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不少年轻人近似于疯狂追星，但他们追的多为沽名逐利之辈，与我心中的崇拜者是格格不入的。我崇拜研制两弹一星、发明国之重器的科学家，为国为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战斗英雄，同时也崇拜出征奥运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们……
我原部队的团政委，是我最熟悉、最敬仰的崇拜者之一。
这位北方出身的老领导，有着中等偏上的身材，久经风霜的脸庞上，五官分配得恰到好处，中流砥柱似的鼻梁上，常年搁着一副深棕色框架的老花镜，镜片后隐藏着的是一双刻着鱼尾纹的深邃的，能够洞察多彩世界的眼睛。当主人心情兴奋时，这双眼睛随着嘴角的上扬能瞬间舒展两行永远居上的眉毛;当困难来临时折射出的目光，又是那样果敢和坚毅;一旦与下属探讨问题时，流露出的目光却有如父亲般的关爱与慈祥。
20世纪60年代，他作为我所在部队的首长，其年龄也不过五十，白发就开始“控股”占据主导地位，让黑发点缀其中，足以显示他的资历和威望。
政委是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延安抗大毕业，上世纪60年代到我们团任政委前，曾在河南信阳炮校任过职，而他爱人当时就身为信阳地委领导，可谓革命家庭。
政委性格刚毅，说话直爽，廉洁清正，办事干脆利落，看得出他骨子里鄙视逢迎拍马、阿谀奉承的做派。恰恰这些不合时宜的优点，一直阻碍着政委仕途的发展。据说他在信阳炮校工作时，未能给前往视察的总参领导留下好的印象，说他有一股傲气。“此人不可重用”的帽子一直打压着他，而他并未因官运不济而气馁。他勤奋而不知疲惫的工作身影，常使我们为之动容。“骄傲者自有骄傲的资本”，这句话并不全对，但用在政委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但当年初识政委的我们，最先对他的感受还只是敬畏。
我第一次接近政委，是在全团新兵入伍的欢迎大会上。也许我是以地方干部身份入伍的，部队选我作为新兵代表发言。那时面对台下三千官兵，我只能强作镇定，更别说怎么打量台上端坐的领导们。
轮着政委讲话了，他一时低头看看自己的发言提纲，一时摘下眼镜面向台下鸦雀无声的官兵们，从他口里蹦出的每个字每句话，就像被太阳暴晒过的豆子，声音那样清脆、响亮且具有穿透力。后来才知道，政委所有讲稿都是他挑灯夜战亲力亲为。不像有的领导全靠秘书定制，上台照本宣科，甚至还闹出“十月革命一声炮”，翻下页“响”的笑话来。
领教政委的“利害”，是在一次晚饭后散步偶遇的。我们汽车连是团的直属连队，营房靠近团部机关和军人服务社。施工连队的官兵去军人服务社购物，必须借道我们汽车连的停车场边。我突然发现离我不过三五步远，政委正在命令一战士：“小鬼，你回来，再走过。”令其周而复始。原来那位新战士是去服务社，不巧正面遇见了团首长一时胆怯，便低头而过。战士见了首长，哪有不敬礼之理!那战士听到了首长的责备，以为是自己军容不整，即返回整理后就快步开溜，没想到首长并没有放过而令他重走。这次战士按照队列条令要求，摆手迈步，但还是忘了向首长敬礼。见这位战士一时并未愰悟，首长便亲自作敬礼示范，压低嗓门，严肃地说：“你要向我敬个礼嘛，我还你一个，你又不吃亏!”战士照做才过了这一关，我看到战士的脸蛋都红了。可见政委对官兵们平时的要求就很严。至此，亦使我在部队生活中养成了令行禁止，循规蹈矩的习惯。
第二次接触政委，是在一次惨烈的事故场景中。1968年8月，我部奉命执行中央颁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制止群众武斗，到湖北省襄樊市收缴各造反派组织的武器，尔后将这些武器移交给当地政府的武装部门。但移交时出现了疏漏，将一枚生锈的“60炮弹”当成垃圾丢弃在团警卫排菜地旁，恰被一名好奇心强的田姓新兵用手榴弹壳击发，这位战士当场毙命。我听到巨响飞奔到现场时，政委也即赶到，他拨开围观人群俯身到这位满面黢黑，满身弹孔的战士跟前，我看到政委两眼满噙泪花，那张阴沉痛苦的脸，就像一位顿失亲子的老父亲……
第三次接触政委，是他来到我所在的汽车连蹲点。那年代，部队每年年终都要进行“五好战士”“四好连队”的评比活动。我们汽车连因连年出事故而一直未能上榜。团首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便亲自下到我们连队。当时仅有初中文化的我，被连领导戏称为“小知识分子”而调任连部文书，当年连队的书面年终总结就出自我手。政委听后便吩咐连领导：“让文书下排锻炼。”指导员不仅把政委指示直接告诉了我，还随即令我下排当了个副排长(那时副排长并不是干部)。
