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姑从柜中，拎出那双白底黑帮，两排乌眼，穿插着鞋带的男士棉鞋时，爷并没惊慌，只是像个受气的小学生，低头默不作声。
鞋，原本静静地躺在柜子一隅。柜是横卧的大柜，两米多长，很乡土的朱红色，漆着花饰。这种柜在东北很常见，几乎家家都有，融汇了俄罗斯、日本与本土风格。上开盖，像两口箱子并在一起。隔几年上一道漆，画师又描又绘，那时的手艺人都是艺术人，不用打草稿，花鸟鱼虫活灵活现。用旧了，便有了古意。
大姑举着问：“这是谁做的？”
二姑道：“人家哄你钱的！”
老姑提出奶的骨灰盒：“你对得起我妈吗？”
也就是那天，我知道奶的骨灰一直存放在那口画柜里。她走了十多年，一刻都不曾离开这个家，只是换种形式与亲人们在一起。
三个姑很激动，也很嚣张，站在地中间连珠炮似的对爷开火。爷很木讷，也很愧疚，批斗会持续很久。那双崭新没上过脚的手工棉鞋，被二姑拿到院子里，用斧头狠命地剁成几截，碎屑飞出去好远。
做鞋的老太太姓于，与爷家隔条胡同，抄近路两分钟即到。两人恋情持续多久，没人知道。能一针一线，打袼褙、纳鞋底、上帮，整个过程足够琐碎，也足够漫长，况且是个老人。
对那个老太太，我没啥印象，也谈不上喜欢，和姑们观点一致。好好的家，多出一个陌生人，爷的爱被分走，别扭而无法接受。那段时间，爷行踪诡秘，每晚既没去张聋子家下棋，也没去老杨家喝茶。二姑、老姑侦察许久，方发现蹊跷。
我们仨借着月光偷偷摸去。单独的小院，木门一推就开了。院内静悄悄，从窗户洒出微弱昏黄的光。三个人贴着墙根，慢慢移向窗口。月色清冷，深灰的云层飘浮在夜空，没现代化建筑的当时，那样的小院恍若四通八达的古村居。
二姑身穿赭褐色线绨棉袄，嘴巴嘎巴着，用手指了指。我侧头探脑，爷四平八稳，盘腿坐在简陋的土炕上。室内幽暗，看不清物件。老太太也盘腿对坐着，两个人很有仪式感。
我们仨鬼鬼祟祟返回，站在灯下，研究半天，最后由我单独再去。我抄着手，拐过巷子，理直气壮，急匆匆到那儿。在窗外“当当”两下，喊声：“爷，来客了。”便转身往回走。爷起身，背着手，撅嗒撅嗒跟在我身后。那年，我十岁，并不怕爷。他对我总是笑眯眯的，疼我，从不舍得责备我，凡我做的事，都正确。对两个姑，却不一样，二十多岁的人，还挨他的皮带。
无法评价他的暴躁与和蔼、善良与自私。但姑们爱他，一说起咱爹，满口自豪。多年后，在北京前门一家简陋的小旅店，我说起爷用皮带“啪啪”打她们。二姑笑着说，那日子咋过的；说起那个老于太太，奶四十二岁就走了，爷的孤单落寞，以及我们的做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爷有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三个姑默然不语。生活教会我们许多，但当时，那种事是遭人非议的，所以爷低调。只要晚上爷不在，两个姑便说，到老于太太那儿把你爷叫回来。爷便乖乖地跟我回家，她们不敢去叫，怕爷发脾气，直到发现箱子里的定情物——那双黑色灯芯绒棉鞋，两个姑才去铁道南把出嫁的大姑喊回来，有了这场暴风骤雨的批斗。
过后，老于太太来找爷，端来一盆土鸡蛋。被二姑连盆带蛋一起扬到院子里。那个磨得锃亮、略带坑洼的银白铝盆在雪地里，哐啷一声，滚出去好远，蛋壳蛋液碎了一地。
二
