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杀人回忆
2000年的冬天，因为家庭的剧变，一直住在故乡的支道了，总觉得人前人后都有人在消遣他，他抱着“与其被故乡抛弃，不如主动抛弃故乡”这样一种荒唐的念头，申请去了非洲的赞比亚，援非三年。回来以后，故乡并没有抛弃他，职位晋升，父母依赖，儿子正好升初中了。他也没有办法主动抛弃故乡，工作还在，亲人还在，朋友还在，爱好还在，这些都是故乡培育跟赐予的。这里的爱好，指的是看电影。
正式的淘碟生涯，是从2004年开始的。第一张碟片，记得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里面有一句关于医生的精彩台词：“什么是医生？当我们（警察）在露天到处受罪的时候，他坐在空调房间里喝着咖啡。”淘碟的范围是渐次扩大的：开始是好莱坞电影，从演员到导演；然后是欧洲电影，从导演到演员；然后是日韩电影，从导演到演员；再然后是中国港台电影，从演员到导演；最后是中国大陆电影，按照导演去淘。淘碟的地方有固定的两处：南京湖南路的马台街和本地小金海的碟片中心。当然，碟片都是盗版的，包括贾樟柯的全部碟片。看到《小武》的结尾，想起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的结尾，贾樟柯一定看过戈达尔的这部电影。看得多了，有时手痒，会自然地写几句。有一次是看完顾长卫的《孔雀》，随即写了一篇题为《孔雀开的什么屏？》的小文章，发到了本地的山水网上。
他继续单身医生的行医生涯，早睡早起，一日三餐，查房、医嘱、写病历、喝茶、读书、观影。偶尔在睡前，支道了会有一闪念：唉！故乡，对我还是不薄啊。
进入2000年后，故乡的冬天失去了严冬的酷寒，没有剐脸的风，没有挂屋的冰凌，没有没膝的大雪，更缺失了雪仗的童真。2006年也是一样。暖冬的特点是，全身的皮肤到处都痒酥酥的，想抓痒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1月28日是除夕，支道了上夜班。这一天的夜班是不会太忙的，支道了早早地打开笔记本电脑，把刚买到的碟片《无极》打开，静心观赏。看完《无极》，支道了心想，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差啊，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呢。支道了看看时间，晚上十点左右了，想着撑到十二点，听听爆竹声再睡觉吧。
手机响了，非常陌生的号码。
“是支道了？”
“我是。你是哪位？”
“听听我的声音，你猜。”
一定是关系极其熟悉，但又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才这样说话。大学同学？以前的病人？远房的亲戚？都不像啊。
“我猜不到，你请说吧。”
“太讲良心的人，做不成大事啊！”
支道了脱口而出：“温嘉仁。”
高三了，寝室的灯早关了，其他寝室都安静下来了，寝室的其他人也安静了，也就是支道了跟温嘉仁还在争论，为白天刚看的电影《人生》。温嘉仁认为，高加林的选择是正确的，就该抛弃巧珍，进入城市，发挥才能，实现抱负。支道了认为高加林违背了人的伦理跟良心，哪怕实现了人生的抱负，也会愧对人的良心。随后，温嘉仁说了一句支道了至今难忘的话：“支道了，太讲良心的人，做不成大事啊!”
支道了当晚也反驳了一句，不知道温嘉仁是不是记得：“人这一生，快得很，能有多少大事，需要违背人的良心啊！”
“你在家？”
“夜班，在医院呢。”
“大医生啊。”
“不敢当啊。”
“还是喜欢看电影？”
“是的。你呢？”
“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
“猜不到。”
“《孔雀开的什么屏？》”
“山水网啊。”
“支道了，你还是没变。”
“什么没变？”
“总要赋予电影现实和人生的意义。”
支道了笑了：“没有吧，你不也是吗？”
温嘉仁也笑了：“既然你夜班，我就不打搅了。祝你新年快乐！”
“嗯，你也是。”
放下手机，支道了思绪难平，高中三年跟温嘉仁的点点滴滴，都涌上心头，一言难尽。短信响了：“哪天休息，提前告知，请你参加我们的观影会。”
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已经不再间断，天地轰响，再无宁静。短信也像小鞭炮一样，响个不停，都是祝福的话语，预示新的一年万事美满，百毒不侵。支道了来不及细想，随手回了两个字：“好的。”
有了多年的观影经历，支道了自然地保留了一些心目中的经典，值得每年重看。到2006年的时候，保留的是这四部电影：《阿甘正传》《野草莓》《袅袅夕阳情》以及《一一》。
正月十五，支道了上白班，回曲塘陪父母吃完晚饭回城后，决定重看《袅袅夕阳情》。这部电影的发现非常偶然，是经过花街的某个小卖部，发现门口居然堆着的几盒碟片。支道了过去一翻，一眼就看到了这张碟片。回来查资料，才知道这居然是黑泽明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
刚打开碟机，手机响了：“明天有时间吗？”
