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凌晨四点过钟，母亲就早早地起来做好饭，三番五次地喊我起床，直到说，“再不起来，别个都走了，冇得人跟你做伴了”。我才一骨碌从床上翻身爬起来，匆忙洗个脸，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完了。我吃饭的同时，母亲为我准备好了要带的饭菜，出门看看我头天约好的同村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吃完饭了，有时是别的小伙伴的母亲来我家，看我吃完了没有。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就扛上“冲担”，几个同伴一起，往龙潭冲方向进发。“冲担”上挂着装了午饭的饭袋、小铝锅、草绳、草帽、“哈扒”(一种竹制或铁制的用来抓取地上的稻草、柴草的工具，有的地方叫“抓扒”)和砍刀。这个时候，往往天还没有亮。
我的一位画家朋友笔下的龙潭冲
这里说的“冲担”，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叫什么。与通常能见到的扁担不同，这是一种常用来挑担子的农用工具。用厚实坚硬的木料做成，两头包有尖尖的铁质的“矛头”，用来“刺杀”进“稻捆”、“麦捆”、“柴火捆”等，再挑起来。
上图为“哈扒”，下图为“冲担”。
我出门后，母亲或者再小睡一会儿，或者干脆就不睡了，开始忙里忙外，扫地、喂猪、喂鸡、洗衣，收拾家务，直到一家人吃完早饭，再下地干活。
这是我十七岁上大学前几年在老家的时候，经常出现的生活场景。就算是在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在家等候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暑假，也是如此。这么早起外出，是要进山去砍柴。不只是我，那个年代，我父亲、哥哥和姐姐都会进山砍柴，通常都是母亲这样早起后，为我们准备好早餐和进山要带的午饭。
语言学上我老家方言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但我感觉是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的混杂。我老家把砍柴叫做“舞柴”，做饭叫“舞饭”。这算是方言中一种奇怪的词汇，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这个“WU”字该用哪个字写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么个说法。
印象中，小时候老家的农村，什么都缺，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缺钱少油……就连农家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要用到的柴火也缺。故乡的农村，世世代代都用那种自己砌的土灶。直到现在，即使很多人家已改用了煤炉、液化气炉、电炉，甚至据说很快就要统一供应天然气了，但传统的土灶依然被保留着，虽然式样和功能上多少有所改变。通常的土灶，大都前后分别镶嵌着两口大锅，中间有火道相通，前面灶膛上的锅煮饭炒菜，后面的锅则借着前面灶膛里火的余温烧热水。两口锅隔断之间的灶面上一侧略宽处，留有一个与灶膛相通的洞口(现在基本都不用这个了)，可以放上一个陶罐，也是利用烧柴火的余温，平时用来烧热水，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还可以用来炖肉、炖排骨。
这是非常典型的慢火细炖，这样做出来的藕炖排骨、海带炖排骨等，食材在小火的持续缭绕下慢慢变熟的同时，分解着各自的元素，在陶罐里长时间相互撞击，能把食材的味道、养分充分激发出来。藕炖排骨，是很多湖北人的心头最爱，也是湖北人拿得出手的地方菜。炖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我老家的这种炖法，从小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炖的过程中，排骨的肉香混合着饱含淀粉糖分的莲藕的清香，随着从陶罐里蒸发出来的水汽，溢满一整个屋子。
哎哟喂!怎么写着写着，莫名其妙就写到了吃的。没办法，虽说过去穷，但也正因为穷，儿时的很多记忆，才总是跟故乡难得的美食分不开。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居家过日子，除了取暖，柴火大概多数时候总是和吃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候的农村，一年除了种两季水稻、一季小麦，勤劳的老家农民还要种红薯、黄豆、豌豆、花生、芝麻、油菜、棉花等等农作物。农民辛苦一年，除了粮食常常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农作物收割后留下的秸秆，也不够用来做煮饭炒菜取暖的柴火，因此，每家每户几乎都需要进山砍柴。
我小时候出生成长的乡村，坐落在一片断断续续间杂着一些平缓丘陵的平原上，那是江汉平原延续到武汉以东以北方向、向大别山过渡的地带。在沃野千里、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面前，我们那里都没有资格称为平原，但那片土地被老家人赋予了一个低调含蓄、内敛谦逊的名称——“平畈”。