爷家的房是一九六九年盖的，原来的房是当的，后来成了死当。建六小学时，被征了去，另给了地号，赔了一百二十元钱。再早的房早没了。爷手松，有多少钱，花多少。爸单位闹政治运动，他回去建了房。俄国人走后，留下不少烂石头围子。爸到铁道南一块块撬下来，再蜗牛样一块块背回家。三间瓦房，砌有一米多高的石头墙，三开扇双层大玻璃，亮堂堂。左右出场很大，廊下抹地坪。斜对面盖了三间仓房，一到春节，贴上物资满仓的红纸。院子很大，前面是园子，种着海棠、樱桃、指甲花、蔬菜等。用木栅栏围起。木头大门，在胡同最里面。
建房花了一千多元钱，爸妈用光所有积蓄，借了不少。姥姥家的七十元钱没还。姥爷和双胞胎舅舅帮着盖了八个月，每日清早赶着马车来。姥爷是个倔强的乡村小老头，黑棉袄黑棉裤，戴顶棕色毡帽，打着绑腿，捆着腰带，唇上黑黑的胡子像排刷子。一摆手，说不要了就不要了。爸说，过后还了；妈说，哪有，我爹就没要。爸说，那也用别的形式给了。妈腆着肚子，怀着弟，给工人们做饭。余下的债，爸带到单位。屋落成后，妈抱着我也去了黄沙滚滚的风陵渡。
铁路单位永远是战斗劳作的场景，有了俩弟后，妈连背带抱带牵，把我们弄到工地。在石堆旁铺个小被，让我们坐上面。北风呼啸，吹着她柔软的发丝，她在旁打石碴——把一块块大石头敲碎，变成大小均匀的路基石。大石头，放炮，炸山获取。若在中原，由火车运来，所以叫卸货车皮。那些石头很大，得用撬棍别。打好的石碴，堆成平平整整的方堆，待爸他们来量，多少方付多少钱。我三四岁，站在旁边，就知道线松点，妈就多挣点。不做，就没得。
在最早的铁路建设中，每块路基石都是人工打出来的。
待我八岁，回到老家。老家的情景自是繁荣，甚至是繁花似锦的。
爷喜欢我，把我留下。
那样的日子足可以夸耀。爷种了几窗台花，茉莉、玫瑰、君子兰。爷放一盆紫红月季在栅栏旁，下瓢泼大雨也不往回收，声称要验证它的坚强性。我和爷站在窗玻璃后静静观察，又慌不择路冒雨去救，结果花被活活打死。爷蹲那儿，久久不语，摆弄着残枝，我弯腰立在他身后。
爷买回两只长着螺旋犄角肥坨坨的老绵羊，一天到晚咩咩咩。又买回一大摞比磨盘还大的豆饼，掰碎或上笼蒸，用铡刀一片一片切着喂。抑或拿着柔软的细鞭，赶到很远的铁道边吃草。荒野无声，他独自坐在废弃的铁轨上。夕阳西下，红红一片，几枝凄凉的狗尾巴花，孤独摇曳着。
晚饭时，他慢吞吞赶着羊回来，出现在狭窄的胡同口。
夏天，爷说羊热了，得脱衣服，便请来剪羊毛的，贴着羊皮推。一个卷一个卷的羊毛像厚实的云朵纷纷坠落，灰黑的外表下，竟如此洁白。羊立马瘦了，再一个小卷一个小卷往外长。羊毛堆在仓房，等贩子来换钱。
爷喜欢动物，凡动物都喜欢，不计成本，没名目地喜欢。
爸儿时，爷还喂过猪，不止一头，十几头。爸和小伙伴骑着最大的大老黑，满院跑。爸的三叔专门给爷放猪，啰啰啰，在城市很壮观。喂兔子，吃光家里所有粮食。
有我们后，爷养了一只大公鸡，四五岁小孩那么高。红冠子，威风凛凛，飞墙上树，是只看家鸡。大姑儿子的脸被叨了一条血口子，现今五十岁的人，还留有疤。爸妈带着我和大弟回去，大弟笨，软骨症，两岁多才会走路，蹒跚着走不快，公鸡不识小主人，追着按在地下叨。爷喜欢大孙子，一气之下，把公鸡宰了。大姑说爷偏心，外孙子就不是孙子啦。
三
儿时，陪爷看电影，一老一小，并排走在马路上，厚厚的冰。爷穿件快到脚踝的皮袍子，戴顶皮帽，雪白的山羊胡子，个子高高的。皮帽子像锅炉的顶，帽耳朵翻过来，露出雪白的羊羔毛。爷的胡子纹丝不乱，要用木梳梳。洗脸时戴一个套，掉一根，都心疼。
路灯袅袅，那样的冬夜异常寂寞。我边走边仰脸看他呼哧呼哧喘粗气，胸前的衣服像小山包起伏着，白雾从他口中弥漫开来。
