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积三兄突然打来微信电话，告知他从美国飞回长春，把老家房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该卖的卖了，该送人的送了，然后把房子处理掉，心无牵挂地在美国安度晚年。电话那头他那颇富磁性的东北话浴满着开心，惬意，宏亮的声音夹杂着笑声，让我以为他正在健康的生活着，而他不断发给我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旅游胜地的照片，也证实着这一点。从他办理签证携嫂夫人阎桂生去了美国之后，经常给我发来他的生活照，旅游照，笔法很文学的散文、游记不断出现在他的博客中。我为他祝福，为他喝彩，在电话里回复他要不是路途遥远，我就去长春和他聚会。然而……我不想使用这个可憎的字眼，可是，2024年春节刚过，桂生嫂子给我发来一个300多字的微信，告知我积三兄已于2023年12月 23日因病去世。她的每个字都饱含着悲伤，每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猛烈地撞击我的心扉，意外的消息让我呆坐在书桌前久久不能释怀，两行泪水无声地滚落。41年的友情，就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尽管我知道，他不会从我心里消失，但我再也见不到他那时刻都洋溢着快乐笑容的脸庞，我再也听不到他那亲切的调侃：“崔波，中，中，咋说都中!”“这一稿还行，要不……再整一遍吧，哈哈!”“老崔，啥时候去恁阜阳吃大盘子啊!”……曹公欢声笑语渐渐远去，他的身影却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向我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981年冬，我们阜阳地区(当年的行政区划)有位作家李东山写了部电影剧本《捻军》，长春电影制片厂审读后觉得剧本基础不错，派来两位编审来开研讨会，帮助作者进一步修改。我那会儿刚刚从热热闹闹欢欢乐乐的文工团调进地区文联，放下二胡、圆号拿起笔写小说。不过资历太浅，《捻军》研讨会上我只负责拎茶送水，坐在后排记录大家的发言。来的两个编审一个是高鸿鹄，还是长影副厂长，一个就是曹积三。见积三兄第一面，圆乎乎的脸上似乎很庄重，不苟言笑，双眼皮的眼睛里很有内容。有点不严自威。我没有敢跟他多说话，只是尊敬地为他服务，安排住宿，陪同他们吃饭，尽心招待着。讨论会上，高鸿鹄听完作者李东山创作构想，阜阳几位剧作家、作家的意见之后，对剧本做点评。可能觉得自己是当时国内电影界“大哥大”的长影副厂长，资深编剧，说话不免居高临下，信口开河，把《捻军》剧本批评得一无是处。我看到积三兄不时和高鸿鹄耳语，可能是提醒他注意说话方式，接下来高鸿鹄也真的缓和了语气。
研讨会结束，官方给他们赠送了礼物，每人一条大鱼，五斤小磨子香油，这在当时可是厚礼哦!高鸿鹄是领导，杀鱼的事得积三兄干。临走的那一天，我到阜阳饭店安排为他们送行，远远看到积三兄正在水池边笨手笨脚地摆弄大鱼，池子里地上到处都是溅出的水。大冬天，阜阳有没有暖气，他只穿着毛衣，满头大汗。我立即跑过去，拿过菜刀刮去鱼鳞，划开鱼肚皮，把鱼杂碎掏出来，再一遍一遍清洗，然后装进塑料袋，交给积三兄。他很感激，连声道谢，还把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抄给了我。其实我知道，他这样做不过是一种礼貌，但我可正中下怀，我也想写电影，说不定将来有求他扶植的机会。
机会还真的来了，1983年，我受邀去旅顺参加辽宁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广播剧本改稿会，樱花开放的季节，参加研讨会的编剧们开开心心从大连玩到旅顺，剧本改好了，海鲜也吃遍了。对我来说，最开心的是积三兄打来电话，要我从大连直接去北京，商量合作一部电影。这边没等我的广播剧剧本定稿，我就匆匆离开旅顺海军招待所。本来可以等一天再动身，会议安排次日登上驱逐舰参观呢，可是辽宁台一位编辑在讨论我的剧本时，不耐烦地打断我关于修改的计划，直截了当地宣布不要改了，没有修改的价值。看到这位膀大腰圆的编辑眼镜后面闪烁的狡黠，我愤然当场收拾行装。一周来相处甚欢几位编剧朋友送我走出大门。一位教我“鹤翔桩”的东北编剧悄悄告诉我，你不知道吧?枪