支道了先是一愣，回神想起是温嘉仁，说：“明天？我休息，早晨要查房。”
“明天九点，车到医院门口接你。”
“啊？接我，做什么？”
“咦，支道了，不是说好了，请你加入我们的观影会么？”
支道了感觉到温嘉仁有些不耐烦了。好像站在居高临下的台阶上，不愿意一步一步走下来的那种不耐烦。
正月十六，还在冬季，即使是暖冬，在外面站半个小时，阴冷还是可以被胃肠感受到的，肠蠕动亢进了。
马路对面有车停了，高声按喇叭，驾驶室的车窗摇了下来。
“支道了，这里。”
直到坐上汽车的副驾驶，支道了仍然不相信坐在身边的，是那个高中毕业后一直未曾谋面的温嘉仁。大家同样的年纪，都快四十了，支道了的面容跟表情，已兼容了中年人慈悲的滋味，而温嘉仁，还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气质酷似《天才瑞普利》中的马特·达蒙。
“最近看了哪部新电影？”
“《无极》，三十晚上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看。”
“你觉得这部电影……”
“我觉得不错，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差，起码还有点意思。”
“太对了，无极嘛，每个人都是这世上无根的人。”
“什么？”
“你喜欢小津安二郎？”
“嗯。”
“安详，大气。”
这是《孔雀开的什么屏？》里面的话：“我瞎写写的。”
“不是谁都能瞎写写的。”
车开了一刻钟，来到了小城的东郊，停在气派的大门前，大门朝西，牌子上写的是“金城嘉仁制衣”，支道了说：“这不是原来的县服装厂么？”
“是的，后来改制了。”
“你的？”
“我丈人的，我在管理。”
温嘉仁的办公室在四楼，下面三层都是车间。温嘉仁带着支道了，来到四楼最东面，门口挂着一个木牌，写着“放大观影会”五个红字。
室内干净简洁，长桌、靠椅、大彩电、碟机，西南角落几排书柜，陈列的是碟片，大概有上千张。
回到温嘉仁宽大的办公室，有很多往事可以追忆，有很多岁月值得释怀，又似乎都不妥当，只有电影这个共同的话题。
“你这搞了几年了？”
“三年了，不定期活动。”
“怎么搞起来的？”
“喜欢看电影啊。”
“放大，好名字。”
“说说。”
“生活是放大的电影，电影是放大的生活。”
“说电影。”
“对于庸众来说：真实的存在，只要不是他们需要的，一律看不见；只要是他们需要的，虚幻的也是真实存在。”
“支道了，我说你吧，还是没改。”
“什么没改？”
“总要赋予电影以现实和人生的意义。”
“那你说说？”
“就电影论电影么，镜头里的真相，哪怕放大再放大，也仅仅停留在镜头里。真实的生活中，哪怕放大再放大，真相一样被掩盖，乃至可以消失。”
隔着办公桌，和温嘉仁相向而坐的支道了，感觉到有些不适，身体很僵，动作也不自然。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不适的原因是温嘉仁不抽烟。在科室，跟林大宇在一起，林大宇是一支接一支，支道了习惯了这样的场景跟烟雾，好像习惯了烟雾中的自由进出。而不抽烟的温嘉仁，以及特别干净而冷清的办公室，反而让支道了不自在了。
支道了来到朝南的窗前，向下望去，工厂大门的两边，各有四五间整齐的平房，看外墙跟屋顶，应该有些年头了。支道了没话找话：“那是做什么的？”
温嘉仁走近窗户，阳光正好晒在他脸上，他偏一偏头，又看了一遍，说：“工厂最早的厂房，现在是仓库。我们主要生产围巾跟内衣，都是出口的。羊绒是主要的原料，都放在那里。”
支道了第一次参加放大观影会集体活动，就在当晚，2006年的正月十六，地点是温嘉仁的工厂四楼。会前，先吃简餐，就在温嘉仁工厂的食堂，食堂在一楼，靠着南墙，单独的一排平房。观影会共计二十人，正好两桌。简餐八菜一汤，不喝酒。吃饭的时候，温嘉仁一一给支道了做了介绍：财政局办公室秘书小刘、政协文史办主任老曹、高中语文女教师小高、建委宣传委员小李、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于、地税分局的孙局、公安局政委司机老陈、工会分管宣传的老宋，等等。支道了也没法全部记住，但是后来，支道了注意到了，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普通的电影爱好者或者影迷，他们的会员身份背后，都另有社会身份。轮到支道了，温嘉仁介绍的时候说：“我同学支道了，老影迷，传染科医生。”
简餐后集体上四楼，一楼到三楼的车间依然机声嘈杂，白炽灯刺眼。观影会的长条办公桌上，已经摆上了水果、瓜子以及茶水。今天看的电影，是韩国奉俊昊的《杀人回忆》。
看完电影，大家即兴发言，你一句我一句，不限时间，不限次数。
公安局的老陈第一个说话：“想想我们八十年代，也有这样破案的。怀疑你了，先抓来，打一顿，有的人扛不住了，就顺口招了，判了死刑的都有。”
老曹说：“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很重要，那些军队在做什么？在打学生，在抓反对派。如果军队派过来了，后来的两个案件就不会发生。”
小高说：“看电影上的吃住，也跟我们八几年差不多啊。”
孙局说：“比我们好。你看那个大拖拉机，我们当时哪里有？还有，这是乡下啊，已经有烤肉店了，当时我们连肉还吃不上呢。”