“瞧，这是我大孙女，聪明着呢。”走哪儿，他都如是说。儿时贪玩，跳橡皮筋、打沙包、攒嘎拉哈，晚上和老姑冒雪跑文化宫。凌晨四点想起作业，揉着眼喊爷。爷开灯，披衣坐起，把两个姑唤醒，沏茶倒水。窗外雪皑皑，我趴在被窝里边写边睡，铅笔在本子上乱戳。老姑在地下急得团团转，哈欠连连，一迭声问着，完了没？
爷喝茶，得有人专门续水。
第二天，放学回家，爷与棋友慢条斯理挪着棋子，说，我大孙女的字，那写得叫龙飞凤舞，闭着眼都能把作业做完。
爷盘腿坐炕上，看《参考消息》，谈论着遥远的米（美）国。室内温暖如春，两个姑打开暖气包的水龙头，“哗哗”放水出来洗头，雾绰绰。二姑拎着水淋淋的头发，抬脸说着什么。我往炉上方的水箱加水、发炉子，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对漂亮的“白玉”，在笼中温柔怀孕，产下四个宝宝。爷让老姑打来一盆清水，把四个鸟蛋放水中。若转，便是活的；不转，便死了。两个孩子健康长大，是混血儿，黄绿羽毛，带着它爸妈漂亮的胎记。
爷和姑支上面板，做油茶面。面粉炒黄，用细筛子筛匀，拌上糖、香油、炸熟的芝麻。柔软细滑，香喷喷。再用牛皮纸袋封好，喝时，沏上一杯。
也做鸟食。上好的小米，打上鸡蛋，拌匀，上笼蒸。晒干后似石头，再碾碎，还原成小米颗粒。黄悠悠，一粒粒似金子。
笼里高低错落放着三个核桃大小的白瓷杯，一个盛水，一个放煮熟的蛋黄，一个放小米。上午九点，爷穿着袍子，提着笼子出去遛鸟。笼外用蓝布做一个套，上圈口是松紧的，下口敞开。
那样的生活，很像日子。
冬天，爷坐在狼皮褥子上，接待宾朋。家里有个玉蟾蜍，爷放在被窝子里，摩挲得油亮。每刮一下，“呱”的一声。
写字台上摆着一对镂花双耳瓶、铜台灯，粉红梳妆镜是爸妈结婚时的，还有一个调波段的红波牌收音机大匣子。
二姑二十七岁了，给自己准备了嫁妆，缎子背面，枣红色灯芯绒褥面，龙凤呈祥，大朵大朵的牡丹。每次来客，都要打开，华丽丽铺一床；或两个人抻着，赞赏一番，再小心翼翼叠好，放进炕柜。炕柜也叫琴柜，琴即寝，由寝柜演绎。柜上码放着被子褥子。琴柜很大，夏天我躺在上面看书。东北的卧房便是客厅，外屋等同江南人家的堂屋。属序曲，进屋方是正礼，而炕是最尊贵的位置。有身份的人方上炕，小辈坐椅子上，这在《红楼梦》里多有体现。可窥见东北人易接近的性格，南方人则含蓄多了，卧房很难对外敞开。物资紧俏，二姑在百货商店上班，近水楼台先得月。
爷半夜管她要生活费，她不给，每月十五元钱。
“平咋不给？不也白吃白喝。”
“平还没工作。”
“她有爸妈。”
我迷迷糊糊，被二姑拎起，惺忪着眼，不知咋回事。写信，管你爸妈要钱要粮票。二姑愤然道。爷打了她。
白天，我脱下他们给我买的衣服，翻出妈寄来的红格子衣裤。痴痴地踩着小板凳，踮脚去看写字台上方镜框里爸妈的照片。爸妈抱着我和大弟，在北京新大非照的，上面写着无限热爱毛主席。妈梳着两根小辫，垂至肩头，白衬衣很干净。爸，灰褐色衬衣，两个人都瘦。
我巴巴地看着，想着自己也有爸妈，只是很陌生。这一想，忽悲哀起来。
镜框里还有奶和大伯大娘的照片。奶长得不好看。大伯大娘肩并肩，大娘眉目清秀，漂亮的丹凤眼，一条缎子丝巾在右下颌打着花结。妈说像古兰丹姆。
“咱哪个嫂子好看？”
“当然咱大嫂。”
“你妈败家，不会过。上街买块布，寻思都不寻思，一剪子下去，不是胳膊瘦了，就是前后襟短了。”一个姑看着我说。
“二嫂是农村的，咋配咱哥。咱哥多聪明，学习好。不娶她，就好了。”
“可不是，有年人给咱哥介绍个老师。”
“那咋没成呢？”
“谁知道了。”
“那也不行。咱哥要是找个城市的，那就没平了。”一个姑疑惑道。
一个不答。稍后迟疑道：“还不是会有孩子。”
“那也不是平呀！”