毙你剧本的编辑也有一部广播剧成型，恰好跟你的题材撞车，二者只取其一，最好的结果必然牺牲你了。结果如此，我只能苦苦一笑。
幸好到了北京见到积三兄，他一脸阳光灿烂的微笑驱赶了我一路的苦闷。我们相约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进口处见面，背景就是毛泽东纪念馆。那时候进出天安门广场还没有任何安检、保卫措施，广场上也没有比游人还多的便衣，大家可以在广场里散步、休息、合影，甚至翩翩起舞。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课本上的天安门，我就向往着天安门前留个影，直到今天才实现夙愿。绕场一周后，积三兄请我在莫斯科餐厅吃牛排，品罗宋汤。生平第一次吃那半生不熟的牛排，我有点怯怯的，曹兄倒吃得欢实。吃饭的时候他谈了合作创作电影剧本的事儿，打算写一部关于计划生育的轻喜剧片。我来了兴致，立即讲述了几件乡下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巧妙周旋生男育女的故事。我们约定等我写出剧本，再来北京讨论修改。
那年月在北京住宿绝对是件很困难的事，积三兄费了老大的劲儿，终于在大栅栏煤市街给我找了一个床位，大通铺，十几个人一间。我在浓重的烟味、脚臭味和此起彼伏的鼾声中辗转反侧，睡不着，起身站在窗户前，看着远处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
计生题材的电影剧本因为政治敏感性被“结扎”，我们北京再次见面已经是九十年代初。积三兄设计了一部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电影故事梗概，让我写成剧本，什么名字我都忘了。初稿写出来之后，积三兄约我去北京修改。
1991年了，住宿不再困难，他那时候已经调《大众电影》任职，住在离单位较近的北太平庄总参测绘局招待所。我去的时候，也安排住了进去。我记得前后大约在这里住过三次，前两次是讨论剧本，白天黑夜连轴转，一次一次修改，总是感觉差距很大。每完成一稿，他就笑眯眯地跟我说，这一稿还不错，要不，再整一稿吧!我崩溃地大喊：我就怕听你这句话!可是还得继续改下去。第二次住测绘局招待所，夫人王维也请假前去陪我，那阵子即使是夫妻也不能住一个房间，京城严格的管控有点莫名其妙，可也得暂时分居。写累了，我就跑王维房间，大吃她给我准备的零食。没等我们小做亲热，敲门声就响起，积三兄满脸坏笑地走进来说：干啥哩!
有时候他也带我去《大众电影》的办公室里玩玩，他桌子上和抽屉里放着好多当年红得发紫的明星照片，张瑜的、刘晓庆的、洪学敏的……乱七八糟地堆着。我好奇，想拿几张张瑜的玉照回去炫耀，他却不以为然，说这都是选用之后剩下的，没啥价值，你想见明星还不容易?她们可是天天跟我打电话要见我，我说我知道为什么，就是要上封面，再不济也得是彩插。正说着，来了电话，积三兄接听，嗯嗯啊啊半天，放下电话朝我笑笑说，下午，你就可以看到大明星了，女的。
恰好阜阳一位好朋友刘浩来京，他是一位街道诊所医生，中医师，不过他喜欢和作家艺术家一起盘道，经常在作家、画家、摄影家的会议上对各类作品评头论足，诊所里倒是很难觅踪。他成立了阜阳电影评论协会，还在电影公司的资助下创办了《电影评论》小报，各县市区的文学艺术家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人送外号“不管部部长”。听说我在北京和《大众电影》的编辑在一起，立即赶来求见，这天下午，刘浩跟我一起在积三兄房间里等着见明星。我和积三兄谈论着剧本修改问题，刘浩在一边似乎有点紧张，坐卧不安的。等漂亮得耀眼的明星姜黎黎走进来的时候，刘浩呆了，忘记起身，等起身和姜黎黎握手又忘记松开。姜黎黎笑微微地松开手，向我们问候。她和积三兄聊天那叫个一见如故，好像我和刘浩都不存在似的。姜黎黎说起最近有些不舒服，积三兄想起身边还有个当医生的朋友，回头问刘浩，姜黎黎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方子吗?一直盯着姜黎黎看的刘浩脱口而出“吃点药(yue)吧!”从此以后，积三兄只要一见到我就问，那个“吃点药(yue)的老兄怎么样啊?”