小宋说：“吃住比我们好，科技手段差不多，你看破案，就一部破车。”
小李说：“里面有句台词，我印象深刻，说你们美国太大，破案需要科技，我们韩国很小，还没有老二大，破案只需要两脚。”
支道了听了他们的发言，心里有点抵触，又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反正跟自己想象中的观影会不一样。那么，正常而正确的观影会，该是什么样子呢？支道了好像也不知道。
老于说话了，他好像是做了准备：“这部电影拍摄于2003年，距离真实案件的发生时间，也过去快二十年了。导演是奉俊昊，他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不是科班出身。他的电影，一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深刻且批判，是值得关注的一位导演。”
温嘉仁摆摆手：“我插一句话，说个花絮。电影的最后一幕，是宋康昊，或者说是电影中的朴斗满，面对镜头，绝望、不甘、愤怒、无助的眼神。这可是经典一幕啊，你们知道怎么来的吗？据说啊，奉俊昊跟宋康昊说，你看着镜头，感觉快要射精但必须憋住的感觉。”
大家一愣，欢笑、狂笑、大笑、偷笑、私笑立刻汇成一片。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温嘉仁说：“大家静一静，请我的老同学支道了说几句。”
支道了说：“批判现实主义，本来是中国电影的传统。我们也有借助破案来针砭现实的电影，如《405谋杀案》。可惜了，现在的中国电影，把好的传统丢了，即使拍了，也未必能上映，更别说有好的反响。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怕电影本身？还是怕电影观众呢？”
温嘉仁最后总结说：“人生也像破案，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地发生。有些事情，你当时就有答案，知道为什么；更多的事情，你没有答案，哪怕多年以后你去回忆，还是没有答案，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为温嘉仁的精彩发言所倾倒，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温嘉仁看看腕表，面露欢愉，说：“时间正好，十点一刻，走，下一场。”
大家都起身往楼下去了，支道了还坐着，他没明白下一场的含义。温嘉仁过来拉他，说：“走啊，去食堂，喝酒。”
原来下一场的意思是喝酒。
还是食堂，换了包厢，就两桌人，菜也是新做的，最戳眼球的是桌上摆满了酒，已经拆了包装，是那种八两装的瓷瓶口子窖，每人面前一瓶。
支道了缩在后面，看了一眼就晕头了，就想溜了。
温嘉仁紧紧拉住支道了，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我做东，你怕什么？”支道了几乎是喊出来的声音：“我不喝酒。”然后又是哀求的口气：“温嘉仁，你知道的，我不会喝酒。”
最后彼此妥协，允许他跟小高老师一人半瓶黄酒。从那以后，如果是夏天，支道了和小高老师每人一瓶啤酒，其他人都是一人一瓶口子窖，八两。他每次都喝醉，有时是微醉，有时是大醉，有时是深醉，最后都是温嘉仁送他回家。第一次就是深醉，要小便了，就跑出食堂左拐，靠着墙角就来。他听见仓库那边有人问，这声音太特殊了，能记住一辈子：“谁啊？”支道了说了什么，忘记了。回头好像问了温嘉仁那人是谁，回答是看仓库的。
随后的几年，支道了在又怕又想中，一次不落地参加了放大观影会的活动。怕是怕喝酒，因为他发现，观影会的好几个人，在会场从来不发言，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聊兴大发，好像就是冲着喝酒来的。聊的也不是电影，而是当地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官场的、黑道的、私密的、情感的，类似于八卦。温嘉仁特别喜欢，听得也认真。他们酒量大，每一轮敬酒都少不了支道了。想呢，是因为在这个场合，总能听到各种有关电影的题外话，尤其是温嘉仁，总能在电影之外引申出很多言外之意，这是支道了喜欢的。还有，温嘉仁几次在酒后单独对他说：“支道了，你必须要来，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医院和家，都没法排遣孤单。唯独在这个场合，支道了会忘记世界上还有孤单这样的切肤之痛。
第二幕：燃烧
2020年初的疫情，变化之快，超过了药物的超敏反应，没有人想到会发生院内感染，医院就被关闭了。支道了也被封禁在家一周，随后，有艾滋病人投诉到区政府，投诉的原话是：“新冠会死人，艾滋病也会死人啊！”采核酸、拍胸部CT，均无异常，支道了作为临床医生，第一个被解禁。允许每天到医院工作，医院提供午餐跟晚餐，夜间可以回家，不必到宾馆“闭环”管理。药物从库房领取到自己的办公室，每天发放的药物用纸笔记录，最后统计再返还药房。艾滋病患者需要挂号急诊感染科，到医院门口自报身份，或者打电话给支道了，由支道了到医院大门认领。出门要有支道了自制的出门证，就是一张处方，写上姓名和日期，盖了支道了的处方印章。这样的日子维持了整整两个多月。支道了想，故乡可从来没有被如此折磨过啊！很久以后，何小宝跟支道了说：“支老师啊，我们每天都被关在发热病房里，二十四小时没有自由。从四楼的窗户看下去，就看见你，整个医院就你一个人，每天骑着自行车，自由进出，来来回回，我们都羡慕死了啊。”