无事的夜晚，我们仨坐在一起，讨论着爸的婚姻和我那个在遥远地方吃苦耐劳的妈。我甚至私下研究爸不娶妈，到底有没有我的问题。
我现在喜欢乡下，连空气都是金贵的。那时不，乡下，一个可耻的名词。
在老家待的几年，我对妈是淡漠的，甚至瞧不起。看着她带两个弟回来，竟无限悲怆。瘦瘦小小的女人，穿件肥大的大衣，一点也撑不起来。朴素的短发，见人时，下意识往后拢一下。下着鹅毛大雪，赶回娘家看她妈。我不大叫她妈，她想和我说话，我也不太理。
俩弟在炕上玩气球，穿着一模一样，笨笨的棉袄棉裤，罩着灰色小立领中山装新衣裤。领口缀着红领章，仰脸蹦着推气球，红气球在空中一飞一飞。
爸妈是早上五点多走的，领着俩弟。外面漆黑，我半夜起来穿好衣服，又躺下，想着要不要去送他们。最后还是犟着没起。两个姑去送。我蒙着被子，听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外屋哐当一声关了门，在被子里偷偷抹眼泪。
妈来信问，平长多高了，想家不？三年级的学生了，该给家来封信，寄张照片了。
二姑领我到铁道南照相馆拍了照。斜身，浅黄碎花上衣。两根辫子窝起来，扎着头绫子，龇着牙，笑得灿烂。细长的照片，四周压成锯齿花。
信咋写？我问。
你想家不？我说不想。那就写不想。
妈拿着信哭，说我不想他们。
他们再回来，家里只有我和妈时，很尴尬。她问我在这儿好吗？我扭捏着说好，提起钱和粮票，又泪水涟涟，忙用手背去擦。妈把大姑喊回来开家庭会议，说了奶的医药费和做房子的债。奶在铁路医院住了六年院，医药费报销一半，另一半转到爸单位，在爸每月工资里扣，有一千多元钱。妈结婚时，并不知晓这笔债。做房子，又欠了七八百。
妈说了在外的艰难，还不清的债，还有俩弟要养，每年长途跋涉往家返。走时，多少放点。空气沉闷，他们默不作声。
我又想起姑们给我梳头、做饭、洗衣的场景，也算给我当了四年的妈。
四
小学五年级，我回到铁路单位。爸妈在北京给我买了新衣服，不知谁花十元钱，给我买了一枚戒指，黄箍子，镶着红宝石，我戴在手上。两个弟寄放在邻居家，听说爸妈回来，疯跑着来接。浑身是土，膝盖竟有补丁。他们不理我，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
二姑小姑相继嫁人。我初一那年暑期，爷有信来，要卖房。房子原来就卖了半间，不知爷咋动的心，那家给了一千五百元钱。做婚房，半间肯定不够，人家要的是这块地，旁边接出一间，另盖了厨房，还有很大出场。门前院子，划走一部分。两家走一个大门，爷的大门。
结婚那天，噼噼啪啪，借爷这边待客。我哭闹着要出去玩，不看家。老姑赶着去约会，我俩犟着吵起来，我胸前挂把钥匙，坐在地上，号啕起来。
爷开始后悔。好好的院子，多出一户人家，房子不再成形。又怕爸埋怨他，调转回来不够住，遂买回一大堆木料，堆在房山，准备在铁道南再盖一所房。
这次是全卖。我们全家回到东北那座小城。二姑刚生了孩子，戴着白帽子坐在炕上，她已从百货公司调到长春乘务段。二姑父单位在红旗街给他们分了一间偏厦子。
大人的事，我不太明白，也许爷觉得自己过太孤单，或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故这个家要卖掉。不明白爸带我们回去的原因，是商量，还是阻止。若干年后，我问过爸，为什么市中心好好的院子说卖就卖了？爸说，爷做啥，他都同意。对爷说，那是他的房，想卖就卖。
那些漂亮的青花大盘、淡绿蟾蜍头石蒜臼子、紫红写字台、大柜，还有堆积如山的木料，用板车一车车推往道南大姑家。几个大人，奋力在前，我跟在后。过铁道时，红白栏杆放下来，路上满是煤屑。灰灰的天，火车轰隆隆。