没过几天，积三兄邀请著名导演苏里来京，为创作《苏里传》一书当面采访，收集素材。积三兄说，要写中国电影史，苏里必占一席。《平原游击队》《红孩子》《刘三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电影，都是他执筒导演的。除了采访，积三兄还想请他导演我们正在创作的电影。我自然怀着崇拜和景仰的心态与苏里导演相处，听他跟积三兄谈几部电影呕心沥血的案头工作，叙说他在广西山区执导《刘三姐》的时候，突然病倒，躺在担架上完成几场重点戏的拍摄。我感慨苏导的敬业，看起来很瘦却精神瞿烁的苏里淡然一笑，说我得对得起导演这个职业。
我说过曾经三次住在总参测绘局招待所，第三次是为了筹备拍摄电视连续剧《老子》。经过多年考证，涡阳县认定先哲老子的故里就在县城北十六里地的郑店。教科书和各类词典上白纸黑字注明老子故里乃为河南鹿邑，涡阳这样的考证震动史学各界，争论的交锋甚嚣尘上。涡阳动议拍一部老子的电视剧，以正视听。我受邀去涡阳、鹿邑等地采风，收集资料，大量阅读老子著述，天天背诵《道德经》，为创作《老子》做前期准备。这事儿我自然要请积三兄加盟，他很快联系了总参测绘局的黄喜民，通过黄喜民找到北影的梁晓声，看看能不能请梁晓声参与《老子》的创作。黄喜民就住在总参测绘局大院里，他是河南人，高高大大，爽快干练，他写过一本《红旗下的测绘兵》报告文学集，颇富文采。因为积三兄的推荐，他答应参与《老子》的筹备。得到这个消息，涡阳方面指派涡阳县老子研究所的专家郭光荣随我一起进京，住进总参测绘局招待所，方便接洽。黄喜民带我们去见了梁晓声，这位当年和现在都被中国人喜爱的作家当即就答应合作。我和郭光荣高兴得请他吃饭，他说不喜欢应酬，我们就在街旁的小饭店自斟自饮庆贺一番。
有梁晓声这张王炸，后来的事就进行得很顺利。我用了半年时间研读《道德经》，三去郑店和鹿邑考察，请教了河南省几位研究老子的专家，收集了很多有关老子的传说故事，然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写出电视剧《老子》剧本初稿。积三兄看完，这回没有说“再整一遍吧”，而是请出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主任张天民主导操作。电影《创业》当年被禁，张天民他们写信给毛泽东，回信就是那句著名的话：“此片无大错，建议发行”，而那位旗手骂张天民他们“告老娘的刁状”也成为“经典”。我和积三兄去张天民家拜访，一进门就看到装裱精致的“毛主席语录”——那件给《创业》的回信，工工整整地挂在面对大门的墙上。早年，张天民以他的处女作《路考》一炮走红，动乱年代结束之后，他的《开国大典》荣获百花奖，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炙手可热的影人了，有他主持《老子》的筹备，我们当然欣喜若狂，有一种万里长征已经快到陕北的感觉。后来事实证明，此言非虚。张天民先是请两位有经验的老编剧修改我的《老子》初稿，然后在保利大厦召开了有北大、清华和北京师范学院十一位国内顶级历史学家、文学教授参加的剧本讨论会。在保利大厦豪华的会议室里，积三兄作为制片人谈了《老子》电视剧创作的初衷，我谈了创作剧本的艰辛和对剧本座谈会的期望。十一位专家各自从人文、历史、人物塑造方面发表了不同意见，反对将老子搬上屏幕的有之，力推让老子通过荧屏让世人周知的有之，几位文学大师对剧本提出了详尽的意见。张天民主任做了总结，代表央视电视剧部表态，要把《老子》打造成经典历史剧。针对关于老子故里是鹿邑还是涡阳之争，他给大家留下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老子是世界的!