每天晚上回家，跟父母打个电话，自己做晚饭。因为支道了的特殊身份，医院给了他一张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但是，支道了很自觉，晚饭后，也只在自己所在的新村走几步，有时会点支烟。支道了散步的时候就联想，农村叫农民，城市叫市民，法律叫公民，现在呢，一律被封闭在自己的新村，就该叫村民了。混了半辈子，混成了村民，支道了心里偷偷发笑。每天单调重复的日子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支道了开始出现轻微的烦躁了，散步时，不止联想，是瞎想了。由疫情分界，因为日常的生活，工作、休闲、锻炼、交往、亲情、医患，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生可以因此分为前半生跟后半生了，支道了对自己说。当然，这时只是隐约一个念头，后来的一件事情，加强了这个念头，成为支道了对自己这一生的定论了。
每天来领取抗病毒药物的艾滋病患者平均十五个左右，工作并不繁重，正合支道了的心意，可以有整块的时间用来消磨，看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布鲁克林秘案》《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利刃出鞘》《寄生虫》等，这些是新电影，老电影主要看的杜琪峰和伯格曼。每天跟着电影做梦的时候，支道了就觉得故乡是值得怀念和尊敬的，即使是被疫情折磨到遍体鳞伤的故乡。直到看到李沧东的电影《燃烧》。
在《燃烧》之前，支道了最喜欢的李沧东的电影是《薄荷糖》。用火车在铁轨上倒开的桥段，回溯了韩国近二十年的历史，讲述了男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个人事件，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崩溃乃至自杀的心路过程。电影《燃烧》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烧仓房》，而村上春树的《烧仓房》，灵感来自福克纳的小说《烧马棚》。当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解释little hungry和great hungry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支道了的内心先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当刘亚仁扮演的男主人公对着远远的尖塔在自慰的时候，支道了觉得自己的下体也在跟着一起痛苦而痉挛。而当屏幕上出现了熊熊燃烧的大火的时候，支道了的内心出离了一切的感情，完全地游离了出去，并被两个声音撕裂着。一个是记忆深处印象深刻的那个特殊的声音，从我们的田野传来：“支医生，我又来看你啦。”另一个声音来自很远很远的深渊，是自己内心的那个深渊，低沉而坚定地说：“是他，是他。”
已经忘记了他离开了多少年，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
支道了打开电脑，在死亡名单里寻找，未果。记得他好像是第五号，找到了。姓名：闻饰非；死亡原因：与疾病无关的其他原因；死亡日期：2012年元旦。
为什么会是这个死亡原因？为什么会在这一天死亡？
支道了拿起电话，打给汪长荣：“还记得闻饰非是怎么死的吗？”
“咦，怎么会想起问这个的，我也不记得啊。”
“我好像记得，是被烧死的吧？还是听你说的。”
“有十年了吧，网上的记录是怎么说的？”
“没有具体的说法，跟艾滋病无关的死亡原因。”
“实在要问的话，要问当时的派出所工作人员。”
“算了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金城嘉仁制衣”属于华城派出所辖区，自己的老同学蒋一平就在那里做领导呢。电话打过去，说明情况。蒋一平说：“又是你的特殊病人啊。2012年元旦？啊呀，恐怕要找一段时间。”
他怅然若失。心被拉得长长的，长到无尽无涯的天边，却在那里断裂，丢失了。
支道了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他在回忆，最后一次参加放大观影会，是哪一天了？看的是哪一部电影？真的不记得了。也就是说，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温嘉仁，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了。