这个城市以铁路为界，分道南、道北两部分。天桥很高，交叉的黑色铁质护栏，像电影里的卡桑德拉大桥。俄国人修的，适合旧时代，提藤条箱的人走来走去。大姑家住的尖顶黄房子，也是俄国人修的。有个大院子，种了一大片油绿的玉米。
房子清空，家徒四壁。不断有山东老乡，过来嘘寒问暖。爷抱拳作揖。大家边收拾东西，边迎来送往，忙乱中有种喜庆且悲凉的气氛。有个盲人，打着莲花落，摸进院。大家挥手让他走。爷招手让他回来，说，给我大孙女算一卦。不知盲人嘟嘟囔囔说了些啥，爷很落寞。他巴望着我以后有出息，能上大学。人家说一元钱，爷掏出两元钱，一个姑上前阻止。他隔着姑，举着票子左突右冲，执意递到盲人手中，再拱手作别。
姑甩手走开。
爸和弟赶着羊，送到二十里外二姑父农村的家。爷不舍，蹲着抚摸着最小的羊羔。羊依偎着他，伸出粉嫩的舌头，一下下舔着爷的手。羊已七八只，俨然一小队，慢腾腾，摇晃着肥硕的身体。头羊弯着粗粝的角，走了，又折回来。爷扬了扬手。
不记得我们是怎样离开那所充满温馨记忆的房子，上的火车。最后的一眼，是否充满惆怅。在长春大舅、姨妈，以及二姑的新家逗留数日，开始往铁路返。
总之，爷的家没了。
火车即将开动时，二姑跳上列车，在车厢连接处，拉着我的手低声道：“平，以后，爷去你家，记住，谁对你爷不好，你都不能。你爷最疼你，不能让他白疼。”她说时，泪流满面。我抱着茶杯鸡啄碎米，一个劲点头，眼泪一颗颗往杯中落。
五
房子卖了五千五百元钱，当时的大数目。爷说，谁对他好，就给谁家过生活。爸妈一分钱没要，妈存有私心，接了钱就要养老。妈说爷不好伺候，那日子没法过，宁可自己拉架子车。
爷暂住在长春二姑家，八平方米小屋，做饭也在里面。二姑两口子睡折叠沙发，中间挡个帘子，爷和他们的孩子睡床上。
对于享受惯了的爷，那种日子也许并不理想。
再次见爷，已是初二寒假，几个月工夫，像隔了许多年。爷已住在山东大伯家。爸带我途经徐州，深夜至那儿。清冷的公交站台，我和爸跺着脚，等待第一班早班车的到来。大伯是否去接，已然忘记。冬天，没有雪。天不亮，经过岗亭拿枪士兵的盘问，夹着一股寒气，敲开了二楼大伯家的房门。
开门的竟是大姑，室内灯光雪亮。有点像天方夜谭，她怎么会在这儿？我百思不得其解，惊喜且开心。人小，对地理位置尚模糊，像天涯。
后来得知，爷在此之前，走失过一次。或许言语不合，或许爷生了闷气，提着鸟笼子去了泰山。无人知晓他坐的哪班车，怀着怎样的心情，一个人瞅着窗外哗哗流淌的树木来到泰安车站，再辗转泰山脚下，一步步登上玉皇顶。用了七天时间完成了一次无人知晓的出游，然后悄无声息下榻在市里的一家宾馆。
大伯家家翻宅乱，全院士兵和工作人员出动，找遍整个城市。连着几夜没消息，不得不拍电报回东北和给我们家。
就在大伯焦头烂额、极度失望之际，有电话进来。工作人员拿起听筒，对方指名道姓找大伯。工作人员道，首长，电话，态度挺横。大伯正心烦，接过话筒没好气道，找谁？你！对方简洁有力。你是谁？我是你爹。大伯想，这人不仅横，还骂人，正想发作，一拍脑门，哎呀呀！可不就是自己要找的爹。问明地址，连忙叫车去了宾馆。
服务员说，老爷子已在这儿住了两天，可有派了，进门，非要一间朝阳的房，让把鸟笼子冲太阳挂好，那鸟叫得可欢实。服务员拉开抽屉，引大伯看，一抽屉的钱。服务员说：“买饭，我们自己拿；剩下的钱，放回抽屉，老爷子看都不看。”那些钱，应是爷卖房的钱。
战士提着鸟笼，大伯跟在爷身后往外走，搓着手道：“都以为您丢了，让我们好一顿找。”爷背着手，头也不回哼道：“到了联合国，我也不会丢。”