此后几年，由于团领导更换，政委被调走了，我也离开汽车连到团军务股当了个小参谋，我与政委也就这样分离了。
人们常说：“机缘是有一定的。”这话真的得到了应验。
1976年，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又一次与政委亲近的机会。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把援助柬埔寨，重建柬埔寨空军的任务，交给了武汉军区空军。老政委时任武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他受命于援柬工程技术组副组长并正在调兵遣将。因受援国不接受政工编制，专家组汽车队尚缺一既会开车又善政工的副队长。凭我多年前给他留下的印象，老政委“钦点”我担任了该职务。1977年初至1979年初两年间，我与老政委同吃一锅饭，同住一幢楼，可说是同工同宿，对昔日的政委有了更深的了解。
政委的文才得到了国内相关部门的首肯。专家组每半年或一年要将援柬情况向总参和外经部作书面汇报，而文字报告的起草，按照政委的安排，主要落在了我和高山(空军汉口医院教导员)两人身上。每当我们拟好草稿呈报政委或政委召集共同研究定稿后再报送国内，一直得到两部门的好评。
正如前文提到的，政委的口才令所有聆听者赞叹。我国驻柬大使馆经参处每年召开一次政工会，十几个专家组的中上层领导与会。作为援柬最大专家组的副组长(政委)，受经参处委托出面组织并作大会总结发言。我国时任驻柬大使孙浩亦到会莅临指导。我毫不夸张地说，政委的组织能力和口才比使馆领导有过之而无不及。
政委坚定的政策观念和强烈的工作责任心，深深感染着我们。他常利用专家组大小会议，给全体援柬人员敲警钟：不管柬方人员对我们是否友好，大家都要随时做到内外有别，谨言慎行。两年间，专家组300人中无1人违反外事纪律。
当发现柬方人员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我方援建工地滥杀无辜，特别是得知波尔布特政府借肃反大肆进行内部清洗，甚至殃及柬中央领导，导致政府副总理温威、内阁部长胡荣和大军区书记朱杰、贵通都惨遭枪决时，我看到政委因坚守不干涉别国内政，保持最大克制而流露出爱莫能助的痛苦表情。
政委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1979年因越南侵柬，元月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沦陷。在往波成东机场乘机和去磅逊港乘船的撤退方案受阻后，我们按国内指示于7日晚从柬埔寨驻地磅清扬乘车北辙至泰国。在前途渺茫，后有追兵的紧要关头，政委乘坐的是整个车队的最后一辆汽车，为所有中国援柬人员和使馆工作人员殿后，体现了政委的胆魄和献身精神。直到马德望市后，政委让我为他开车，把自身安全托付于我，也体现了政委对我的高度信任。
回国后一年多，我没有主动联系政委，没想到政委一直关注着我。
1981年，我在空军郑州医院任职，武空后勤部政治部干部科科长亲自给我来电，动员我从郑州调往武汉。于是，我得到了在武空后勤专业干部教导队工作的机会。一天，已经离休落户王家墩干休所的老政委，徒步到离干休所不远的教导队来看我，这使我受宠若惊。他知道我回国后并未得到提拔，临走时还一直安慰我：“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再后来，我挂职空军汉口医院转而直接调到后勤部干部科。我深知我的职务晋升得到了武空政治部和后勤部有关领导的关照，更是老政委背后为我“使劲”的结果。
我崇拜老政委，感恩老政委。正由于有了无数像政委这样的老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我们国家才有了今天的不断强大，人民才有了今天的幸福和安宁。
不忘过去，开拓未来，是历史赋予年轻一代的义务和责任。老一辈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上，砥砺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