原来放大观影会的成员，也早就失去了联系。支道了翻找通讯录，倒是有工会老宋的电话，原因是他的父亲生病，曾经找过支道了。电话打过去，老宋说，他也没有温嘉仁的电话，财政局的小刘可能有，因为温嘉仁现在是房地产的大老板，肯定要跟财政局打交道。
支道了放下手机，心里在想，到底要不要跟小刘要温嘉仁的电话号码？自己的想法，到底有没有可能？
这一周，支道了没看电影。因为《燃烧》，因为心里的疑问，从来不看小说的支道了，在网上找到了福克纳的《烧马棚》，第一遍没看懂，什么上校，什么搬家的。只看懂了大概，就是男孩的父亲，只要对雇主不满意，就烧他家的马棚。又找到了村上春树的《烧仓房》，这个好看多了。这是七月份，盛夏的季节，室外的温度有三十多摄氏度，每走一步都是汗水浇头的时刻。但是，室内的支道了，越看越心惊，越看越胆寒。尤其是小说结尾处的这一段：
每天早上我仍在5处仓房前跑步。我家周围的仓房依然一个也没被烧掉。也没听说哪里仓房给烧了。又一个12月转来，冬鸟从头顶掠过。我的年龄继续递增。
汗水湿头了，支道了自己心想，小说比电影好像更有意思一点。
大概是一周以后，支道了还是素位而行，他接到了蒋一平的电话：“老同学，你这事情，时间太长了，快十年了。后来找到消防大队跟刑警大队，记录是一致的。这个叫闻饰非的人，自己抽烟，不小心把制衣厂的仓库点了，把自己烧死了。”
支道了想起《燃烧》中，钟秀把本塞进汽车，浇上汽油，烈火燃烧的这一幕。
支道了拨通了财政局小刘的电话，还是要来了温嘉仁的新电话，一个归属地是安徽马鞍山的电话号码。
小刘问支道了：“我记得，你跟老温是高中同学吧？”
“是啊。”
“老温是个人精啊，厉害得很。”
“什么意思？”
“会赚钱啊。”
“哦。”
“你要打他电话，得过了晚上十点。”
“为什么？”
“他上午睡觉，中午起床开始工作，晚上十点以后，才是他的私人时间。”
“谢谢啦。”
号码是有了，但是，到底要不要打电话，哪一天打电话，支道了突然没有了勇气，甚至连自己的想法，都有了新的疑问。一遍一遍跟自己说，是不是自己想多了，想偏了,放大了什么？
转机出现在国庆节，医院工会发的电影票兑换券，观影地点是万达国际影院，可以任选时间跟场次。支道了不喜欢热闹，选的是10月2号上午十点放映的《我和我的家乡》。看到了徐峥导演、范伟主演的《最后一课》，突然联想起高三的语文老师徐俊新，想了徐老师带着吴语口音朗读《海燕》，“咆哮吧，咆哮吧”，他全是第二声，全班同学第一次听到如此不合调的朗读，全都笑歪了。复习朱自清的《背影》，徐老师解读的时候，谈到了做父亲的不易，就听到温嘉仁说了一句：“不易也是无能，这样的父亲，不值得写。”
全班的同学，都被温嘉仁的“实说新语”镇住了。
徐俊新老师点起烟，连抽几口，说：“温嘉仁，你说得对，我就是一个无能的父亲，我的儿子没考上大学。”
走出影院，秋阳如炽，闪电一般劈下来，眼前全是火光。
支道了用脚步丈量着广场，越走眼越盲，越走心越慌，这是万达广场吗？这不正是原来制衣厂的旧址么？这里是朝西的大门？这里是朝南的厂房？这里是食堂？这里是仓库？
支道了再也无法抵御内心汹涌的浪潮，好像可以遮蔽和吞噬太阳一般的澎湃。
他拨通了那个马鞍山的电话，刚嘀了一声，突然想起小刘的话，又赶紧挂了。
回到家，也无心吃饭，吃了一个苹果，翻找电影，看的是蒂姆·波顿的《大鱼》。看到父亲化身为大鱼，潜入水中，支道了有点感慨。手机响了，是温嘉仁：“是支道了吧？”
“该叫你什么呢？温总？温大老板？还是温嘉仁？”支道了明显感觉到自己语气中的嘲讽，不该如此却又如此了。
“支道了，我们是老同学啊，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吧。”
“好。说到老同学了，我就以同学身份跟你说说话，不介意吧？”
“支道了，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你说，再忙我也有时间陪你。”
“还看电影吗？”
“看啊，只能偶尔了。”
“我家里还有三条羊毛围巾呢，嘉仁牌。”
“呵呵，时间太久啦，我自己都没有了。”
“知道谁送的吗？”
温嘉仁迟疑了半天：“闻饰非吧。”
“嘉仁牌，确实不错，冬天马上来了，又要派上用场了。”
“嗯。”
“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
“这个当然记得，是被烧死的。最后公安跟消防来调查，都是我陪同的。”
支道了突然没有了要说的话。想想又不甘：
“你怎么会做房地产？”
“机会而已。”
“我要说错了，你别生气啊。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有房地产大老板要买你的制衣厂，这就是你说的机会吧。”
“对啊。”
“但是，我记得，当时的制衣厂，还是属于老闻的。”
“是啊。他还不肯卖，我做了三个月的工作，他才同意，可惜。”
“三个月，他被烧死了，好像有点巧啊。”
“唉！不是巧，是命。”
支道了好像又无语了。心想，不该是这样的情形啊，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呢。但是，怎么说呢？还是不甘心。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放大观影会，看的是韩国电影《杀人回忆》。”
