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某微信群里就在讨论胡适之先生的功过。说是讨论，听起来比较雅致，其实，就是辩论，颇似“大专辩论赛”，分正反两方，各持己见，火花四溅。
我对这样的辩论实在没有兴趣，一是正反双方对胡适之先生了解都有限，二是“有限”导致了各自的偏见，三是以当下的语境去讨论过去的人事。仅这三点，就注定了他们的讨论纯属嘴炮。
这样的讨论，其结果可想而知——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群主@我，要我说几句。我把2021年10月31日写的一篇《读书偶记(二)》发到群里。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进行过胡适思想批判，内容涉及胡适思想的方方面面，具体为：
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召集人艾思奇;
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庐;
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召集人范文澜;
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召集人冯友兰;
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召集人黄药眠;
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
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尹达;
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召集人张天翼;
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召集人聂绀弩。
其间，批判胡适的文章，主要出自文史哲学工作者，比较知名的有李达、张如心、艾思奇、孙定国。作家基本没有批判胡适，只有上海作家吴强写过一篇。胡适批判委员会里的成员茅盾、老舍和邓拓没有专门写文章。
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学者，除了一部分当时的理论家和后起的青年学者外，多数是胡适早年的朋友，只有周炳琳、周鲠生、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吴文藻和钱端升等少数人没有介入。史学界吴晗没有写文章，陈垣没有表态，还有陈寅恪、钱锺书也保持沉默。
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业已过去近七十年，当事人都已作古。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那一段历史，仍有颇多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无论哪一位大家，都是可以被批判的，这是无疑的。我的问题是批判什么，怎么批判，这是值得考究的。
批判一个人的思想或者学术观点的召集人，在我的想象中，起码应该是那方面的学术权威。换句话说，A批判B，A至少具备与B对话的理论水平。比如，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你至少要了解杜威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当事人，后来回忆说，他们连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著作都没有怎么读过。我们再来看这九位召集人，尹达和聂绀弩的著作我没有读过，自然无权评价，其他七位召集人的著作多少我还是涉猎过，可以说，这些召集人中的任何一位终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也没有谁能超越胡适。
在那场批判胡适的“运动”当中，侯外庐的《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汪子嵩和金岳霖合作的《实用主义所谓“经验”和“实践”是什么?》，体现了作者较为严谨的学术态度。诚如汪子嵩所言“金岳霖有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能引用杜威的话来反证，打得很准!”其他人的批判性文章却难以从学术上进行立论。
今天，我说这些，并非要为胡适先生辩护什么。我想说的是，批判谁，批判什么，怎么批判，都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学术批判不同于政敌之间的“扣帽子”，政敌之间“扣帽子”是非理性行为，而学术批判则应该是合乎理性。否则，学术就失去了学术本身应有的学术精神。
他们双方都偃旗息鼓，沉默了。我趁热打铁说，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对于张爱玲的说法，我深以为然。
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做鸟兽散，又讨论起中国当下的股市来。股票，我没开过户，自然是不懂的。他们是怎么讨论中国当下的股市，我自然也没有关心的兴趣。我也没有精力关心那么多的事情。微信群太多了，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成天在微信群里流连呢?
又有一个微信群里，有人谈起了武汉的作家。武汉的作家，知名一点的，我大概不是认识就是熟悉，有些还见过面、交流过，陌生的不多。对于这个话题，我倒是有那么点的兴趣。我说：“池莉，我读研究生时认识，人、文皆清新，但不够大气。所以，文章的气象始终是上不去的。方方，大气，有气象，当代文学史绕不开她。池莉，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这句话刚发出去，D君立即跟上一条：“方方是文人之耻。”我当然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接话。群里的W君私信我：“D君比较偏激，不和他讨论方方。”我说：“知道，您放心。我也没有和谁讨论政治话题的兴趣。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其实，敏感的话题无须讨论，永远各持己见。”“同意。价值观不同，无解。”他说。
我从群里溜之大吉。不过，倒是记起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的一句话:“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而已。”其实，每个人都为自己建立起一圈“监狱的高墙”，所不同的是那座“监狱”的范围和“高墙”的高矮不同。人们往往还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狱”与“监狱”之间有无交集。如果没有交集，鸡同鸭讲，讨论交流自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快餐文化”导致了人们思维的线性，也注定着人们之间的“监狱”很难存在交集。思维的碎片化也让人们失去了对于真理追求的勇气。更可悲的是人们对于苍白的理所当然的勇气。难怪木心先生谈到卡夫卡的小说《审判》时会说:“人类的上智者的痛苦，是明知真理是有的，可是得不到。下愚者快乐，无痛苦，他们不需要真理，所以他们没有失望。人类中多的是既不上智，也不下愚，忽觉有真理，忽觉无真理，忽而找找，忽而不找了。这是我的看法，但确是从《审判》中引申的。”
金克木先生在《少年徐迟》一文中说:“徐迟和我做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同的只是题目，这就够了。两人的话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彼此都听到不同的话，增长了知识，磨炼了意见，这才能彼此都开心，也得益。”这让我怀念起那一代文人的风骨来。
的确，一切艺术所营造的，都是那一座海市蜃楼，如果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那么，这一座无根却有翅的蜃楼，就是永恒的，绝对的，关乎美的理想表征。它若即若离，不断引诱你活下去，接近它，相信它，得永生。
美国著名的心灵导师，享誉世界的心灵书籍畅销作家，“一念之转”理论的创始人作家、演讲家拜伦·凯蒂说过：“永远不会有人理解你，认识到这点就是自由。”
于是，关于交流中遇到的种种，我又释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