大别山从稍稍偏西北一点的位置再顺着东南方向，在我老家附近突兀地斜插而过。上文提到的“龙潭冲”，是离我家三四公里外大别山的一个山谷，家乡人把这样的山谷叫做“冲”，山谷的入口，就叫它“冲口”。从冲口进入龙潭冲很长一段的两边山上，几乎都是一片只有小片小片低矮灌木丛、少有高大树木的石头山。听老人讲，以前龙潭冲两边山上树林密布，长满了很多需要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在1958年全民“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山上的树木被无休止的砍伐、植被破坏殆尽，造成水土流失，就变成了后来只有低矮灌木丛的石头山。从冲口沿着山谷里溪流边起伏的山路，再往山里走五六公里甚至十来公里，在离“冲口”更深更远的崇山峻岭中找一处合适的山坡停下来，才是适合我们砍柴的地方。
远处山体的那个豁口就是龙潭冲的“冲口”。冲口两边山上已有了松树林，但一些地方仍是无法恢复的石头山。
上大学期间的1983年秋天，有一阵我听到同寝室一位来自广西的室友，进进出出的时候经常欢快地哼唱着一支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歌词唱得含混不清但旋律非常好听的歌。过了好多天我才搞清楚，那是当时开始在大陆流行的罗大佑的《童年》。后来有一天，我去重庆沙坪坝街上闲逛。沙坪坝公园门口，有很多小贩摆着地摊，贩卖那种红红绿绿、非常简单的铅印流行歌单，我顺手就买了一张记不得是五分还是一毛钱的《童年》，歌词里有一句“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我很惊异也非常佩服罗大佑的想象力和文字刻画的功力，毕竟是知名的流行音乐才子，他的这首流行歌曲，写尽了他那一代台湾人童年生活中好奇和顽皮、情感和童趣的心理活动，以及一些极具现场感的、鲜活的日常画面……又或许，我和罗大佑的童年生活有着无以言说的天差地别，才有他的童年困惑或想象，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而我的童年和少年，山里面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从来不曾困惑于“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更没有他的小学生时代、生活中那些日本漫画、游戏、水彩蜡笔、万花筒和期待经过窗前的隔壁班那个心中暗恋的女孩，有的却只是那么多现实、重复、无趣的红尘琐事，美好或不美好的一大堆鸡零狗碎。
当少年的我们走进山里，停下来砍柴的那片山坡，就是我们进山后要待上大半天的地方。砍柴的季节，通常是在春末、整个夏天和初秋阳光充足的日子。多数时候，都是用砍刀砍掉山上的茅草、一些灌木枝，还有拾起那些从松树上掉下来的干枯树枝和松针，有时候也会挑着箩筐专门去山上捡松球。因为砍下来的这些柴火，大都是青绿的茅草和新枝，需要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才能挑回家，不然，一担柴火的重量，死沉死沉的，没有人会这样直接就挑回家。所以，到了冬天，就很少进山砍柴了，要去，也只是找一处松枝、松针掉落得比较多的树林下，用抓扒抓取地上的松针。以至于成年后工作了，有时外出到山上游玩，见到山上铺满厚厚的松针和遍地的松球，我还会跟妻子打趣说：如果我当年砍柴时能碰到这么多的松针和松球，那一天的活路简直就不要太轻松了!足见我对上山砍柴的记忆有多么深刻。夏天砍柴砍够量了，就会把这些青青的茅草、树枝等等，薄薄地铺在有充足阳光晒照的坡地上，慢慢晒干。等待柴火晒干的一两个小时里，就在山上找一个树荫下阴凉的地方，拿大地当床，石头做枕头，草帽扣在脸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弥补一下早起耽误了的瞌睡。
砍完柴累了，仰面八叉地躺在山上，听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林中众多知名不知名的鸟儿和树丛中各种虫子的鸣叫、山下小溪的潺潺流水，这些交替变换地传入你耳膜的声响，宛如在某种超自然力量指挥下、大自然奏出的和谐乐章。夏日酷热的阳光，透过树林枝叶的空隙，斑斑驳驳地洒在身上，已经失去了那种没有任何遮挡下才会有的灼人的威力。山间微风轻轻吹过来，时不时温柔地拂过脸庞，像是老天爷在怜惜和爱抚劳累的少年。
今天的社会，相信会有很多城里人在经历了被生活一次次粗暴摩擦、身心俱疲后，非常羡慕这样在山林下置身大自然、融入大自然的休闲与惬意。但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与休闲完全无涉的劳作后的必要休息。
在这样一个劳作过后的夏日，哪怕是躺在山上，也是很容易让人轻松入睡、使人放松和满足的。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劳动过后安静地睡在山上的时候，心中有没有梦想，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梦想。平畈长大的孩子，总是期待有一天，再也不用进山砍柴了。而每一个进山砍柴的日子，最现实的想法则是，希望今天千万不要下雨。老家的夏天，雷阵雨说来就来，经常弄得人猝不及防。雷阵雨的天气，是进山砍柴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恶梦。