在讨论剧本期间，香港一家大集团总裁专程飞来北京面见张天民，表示投资拍摄《老子》，摄制组办公室就设在保利大厦，并计划在涿州建“涿州天民影视娱乐公司”。随后，积三兄拟出的各类申报计划书、申请拍摄报告等文件上，都使用了“涿州天民影视娱乐公司”的公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是万万没想到，东风不与周郎便，没等剧本组织第二次讨论会，张天民主任突然肝病复发，住进了医院，不久竟然驾鹤西去，令人扼腕，《老子》的拍摄也就此搁置。后来与积三兄见面，每每提起这事儿，我说积三兄上上下下联系，左左右右协调，全国各地奔忙，到头来功亏一篑，太遗憾了。积三兄淡淡一笑，告诉我换个角度看成败，你的《老子》剧本，能在张天民主持下，召集国内著名专家讨论，基本肯定了你的创作成果，是你创作升格的重要一步;然后上帝把窗户给我们推开了，涡阳方面重视老子的宣传，我们还可以另辟蹊径嘛!这几句话还真是醍醐灌顶，于是我释然。
也是机缘巧合，涡阳高炉酒厂转型改制，推出几种新酒品，亟需扩大影响。有人向高炉酒厂老总建议，以郑店有关老子的文物发掘为背景，写一部融入高炉酒元素的电视剧，作为宣传高炉酒的软广告。因为《老子》创作的影响，涡阳县委的一位熟悉我的领导推荐我担任编剧，我欣然接受，邀请积三兄加盟。我在高炉酒厂体验生活半个月，写出了单本电视剧(上下集)《吉星高照》。随后制片人积三兄单枪匹马到涡阳县委宣传部、高炉酒厂斡旋，争取到十数万拍摄经费，请来当年《凯旋在子夜》的摄像、导演沈小萌做导演。1992年11月，沈小萌带着几位京城演员和服美化道，一辆大巴连夜开到高炉酒厂内，当夜马不停蹄焚香开机，在涡阳高炉酒厂、县城内外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拍摄。酒香扑鼻的酒厂成了电视剧摄影棚。那年月拍电视剧还是稀罕事儿，无论在哪里拍摄都是人山人海，摩肩擦踵，有人攀爬到树上看景。积三兄不是忙着协调场地安排，就是指导沈小萌导戏。小萌很尊重积三兄，基本言听计从。平日里积三兄总是和颜悦色跟剧组里的人打招呼，关怀大家的生活。不过也有大发雷霆的时候。在酒厂酿酒车间拍戏，灯光开启，车间里如同白昼，场记已经打板，一位演员突然提出修改一段情节和台词，沈小萌不知所措。积三兄立即冲过来，厉声呵斥那位演员，修改剧本不是你的权利，有意见要不提前告知，大家坐下来修改，要不事后交流，怎么能临场发难?现在继续拍摄，你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我们就换演员。好在那位老演员还算识相，收回意见，拍摄继续。
《吉星高照》在涡阳拍了11天，素材片初步剪辑配音后请县委领导审查。就故事性而言，还算流畅，好看，领导很满意。没想到剧中台词里演员把亳州(bo zhou)读成毫州，领导不高兴了，说你们拍的是毫州,那我们亳州(bo zhou)不出钱了。积三兄闻讯，急忙从长春飞回北京，连夜修改台词，这才顺利拿到拍摄尾款，让后期制作完成，最终电视剧《吉星高照》得以于1993年3月在央视一套播出。
积三兄和桂生嫂子来过阜阳，那是筹备为临泉公路局拍摄三集电视剧《天路》的时候。临泉公路局的局长很有故事，人很热情、幽默，文友李策群是阜阳市公路局的科长，和这位局长是老铁，我和策群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发表后很有反响，那位局长同意我们的提议，拍电视剧。我们完成剧本初稿，积三兄要面见那位局长落实拍摄意向，打算顺便去黄山一游。积三兄携桂生嫂子驾临阜阳，先住在颍州宾馆，在我家吃饭，然后我和策群陪他们去临泉和局长接洽。谈定拍摄一应计划之后，积三兄和桂生嫂子去黄山旅游去了。本来一切按计划推进，不料剧本却出了问题。积三兄请著名演员、导演于洋出任导演，我把剧本也寄给了他。左等右等不见动静，催问积三兄，他有点莫名其妙，打电话问于洋，于洋却说一直未见到剧本。我也五里云雾，打电话和于洋沟通，他坚持没有见到《天路》剧本。我查了寄发挂号信的底单，的确寄给了他。也许于洋导演根本没有收到，也许半路丢失，反正剧本杳如黄鹤。当时也没有复印，再写根本没有头绪，于是《天路》拍摄就此泡汤。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里“肠梗阻”，积三兄只能抱憾。不过，阜阳招待客人的大盘上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电话里经常问“啥时候请我去阜阳吃大盘子啊!”