我们去后，爸单位有事，当天就回了。那时大干快上，热气腾腾修陇海复线，职工家属，日夜加班，半夜还要扎钢筋、倒预制板。爸做材料，通宵达旦在灯下赶报表，噼里啪啦打算盘。与此同时，大姑也走了。爷留我，大伯大娘也留。爸说，二十天后，他来接。
两室一厅的房，我和堂妹住一间，大娘一间。屋外走廊一大间，摆着三张单人床，住着爷、大伯和堂弟。大伯常开会，不落家。堂弟比我小一岁，那年读初一。他妈让他去开水房打开水，顺便带几个馒头。不知为什么，他提着壶在楼下，指名道姓，扯着脖子跳脚骂他妈。大娘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嘟囔着这孩子咋就这么不听话，并没别的举措予以制止。只等儿子骂够了，才消停。
我帮她包饺子，海虹馅的。她夸我会做事，说，有这样的女儿该多好。又问我会不会踩缝纫机，我说可以试一下。见过妈一夜夜“突突”地给我们做衣服，换线梭子、上皮带，也见过爸修理，并非什么难事。我果真上缝纫机，“嗒嗒嗒”，给她跑了两双鞋垫。大娘很开心。她的房永远锁着，是挂锁，有洁癖，儿子女儿也不让进。一天到晚戴着白帽子，拿着鸡毛掸子，打扫灰尘。缝纫机放在她卧室，只是个摆设。房里陈设简单，无非山东粗布蓝条被单被褥，外带几个柜子。大娘是朝鲜族人，人漂亮，白净细致，大伯当年为追她，下了不少功夫。大伯在珍宝岛战役中立过功，驻扎延边时，已是一名年轻军官。看上大娘的清秀，锲而不舍地给人家挑水做饭。部队临开拔，他装哭，感动了两条大辫子大娘的爹。结婚后，大娘随了军。
那些日子，大娘把我当成知心人，边包饺子，边述说她结婚时的一穷二白，没借到老人光，孩子如何自己带，如何生病，如何上幼儿园。不知谁寄来一件毛背心，几种旧毛线织的云云。说老爷子喜欢我们家，我在东北读了四年书。我至今记得，她说话时的委屈神态。她是个好人，温柔有教养。但若看到妈是如何把我们养大的，如何做事，便会明白啥叫不易。天下的媳妇几乎都一样，多少年说着同样的话，挑着同样的理。她不知道我们没幼儿园上，上学条件差。新工地没建好，旧工地还没撤，常放鸭子，处于真空状态。先到地方学校读两天，等一年半载建好，功课早耽误了。这也是我回爷家读书的原因。
有一次，大伯到郑州开会，途经夏邑，下了车。见妈干的活，红了眼圈。说妈太苦了，是老崔家的功臣。三个孩子教育得好，太匆忙，没给妈买个金戒指。也许觉得，老崔家欠妈一个戒指，黄金是对一个媳妇品质最好的承认。那件毛背心，我怀疑是妈织的，阿尔巴尼亚针，我也有一件，人都说漂亮。妈说她没织，自己穷，十多年没和人家来往。
大娘倒是真心待我，见过的不多几面，曾冒着烈日，骑自行车给我买过一件果绿色柔姿纱上衣。亲切地唤着平，平。怠慢几个姑，有个姑父从东北风尘仆仆到那儿，她正在厨房切菜，听到敲门声，开门拿着刀，胳膊撑在门框，说你哥开会去了，便关了门。
姑父瞅着门发愣，转头去了旅店，又转头回了东北。
她和爷不大讲话，但也不可能拌嘴。爷更不会，多半待在自己房中。我在时，见爷自己弄盆水，蹲在地，闷不作声揉着衣；或像根柱子，一动不动望着窗外，一站就是一上午。窗外除了苍灰的天、冬日枯枝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和几个新兵在雪地里来回机械地迈着正步，什么都没有。
爷有气场，顶天立地。
大伯家铺着白瓷砖，厕所里放着苹果，海鲜一麻袋一麻袋总有士兵扛来。二楼走廊对面是放映厅，一天到晚，国内外电影不断。其他房间灯火辉煌，打乒乓球、打台球、下象棋的，丰富多彩。