“嗯，韩国电影总不会让你失望。”
“我最近刚看了韩国电影《燃烧》。”
“我倒是还没看。”
“我知道你忙，还是推荐你看看，哪天看完了，我们再聊吧。”
“哦，你推荐的，我一定看。”
“你忙吧。”
“支道了，有机会来马鞍山玩玩，一起看看电影。”
支道了没再说话，直接挂了电话。
生活像一团始终搅拌不匀的混凝土，水多了要加水泥，水泥多了要加水。水泥好像是生活本身，水就是时光跟回忆。直到混凝土凝固成地基了，水也被全部蒸发了。这是支道了对于目前生活的一个独特感受。像很多年以前，从非洲刚回来一样，支道了继续他单身医生的行医生涯，早睡早起，一日三餐，门诊、喝茶、读书、观影。偶尔在睡前，支道了会有一闪念：故乡啊，为什么生活会是这样？
2021年的元旦越来越近了，支道了脑中的那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但是，始终有工作以及琐事羁绊，直到元旦当天下午四点多钟，支道了才得歇。
冬天的风，哪怕再微弱，也自带凌厉。太阳在缓缓西下，黑翳已经依次有序地覆盖天空，快活的人们依然快活，并不在意自然世界的变化。支道了从医院出来，买了一束白色的菊花，捧在手上，慢慢地向万达广场走去。他紧一紧脖子上的围巾，嘉仁牌的，阻挡一下风的凌厉，一直紧绷的心，始有缓解。
电话响了。
“新年快乐。”
“谢谢。”
“忙吗？”
“不忙。下班了，去办点私事。”
“你推荐的《燃烧》，我刚看完，确实不错。”
“不错在哪里呢？”
“很久不看电影，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直觉呢？”
“人是分阶层的，身处被分配的阶层，个人是毫无办法、束手无策的。”
“还有呢？”
“所以，电影最后钟秀把本烧死了，虽然观众的心理有了宣泄的渠道，但电影本身的终极意义被削弱了。”
“怎么说？”
“毫无办法，束手无策，继续无力无望无理想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
“电影是放大的生活，你说的。”
“这里的生活不是被放大，是被缩小了。”
“怎么说？”
“还记得我们争论的第一部电影吗？”
“《人生》啊。”
“高加林最后是什么结局？”
“回到农村去。”
“对啊。面对残酷的现实，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让人欲哭无泪，这才是好电影啊。”
“是啊，就像你说的，太讲良心的人，做不成大事啊！”
温嘉仁平静地接了一句：“记得你也说过的，人这一生，快得很，能有多少大事，需要违背良心啊！”
万达广场，人潮熙攘。
天已经黑透了，远远近近各形各色的灯都亮了，人脸被照耀，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怪相。广场的边缘地带，有人在放焰火，随着扑哧一声的焰火绽放，人们纷纷仰头，发出阵阵欢呼。支道了紧一紧围巾，来到广场的西南角落，估猜大概是制衣厂仓库的所在。他放下手中的白菊花，拿出一包未拆封的软中华，拆开，一支接一支点上，燃烧着的烟头朝外，绕着白菊花，摆成一个向外放射的圆，好像太阳的光芒。
身边一声轰响，引出巨大的欢呼，一串庞大的焰火直冲上天，把夜空照得透亮，在支道了眼中，幻化成熊熊的烈火，燃烧至无边无际的天界，连太阳的光芒也无法阻挡。
第三幕：别人的生活
从县城坐汽车到常州，一个半小时；从常州坐火车到上海，三个小时；再坐地铁一号线到终点站莘庄，两个小时；出地铁站后，再坐公交车到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两个小时。支道了是早晨六点从家里出发的，到达目的地，已经晚上六点。简单的晚餐跟洗漱之后，支道了躺在狭窄的硬板床上，还是上铺，四肢发瘫，肌肉酸痛，头脑又昏又胀，想入睡却又不能，整个人被故乡折磨着。除了大学五年和非洲三年，这是支道了再一次离开故乡。大学的时候，故乡是父母每月的生活费和假期的美食；非洲三年，故乡是始终无法挣脱的思念之根、痛苦之源；而这一次到上海公共卫生中心进修，故乡是萦绕在心、无法摆脱思念的乐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放大观影会，竟是这乐土的根源之一。
支道了的进修时间是半年，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院长，曾经在2003年“非典”中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卢洪洲，作了欢迎致辞。进修的学员来自江苏各地，有十五人之多，年纪、资历、职称，参差不齐。带教的老师叫沈银忠，他一看支道了的简历，说：“你比我年纪还大，资格还老，日常的查房跟带教，就你负责吧。”
