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民间曾普遍流行“神药两医”。
何为“神药两医”?即对待久治不愈的病人，一方面继续到医院诊治，一方面在家里做法术，供奉神灵，祈祷康健。
懂事以后，我常要推究这“神药两医”：“药医”自然无可厚非，生病了求医问药，古来一向如此;但“神医”却不敢妄自断言，生病即来求神拜佛，祈求神灵护佑，趋避病魔。
“药医”的最终结果是治病救人;“神医”的最终结果有三：一是涨鼓了施法人的腰包;二是生病人及其家属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三是患者身上的毛病依然如故。
“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小孩子不要乱说。”我的母亲总是这样告诫我。
母亲的这般告诫是有依据的，因为，我的大妈突然就咬紧牙关，瘫倒在地上。堂姐一面差人到医院唤医生，一面请号士来施行“神医”。
医生给大妈测量血压后说：血压超高，急中风，我已无能为力。
医生一离开，号士就跟了进来，“神医”旋即开始。
烧纸、焚香、舞剑、念咒、打禅，折腾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大妈还是咽了气，号士没敢开口要钱，偷偷地溜走。我的堂姐弟们哭天喊地，悲痛欲绝。
那一年，我的大妈正好六十岁。
母亲后来说，大妈六十岁时是道坎，平日里没有虔诚供奉神灵，神灵便不肯出力来护佑，让开道来任由病魔把大妈给拖去。
母亲的说辞纯属迷信。
为了不使她不开心，我当时未敢说破，旁边也没人说破。
无独有偶，大妈去世一个月后，三叔十四岁的儿子旺春又突然生病，到医院看了几次，虽然症状有所缓解，但旺春依然整日迷迷糊糊，连走路都要人搀扶。
有人说，之前旺春备受大妈疼爱，现在大妈在那边惦念着他;也有人说，大妈出殡时，旺春受了惊吓，得给他“收魂”。
于是，号士又一次被请进家门。
我记得很清楚，这次所施的法术和前次有些不同，除去烧纸焚香念咒，号士还在旺春床头放下一碗米，碗口用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
拱香燃尽后，三叔三婶便开始在号士的引领下给旺春“收魂”。在被认为是旺春受到惊吓的地方，三婶托着那碗米，从这里往回走，边走边喊：旺春回来了么?三叔跟在后面应：旺春回来了，回来了!及至旺春床前，再将那碗米放在床头。
号士关照说，明天天亮后掀掉纱布，若发现碗里的米有动过的痕迹，说明“收魂”成功。
第二天，稍微恢复气色的旺春自己掀开纱布，并大喊：米上有手指印。
马上请号士来鉴定，他也肯定米被动过，再次确定“收魂”成功。
于是，三叔三婶塞给号士相当数量的钱财。
一段时间后，旺春的身体恢复到正常。
我却总是不敢相信，保留下一连串的胡思乱想。
旺春读高中时，有一次跑来我家，母亲谈及早些年为他“收魂”的事，他竟摆弄出神秘兮兮的表情。在母亲的追问下，他终于肯说出来真相。
医生开出治疗风寒的药，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两粒——那药太苦，实在吞不进去，就自作主张，改为每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粒——药量不到，毛病自然好得慢。哪里是什么“收魂”成功——魂丢了收得回来吗?
原来是这样!
可惜了叔婶的那些钱财。
二十多年以后，我和母亲闲聊，又谈及“神药两医”的事，不曾想，母亲的说辞竟全然改变，她口齿清晰地表达：若真能请到神灵护佑，你大妈也不会说走就走，全是号士蒙骗。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许多古怪毛病都能治好，还是要相信科学。
想不到，母亲竟也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而且是先进的转变。
我在沉思中，兄妹数人聚在锅灶前等饭吃的情形又浮现了出来。
于是我想，贫穷岁月里，人们一旦遇上事情，有时往往先把念想寄托于神灵，寄托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祈求神灵来帮助解决，即便最后人财两空，也从不生有怨言。
父亲总是说，人穷志短。因为贫穷，人们往往缺失恒毅力。
但神灵终不能把人从死神手里给夺回来。
如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一旦患病，就上医院，且千方百计求得“专家门诊”。生病就医，早已成为老少尽知的“共识”。
看来，“神药两医”这个时代的产物，唯一的效应就是，留给我们这些与它亲身有过交会的曾经的贫穷人，书写曾经的“贫穷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