如果一定要说困惑或想象，我也有一个如罗大佑那般关于山的、但更现实无趣的困惑：我们都已经走了十几二十几里地了，却还身在深山里，那么一直往里走，会走出这座山吗?山的那边又是哪里?那里住着的，是和我们一样生活的一群人吗?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从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了，有一次去合肥出差，从我工作的城市坐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坐长途汽车经过我家乡的县城穿过县境到合肥，就需要穿越大别山。从武汉到合肥，是一次400公里左右、当时需要大半天时间的长途旅行。经历这次旅行后，曾经未经世事的懵懂少年，终于知道，穿行大别山并不是只能在山间小路上两脚行走，还可以坐在汽车上、在通衢大道上疾驰前行。
一觉醒来，差不多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捡几个石头垒起一个简单的炉灶，下到山下小溪里舀一锅山泉水，捡一些山上随处可见的树枝，烧好开水，再把从家里带来的米饭和菜、有时是面粉做的有馅的火烧粑，用开水泡一泡加热，就可以开吃了——呵呵，在现在的城里人看来，这几乎就是外出游玩时标配的野炊——吃饭的时候，除了少年之间漫无边际的谈天说地，小伙伴们也会相互交换各自带来的饭菜。
吃饱喝足后的下一个劳动项目，通常是用自带的抓扒收拢已经晒干的柴火，捆扎好，就准备挑着柴担回家了。捆扎柴火是一桩需要在劳动中反复练习、不断提高、逐步趋于娴熟的技术活儿。两根草绳间隔一尺五左右摆放在地上，草绳上放上几根一米左右长的树枝，相当于“经”条，把晒干的柴火一层一层、最好交错码放在树枝上，码放中和码好后也要放一些树枝，以增加柴捆的稳定性，然后勒紧草绳捆扎好，用抓扒把柴捆四周的柴火扑打扑打，避免散落。
挑着捆好的柴火，翻山越岭回家，龙潭冲沿着溪流的山间小道，很多是高低起伏的石条铺就的台阶，只能肩挑着步行，无法借助任何人力畜力和机械的工具。有人进山砍柴时，家里通常都会有父母或兄弟姐妹带着水去半道上接一下。我们小时候总是期待着自己的哥哥姐姐能早一点进山来接自己。
除了自用，也有很多人偶尔把上山砍来的柴火挑到市场上去出售，换来几块钱的零用钱贴补家用。那时候的农村，没有多少挣钱的机会，砍柴出售算是难得的挣钱方式了。印象中，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家，生产队每年都会允许有一小部分人可以选择不用参加集体劳动，双方签一个简单的协议，自己外出挣钱，叫做“搞副业”，生产队也不给你记工分。但因为你是生产队集体的一员，你得上缴给生产队规定数量的钱款。如果赚钱了，上交集体后剩下的就都是自己的;赚不到钱，生产队也不管你，这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一种自负盈亏的激励机制吧。有底气外出“搞副业”的社员，一种是脑子比较活络、有点生意头脑，自信外出做生意比在家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更能赚到钱的。还有一类人是年轻、有力气，凭着力气干活就能赚到钱，比如上山砍柴卖出去;也有专门进山到山里人家里买来柴，再到平畈的集市上出售，老家把这叫做“挑柴卖”，主要是赚取山里山外的差价。更有一类钻生产队制度空子的精明能干、身体强壮的青壮年社员，明面上并不跟生产队签协议“搞副业”，以避免给生产队交款，但参加集体劳动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向生产队请假，其实是进山砍柴卖、“挑柴卖”，“搞副业”去了，这样赚来的钱全都是自己的。这类人大多是生产队干部管不了、惹不起的“刺头”。
老家的山上，春夏之交的季节长满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在那种苦不堪言的岁月，疲累如牛马的劳作，也难以消磨掉人类爱美的自然天性。上山砍柴之余，经常会砍来一些开得火红的映山红挂在柴火担子上，回家后找一个瓶子、缸子，甚至更大的陶钵陶罐插在里面，或扎上草绳子挂在墙上。简陋粗糙、平淡无奇的农家，顿时就有了色彩、有了生气、有了美感。
早在世纪之交的年份里，老家人就用不着进山砍柴了，既不必砍柴自用，也不需砍柴出售。更不要说从我生活的城市、从武汉、从我的老家，都可以方便快捷地乘飞机、坐高铁直达大别山另一边的合肥、甚至于国内更多的大城小市了。现在老家人工作和生活的轨迹，早已经从东边几公里的大别山和西边几公里的县城，转向了西南方向一百公里外的华中重镇、省会武汉，转向了更遥远的东部沿海江浙沪闽，转向了劲吹南海开放之风的广东珠三角地区。同是千百年来一直延续着厚重农耕传统的鄂东土地上的那些农民，过去缺衣少食、缺柴少油，如今却鲜有人以种地为生，更不会有人爬坡过坎、步行进入大别山的深山老林里砍柴，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徒步进山锻炼身体、观赏风景了。
这一切的变化，仅仅就发生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仅仅就因为国家果断抛弃了以往过度的人为管制、一切皆由计划控制的治理模式，选择了一条简政放权、市场配置资源的发展道路。故乡的山里面没有住着神仙，人世间也没有救世主。还是《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就可以使蕴含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巨大潜能得以尽情迸发，在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每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救世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