9月中旬，支道了进修结束，回到故乡。记忆中的最后一次观影会，是2011年的9月30号，国庆的前一天，看的是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香港翻译为《窃听者》。电影说的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成员卫斯勒，秘密监听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女友西兰的故事。在监听过程中，卫斯勒的心理和日常都发生了变化，开始同情德瑞曼和西兰，暗中对他们施以援手，最后自己被投入了监狱。
依然是老三样，观影、乱谈、饮酒，以至于在现在，支道了都想不起来，那天大家看完电影以后到底说的什么，自己说了什么。隐约记得温嘉仁的一句话，电影看似说的是主人公在监听别人的生活，其实也是自己的一切被生活监听了。
很久以后，支道了看到一份资料，说整部电影纯粹是虚构的，真实情况是，在东德，像卫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斯塔西成员，一个也没有。更有意思的是，电影男主角的原型，在真实的生活中，曾经被他的妻子监视过。
2011年10月，支道了正式接手了全县的艾滋病人的入组、登记、随访、治疗等工作。因为人手紧缺，药物的发放跟每天的随访，原本是三个人的工作，支道了一个人承担了。
艾滋病患者每两个月来医院拿一次药，是为了保证每年有五次随访的机会。随访，就是能见到患者本人，知道患者目前的身体以及其他情况。有没有并发症和其他疾病，有没有按时服药，有没有正常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健康律己的性生活，有没有酗酒、抽烟，等等。一轮下来，刚接手的五十几个病人的基本情况，支道了就都清楚了。但是，名单上的第五号，闻饰非，过了随访时间一周了，一直没来，支道了决定打电话去询问。
“哪位朋友？”
这声音太特殊了，能记一辈子。老年男性的声音里，和着雌性的声音，还略微带着沙哑。如果要用颜色来形容的话，就是一种淡粉红色；如果用食物形容，就是油煎嫩豆腐；如果用一部电影来形容，就是《我们的田野》。
支道了被缉魂了，很久无法开口。
“是哪位朋友打我电话？”
支道了终于还过魂来。
“你是闻饰非吗？我是人民医院感染科的支道了，你该随访拿药啦。”
“哦，是支医生啊，我听汪医生说了。我还在上海呢，回去就去找你。”
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支道了的特殊门诊，设在病区最西头，过去那里就是医院的后墙了，人迹不多。支道了在食堂吃完午饭，就搬个躺椅，在门诊门口小憩。十月的阳光好像秋天奏鸣曲，暖风中有野草莓的味道，支道了在半梦半醒之间，好像回到了故乡曲塘。有一个声音从我们的田野中传来：“支医生，我来啦。”
闻饰非，六十五岁，身材硬朗。乌黑头发往后梳成背头，整齐闪亮，额头宽大夺目；香水味道偏甜，不齁鼻子；脸色偏焦，两颊饱满；眼睑略有，眼神明亮；一口牙齿，白到耀眼；银灰色的中山装、同色的裤子、黑色的皮鞋干净整齐。他硬气板板地站到了支道了的面前，给支道了的第一印象是，他就是《羊城暗哨》里的冯喆。
支道了赶紧回到办公室，相对落座。闻饰非递过一个布袋：“支医生，我们自己厂里的围巾，别嫌差，你一条，夫人一条，孩子一条。”
支道了一眼就看到了布袋上的两个红字——嘉仁。支道了想问的没说，说出口的是：“老闻，为什么一直没来拿药啊？”
“我在上海谈一笔生意，晚了几天。支医生，你平时喝酒吗？如果喝酒的话，我下次来带几瓶给你，我那个女婿是个酒鬼。”
“我不喝酒，谢谢老闻。”
“你抽烟吗？唉，我是戒不了啦。”
支道了注意到，闻饰非的烟瘾很大，拿药的片刻时间里，就抽了两支，且是烟续烟。
“我不抽烟。老闻，你也该少抽烟，容易合并肺部感染。”
做好登记，发完抗病毒药物，互道再见，看着闻饰非硬气板板的背影，支道了心里问自己，能不能说？
仅仅隔了一天，支道了在医院值夜班，接到了电话，这回的声音，像被菜油煎焦的豆腐：“支医生，我发热了。”
刚接手门诊的时候，林大宇就跟支道了商量，开病房吧。支道了说：“才开始接手，一点经验也没有啊。”
林大宇显得很自信：“有治疗指南啊，实在不行，可以随时咨询姚文虎主任啊。临床经验，临床经验，没有临床，哪里来经验呢？”
闻饰非打的来到医院，支道了给他做了胸部CT，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闻饰非，因为艾滋病的并发症，成为小城艾滋病患者中住院治疗的第一人，也是支道了收治的第一个住院病人。
闻饰非的CD4+T淋巴细胞数目在五百以上，所以并发的是细菌感染，而不是真菌感染，治疗并不复杂。在写完主诉、现病史以后，支道了询问过去史、个人史以及家族史，闻饰非诚恳地跟支道了说：
“支医生，就是你不问我，我也愿意对你说说，存了几十年的话了，从来没有人值得我一说。我不记得有父母亲，我从小是孤儿。我是四个姨妈带大的，初中毕业，学了裁缝，想着以后有个手艺在身。老话说的嘛，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啊。从我有性启蒙开始，我就知道我不喜欢女人。长大以后我也猜测，四个姨妈是很大的原因。但是，确定自己喜欢男人，是在做了裁缝以后。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只敢偶尔，岂敢长久？我也娶妻，并未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后来么，逐渐开放，社会开明，风气开通，我遇到机会，办了县里的第一个服装厂，原来叫东塘服装厂，后来规模大了，叫县服装厂。因为工作，经常出差，常遇同好，前后有过十几个，这个病是谁过给我的，我也知道。他，已经死了。”