那样的生活真不错，如果爷能在那儿安静地待下去。
他家有两台洗衣机，大娘和堂妹一台，堂妹那时还小，上小学一年级，大娘只给堂妹洗。大伯和堂弟一台，大伯领口油腻的白衬衣，搭在爷房间的椅背上，一搭许多天。大娘说，让大伯自己洗，锻炼身体。
暖气太热，我喉咙疼，爷慌了，非叫大伯带我去看。
不知为什么，大伯从济南开会回来，在厨房和大娘吵了起来，不知是做饭做晚了，还是有什么不对。大伯先发的火，大娘回了嘴。大伯把黑炒锅哐啷一声，扔在地。
大娘把自己反锁进卧室，三天没吃饭，用绝食抗议。大伯让我去喊，我端着饭，没敲开。晚上，大家睡下后，大伯在门外，低声下气喊着桂槿，桂槿！央求着开门，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几天的饭是从食堂端的，还是大伯做的，已记不得，总之家里静悄悄。后来大娘单位来了几个人，把门敲开，在里面低低劝着。
爸并没来接我，我已很想家，瞅着窗外吧嗒吧嗒掉眼泪。爷来回踱着步，忽然要走，不容分说，说走就走，刻不容缓。
小车子直接开到站台，战士没买到票，和列车员说，上车补。我和爷站在拥挤的走廊和大伯挥手。随着列车开动，大伯穿着军装的身影渐渐倒退。
六
到餐车补了票。到济南，有卧铺腾出来，爷说买一张卧铺票。我说别买了，九个小时，站一站就到了。爷说他站不起。一九八二年，爷七十岁，瘦高，长脸，雪白的胡子，腰板直直的，穿着腋下系扣的黑棉袍。羊羔毛里子，爷的衣服能立起来。
卧铺票十元钱，车厢宽松。我和爷对坐在小窗前，瞅着窗外冬季沃野千里的枯槁景象，对爷说，家里条件差，不能和大伯家比，只一间半房，会受苦。爷说不怕，也许他觉得二儿子家再差都是好的。到徐州站，停车十五分钟，他非要给我买火腿肠。我不让，他气喘吁吁跑下车。我隔着窗玻璃，看他在站台上，往相反的方向跑去。我到车门口等他。不大一会儿，他抱了一大包火腿肠，一级级踩着踏板往上爬。十五元钱的，他放到小桌上，胸口起伏，喘着粗气。
天黑了，他让我睡，自己坐着。然后一老一小，靠着打通腿。黑黑的车厢里，外面照进来的光明明灭灭，火车呼咚咚，又无声无息。半夜到的砀山，在那个寒冷狭小的候车室，爷急切地来回踱着步，问还有多远。也许寒冷，也许他太向往我们家。
倒了一列慢车，到夏邑已是凌晨两点多。我领着他走在寂静无人的土路上，扑腾扑腾的脚步，像走在真空中，快而兴奋。约二十分钟，进的家属院，一家挨一家的平房，静悄悄。中间是条宽路，水泥电杆燃着两盏斗笠状绿铁皮路灯，于寒夜，散发着幽冷的光。
我把爷带了回来。
爸妈开的门，异常惊讶。若干年后，我问过爸，那次是想把爷接到咱家吗？他说没那打算，铁路单位流动，不稳定。
爷站在地中间，环顾四周，说，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妈干净，爸讲究，家里纤尘不染，写字台、五斗橱、沙发、墙上的字画，还是齐全的。两把靠背椅，妈用雪白的布做的套，接缝处滚着牙子。沙发是自己打的，买的弹簧，包的粗帆布，帆布上的套子也掐着荷叶边。红砖铺地。爸妈把大床腾出来给爷住，他俩在仓房支了张小床，做饭也在那儿。我和俩弟住小屋。
第二天，爷掏出九百元钱给妈。妈没要。
爷像小孩，过得不亦乐乎，趴地下，和一群孩子扇啪叽、弹溜溜、挖坑，一身土一身泥；或背着手闲逛，到市场买回一对画眉，挂棚下，叽叽啾啾，叫得左邻右舍春意盎然。又想到鸟之苦，囿于鸟笼，每天上午训练放飞。鸟不回，他发动一家属院小朋友帮着找。许诺一人一张电影票，院里满是欢腾奔跑的脚步声。日头暗了，鸟还未归，孩子们被家长叫回去吃饭。天色清冷，爷仰头痴痴地望着，想往回走，又踯躅着停下。鸟是自己回来的，在天没完全黑透，爷即将进屋之时，扑棱棱，一个猛子扎向窗户，掉落在地。它那么急切，也许在旷野玩疯了，但识家，在密密麻麻、一模一样的红砖瓦房中，能一眼认出。
