对知青爱护有加。苏灿的家是在离林场几里之外的村子，他单身一人住在知青楼的楼下，他的楼上就是三个厦门男知青。到了晚上，楼上的年轻人精力过剩，难免唱歌弹琴聊天，吵得太厉害的时候，老书记也只是走出房门吼一嗓子，并没有指责他们就回房间了。几个男知青伸伸舌头，降低了声音尽量不吵到老书记。
我初到林场各方面的表现老书记历历在目。有一天，我和知青们在山上呈一字形排开给小树苗除草，老书记正好和我相邻，他抓住这个机会语重心长地和我说:“小陈，林场把你作为培养对象，你的入党志愿书支部已经通过，准备报公社(那时的乡政府叫公社)批准。”我心里自然是高兴的，因为我知道，我又向大学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老书记是淳朴的，也是公正的。他是我政治生命中的伯乐，更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恩人。他如春风，似雨露，滋润着我的心;又如一盏灯，照亮了我前进的路。
遗憾的是，由于我外公的成分是地主，我的入党志愿书报到公社后没有获得批准，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受的挫折。它让我知道了光有个人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得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但有时候却是个人努力也无法达到的。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个年代特有的成份问题。这个成份问题伴随了我很多年，成了我入党、上大学的障碍。一直到恢复高考，不再讲成份的时候，我才摆脱了那个梦魇。当然，这是后话。
结尾
平心而论，当时知青上山下乡劳动强度大是实情，生活也比较艰苦，但是对知青思想的形成和意志上的磨炼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下乡知青的政治待遇还是很高的，因为和土生土长的村民相比，知青的优势是明显的，那就是他们有文化。所以，不少表现好的知青首先被提拔为农村基层干部，有能力强的直接提拔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或大队长(村长)。反观历史长河，中国现在的许多企业精英和政界领导人，就有知青的经历。
我下乡5年，林场几乎每年都会派我代表知青参加家乡永安县的“三级扩干会”，即村一级、公社(乡、镇)一级、县一级，就叫三级。所谓扩干会就是总结过去一年，谋划未来一年。其实，相当于参政了。我虽无心政治，但是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我是不会拒绝的。
岁月悠悠，人生百态。在以后的知青生涯中，我遇到了更大的挫折和挑战，这是后话了!
2024.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