继电影《焦裕禄》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打算拍一部反映改革开放的兰考县人民发扬焦裕禄精神的电影。积三兄看重我，推荐让我担任编剧，寄来了长影厂文学部的约稿合同和写给兰考县委负责同志的函，委派我去兰考采访，收集素材，创作剧本《焦裕禄身后的人们》。长影电影制片厂，当年的电影制作龙头，能让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剧担当重任，这份信任和荣光，让我热血沸腾，夜不能寐。1997年六月底，我在兰考县县委大院里寻找县委书记办公室，大院依然还是当年焦裕禄在世时的大院，可以看到修修补补的痕迹，醒目的是满院泡桐树，我想，这可能还是焦裕禄亲手种下的。年轻的县委书记接见了我，还进行了一上午的采访。然后他叫来县委宣传部长，给我开一张可以在兰考县境内任何单位采访的介绍信，让我在一周时间内顺利开展了多方位的采访。于是我去了焦裕禄说“我是你儿子”那老人家里，去了那棵已成参天大树的“焦桐”旁留影，去了焦裕禄纪念馆……
《焦裕禄身后的人们》剧本完成，却发现同类题材的电影已经投拍，我又一次白费心血。然而，如果不是这次邀约，我恐怕没有机会两次到兰考拜谒焦裕禄，也是一种心愿的拾遗补缺吧。
积三兄因为户口在北京落实问题，加上桂生嫂子工作难以调往京城，一气之下回到了长春，创办了名噪一时的《电影晚报》，开创了影视报刊“晚报”的先河，据说当年发行了十多万份，风头强劲。我在阜阳帮助发行，通过影院、报刊亭零打碎敲的售卖，效益不咋地。我把出售报纸的钱寄给他，积三兄往往大度，几乎不够本钱，他还是把回扣的钱如数付给。我还在《电影晚报》上发表了一个上下集的电视剧剧本《花驴》，是和一位资深编剧合作的。《电影晚报》发排时编辑疏忽，把合作者的姓名漏掉了，这下捅了马蜂窝，有人到处宣扬我侵吞合作者的创作成果，故意为之，以彰显自己独立创作能力。我单位里有几位领导看我的眼光都有些异样，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而合作者那边更是视我为剽窃者。我去他单位解释，那几个平日里称兄道弟亲密无缝的文艺界基层领导和合作者冷眼相看我，几多嘲讽，令我如坠冰窟。直到积三兄在《电影晚报》上发文，表示“剧本《花驴》漏排另一作者姓名，是报社工作失误，特向作者表示歉意”之后，我被污蔑为“剽窃者”的流言方才慢慢平息。单位领导看我的眼光骤然平和，合作者还专门来登门道歉，说误会我了。积三兄专门打来电话，安慰我心态放宽，要怪就怪他审稿时疏忽大意。也提醒我，已经告诉他们是编辑漏排，还不放过，那这样的朋友不是真朋友，这样的领导格局小了。不过当年几乎要对我“剽窃问题”口诛笔伐的人已经过世，我也就在心里祝愿他们在天之灵安静下来。
我和积三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4年春天，我和河南几位作家带着国家林业局的介绍信去东北三省进行考察，撰写一部展现东北林业生态状况的文集。到了长春，第一件事就是联系积三兄，迫切想和他见面。积三兄接到我的电话，意外之外更是高兴，约我去他家班荆道故。我去了他在红旗街的住所，一壶茶泡出了我们多年没见的浓酽情感。从阜阳宾馆的那条鱼说到北京莫斯科西餐厅，从《老子》筹备前后说到《吉星高照》，从总参测绘局的红烧肉说到在我家吃饭时好喝的鸡蛋番茄汤……我们在他全家福的大照片下合了影。积三兄告诉我，桂生嫂子已经远赴美国陪一对优秀儿女读博，他马上也要离开长春去美国团聚。我们在城里一家餐馆小酌，彼此殷切的祝愿，各自道了珍重，依依不舍离去。
此后多年，我们一直在微博上联系，他不断以散文形式发来在美国的见闻，附上游览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照片。散文写得优美，优雅中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间或还有对陆续辞世的老电影明星、著名导演的纪念文章，读来流畅，亲切，很有感触。他在微博上的每篇文章都带有书法家、画家的字画，看上去很唯美。即便是发来的剧本，他都装帧得非常华丽，翻开来就有感官的享受。这期间，他还出版了几部书和自选文集。据我粗略估算，积三兄这些年每天写作都在3000字以上，可能更多。我羡慕他的文学功底，佩服他的创作能力。然而，直到桂生嫂子发来积三兄去世的消息，我才明白，这些年，他是在用生命创作!
斯人已去，音容宛在，积三兄在我心里已经扎下根，我不会忘记我们这多年的友谊，想他的时候，我就翻开我们的合影，看着看着，竟无语凝噎;念他的时候，就打开他赠与我的书，从字里行间寻找他的心迹。
积三兄，你在天国安息吧，记得这里还有个念念不忘你的老朋友!
二〇二四年八月七日于阜阳老庄子曰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