第二天，爷爷领着一二十个孩子，提笼架鸟，到车站旁的影院看电影。小弟白愣着眼睛，嘟囔着，钱都给别人花了。
春节，妈给爷买了新秋衣新秋裤。爷买了一堆小炮，放在火墙上，半夜火星四溅，噼噼啪啪，惊扰了全家的梦。
好景不长，一天听到妈在仓房嘤嘤地哭。继而把门插起，爸妈在里面低声吵架，又“噗噗噗”地扭打在一起。因为爷。具体原因，不知为什么。也许太知道妈的苦和对这个家的付出，我站在门口，抹眼泪，提着炉钩子，想进去帮妈，被邻居拦下。邻居拍着门喊爸妈的名字，门是妈插的。弟若是被别人欺负，我也会抹眼泪，但真的加入战争，却很难。
我在商丘市住校，星期天回家，心里不免怨爷。也许因为伙食，也许言语。爸是孝子，自爷来后，每天给爷打洗脸水、洗脚水，水温试好，端至床边。站旁伺候完，再端着倒掉。
爸平日不做家务，即便下班，也是一杯清茶、一张报纸，搬个板凳坐在门口，等妈扛着铁锹回来做饭。家里洗涮，爷和我们换下的脏衣服，都是妈用手工一样样完成的。
妈常半夜卸火车皮，抓阄，两人一节，谁先卸完谁回家。关节磕碰是常事。现在妈的手骨节也非常大，妈说，是卸货车皮砸的。爸说，你哪受了几天苦。可那样的事，想起来都怕。有火车皮卸，妈自然兴奋，钱多，一次几十元。平时上班，一天一元二毛六。干部、家属抢着卸。
夜里十二点多，妈背着军用水壶回家。我起来，见妈土土嚯嚯，站在外屋，端起搪瓷缸，咕咚咕咚喝水。经血顺着裤管流至鞋面，硬硬的，已干巴。我捂着嘴，差点惊呼出声。妈连连摆着手。干活太累，即便流经血，手中的活都不能停。
有一次，妈差点没死。刚哗啦一声打开车门，还没爬上车厢，临轨一列火车“呼”地就开了过来。妈没处躲，紧贴着车帮。火车呼咚咚，擦着鼻尖。
妈只八十斤，小手小脚，人说风都能把她吹倒。在我的记忆里，妈从没病过，也没说过自己的苦与累。
我写了作文，长长的铁路线，无限延伸着，延伸着……写时，滴了几滴泪，老师说好。放在寝室床头，被其他学生看见，又滴了几滴泪。大家传阅，泪摞泪，纸都憔悴了。内里还写了妈半夜给我织毛衣，我想要个新鲜样式，妈又织成高领的，我不高兴。妈没见过我描绘的同学父亲给她从北京买的那样式的毛衣，不得要领，又贪黑改。
妈很聪明，织钩绣，写信，辅导我们功课，剪小人，画画。很多东西，一看便会。妈一直在大城市读书且就业，赌气回的郊区，把自己的年龄耽误大了。
爷有爸护着，而妈，我是要疼的。爷在那儿住了半年，咋走的，是爸送走的，还是自己走的，我不知道。风萧萧兮易水寒，爷的落寞可想而知。爸说，你爷想来，买张票就来了；想走，买张票就走了。但那时，得倒几次车，在北京逗留一天，三天后方能到家。爷孤身一人，咋想的，又能去投奔谁？
菡萏，原名崔迎春，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作品被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项目立项研究。散文被《散文选刊(选刊本)》《散文海外版》，各年度选本选，进入榜单等。散文集《不开也不落》入选《悄吟文丛》。中短篇小说见诸《芳草》等杂志。出版有《菡萏说红楼》《红楼漫谈》《不开也不落》《空翅》等。写有长篇小说《沉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