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50多年的党龄。父亲是党员，对于这一点，他没有挂在嘴上，而是体现在一言一行中。同时，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子女诠释生命的价值，树立了榜样。
1970年，湖北省到我县学习考察农业发展经验，从我乡（当时称为公社）挑选了四位农技人员支援秭归县农业生产，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此时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心里一定不舍得离开家。但父亲服从组织安排，二话没说，简单收拾了行李，就告别家人，从太行山麓辗转到了3000里之外的长江之滨。
在那个年代，通讯联系全靠信件，每次收到父亲来信，我都很兴奋。母亲识字不多，都是姐姐和我念给她听。从不记得父亲谈及困难，每次都是说工作顺利、生活得好，叮嘱母亲勿挂念。每次信中都要叮嘱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每次都叮嘱我们要听妈妈的话，尽量帮妈妈干点家务活等。正是在父亲的远程教育和鼓励下，姐姐和我小小年纪就十分懂事。我于1986年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开学前的一个晚上，父亲一边乘凉，一边和我聊天，他说，咱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一个秀才，你能够上大学、拿上助学金，都是共产党给的，没有共产党，哪会有今天。他还说，上了大学，不仅要学知识和理论，思想上更要追求进步。现在想想，这是老父亲对儿子的党性教育，也是对儿子的几多期许。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依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入学后不久，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日后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2001年，父亲退休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党组织关系及时转到村里，无论刮风下雨，只要开会，从来没有缺席过，且每月都是按工资比例而不是按农民标准及时交纳党费。前些年每到夏秋两季，他参加秸秆禁烧，日夜值班，确保一方蓝天；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他和其他党员一起轮流在村口值班把守，守护村民健康；他还主动为村图书室编辑整理图书目录，粘贴标签，方便村民借阅。父亲深得村民信任，又会写毛笔字，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他记账和保管礼金、礼品；每年春节前，他都要为街坊邻居写春联，经常写到深夜。由此，父亲还被乡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父亲对土地和农作物有着特殊的情怀，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把家里的承包田当作试验田和繁育基地。从和父亲的聊天中得知，普通土豆的淀粉含量一般在11%左右，而他培育的土豆品种，淀粉含量可达到15%以上，而且他还繁育出红心土豆、紫心土豆、一圈红心一圈黄心等彩色品种。退休后，他在家里的自留地上培育小麦种子，亩产量达到1200多斤。每年收获小麦时，他都是人工收割，按照不同品种分类，一小捆一小捆晾晒在房顶上，然后一穗一穗搓下麦粒，用袋子分装并贴上自制的标签，不到一亩地，老人家需要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每次回到家，他都会掰着指头告诉我哪个品种产量多少、优缺点是什么。他希望把优质高产的小麦种子推广出去，多次把小麦种子免费送给种子站和农科院。
父亲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活计。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劳作是他唯一的爱好。退休后，除了种地，他利用农闲时间，每天都到村子周围和公路上捡拾废品，院子里堆满了废纸盒子、碎玻璃、塑料瓶子等。之后，他就推着他那用了几十年的独轮车，将废品送到十六七里外的废品收购站，往返一趟要30多里，摸黑回家是常态。我常听他念叨捡拾废品的好处，什么回收资源啦、保护环境啦，还可以有经济收益——一独轮车废品可以卖5元钱，前年总共卖了1200多元。我一算，这意味着他一年下来捡拾了240车。今年父亲已经80岁，依然风雨无阻地捡拾废品，早出晚归。他步履缓慢地推着独轮车行走在公路便道上的身影，也成了那条公路上独特的风景线。
父亲特别节俭，给他买的衣服常常放在柜子里，舍不得穿。一部电视机用了20多年，满屏的雪花斑点，但坚持不让更换。父亲自己舍不得多花半分钱，对待孩子们上学却十分大方，谁家的孩子上了中学、大学，他都成百上千元地给；他还热心于公益事业，拿出大笔资金支助村里修路。
不知疲倦的80岁老父亲，用行动告诉我：这是一个老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