闻饰非住院的第二天，早晨查房的时候他女儿来了。
女儿叫闻艺欣，第一眼的感觉是惊人的瘦，好像一把可以握在手里！不仅瘦，还白，白到刺眼，重度贫血。她说话好像耳语，叫支医生的时候，支道了感觉一只蚊子从耳边飞过！在病房里，她问支道了，父亲是什么毛病？支道了瞄了一眼闻饰非，按照之前达成的共识告诉她，陈旧性肺结核，并发肺部感染！
支道了离开了病房，继续查房，父女俩讲了很长时间的话。等支道了查房全部结束，重新返回闻饰非的病房时，听到了闻艺欣最后一句话是：“嘉仁到马鞍山出差去了，等他回来，马上来看你。”
支道了第一回看到闻饰非带着恶狠狠的表情说：“不要他来。”
支道了的疑问是，认识温嘉仁好几年了，参加放大观影会也好几年了，见到闻艺欣还是第一次，从世俗的眼光估量，从外貌、文凭、气质、修养来对称，温嘉仁都是远远胜出，为什么会是她呢？
女儿走了，支道了自然问道：“老闻，你太太呢？”
闻饰非一声低叹：“抑郁症，自杀的，死了有五年了。”
支道了回忆，五年前，2006年，不正是自己参加放大观影会的那一年？没听见温嘉仁提到此事，没看见温嘉仁带黑袖套，更没见温嘉仁有过哀伤的表情。
支道了自然接话：“老闻，刚才为什么发火？”
闻饰非说：“不提了。”
闻饰非的病在一天一天好转，但他的表情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两周过去了，闻饰非到了可以出院的日期，女儿每天都来送饭菜，每次都要悄声谈话一个多小时。闻饰非有时欣慰，有时愤怒，有时忧心。但一直没见温嘉仁来医院。支道了暗自庆幸，幸好他没来医院，不然撞见了，会多么尴尬啊。
已经是十一月上旬了，冬天将至未至，气温尴尬，早晚冷，中午热。穿衣也尴尬，少了冷，多了热，穿棉袄的跟穿裙子的走在一条街上。气氛也尴尬，说多了无味，说少了未尽兴。支道了就在这一切都显得尴尬的情形下，跟闻饰非交代出院后的注意事项。闻饰非突然问了一句：
“支医生，我还能活多少年？”
“按时服药，没有并发症，正常寿命，这个你知道啊。”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我通常跟病人讲的三不受：不受凉、不受气、不受累。”
“不受凉可以，不受累也可以，不受气，恐怕难。”
支道了故意追问一声：“老闻，我看你一向是开朗的人，为什么呢？”
闻饰非来到门外，他要点烟，支道了也不阻拦。等过完烟瘾，闻饰非转回头，将要贴着支道了的脸了，烟味直冲支道了的鼻子。他说：“我那个没良心的女婿，要卖我的服装厂。”
女儿闻艺欣远远地走过来，第一次声音超过了步伐：“闻饰非，又抽烟，你不能体谅一下我的苦衷吗？”
支道了面对这个酷似冯喆的男人，生平第一次内源性地生发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冯喆后来是自杀的，支道了体会的这个酷似啊，末路不祥。
因为是第一个收治的住院病人，闻饰非出院以后，支道了每隔几天，总会打个电话，或者短信询问自觉症状。闻饰非不接电话，都是短信回答，简单的几个字：好，还好，还行，谢谢！支道了猜他应该是不方便。支道了记得最后一次短信，嘱咐的是：“记得按时来拿药。”
严冬来了，即使是暖冬，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也像潮水一样涌来医院。支道了因为初学的新鲜和兴奋，连续收治了三个有并发症的艾滋病人。护士们好像有点意见，支道了告诉她们，来了新病人，别说“艾滋病”三个字，就说来了VIP，等于是暗号。问病史，翻指南，询问姚文虎主任，这一通连续的忙碌，把全部的心事都丢到了九霄云外。
大概是12月10号，闻艺欣来了，帮闻饰非拿药，支道了没有特别在意，只是随口问了一句：“老闻在忙什么啊，为什么不自己来呢？”
闻艺欣回了一句“他有事”，就走了。
等闻艺欣走了以后，支道了突然惊觉，怎么是她来拿药？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都知道了闻饰非的真实病情？一种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像反流性食道炎的胆汁，怎么用力都咽不下去。
当天晚上，支道了正在医院值夜班，整理病历，预备写点心得，突然收到了闻饰非的短信：“支医生，你想玩我吗？”
支道了的心思还在病历上，开始并没有理解话的含义，后来仔细一想，胸口胀满，怒气冲顶，严厉地回了一句话：“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们是医患关系，请你放尊重点。”
还不舒服，电话打过去，掐了，短信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
支道了的厌恶感油然而生，拉黑了闻饰非的电话号码。
终于，三个有并发症的病人都出院了。支道了一半得意，一半惶恐。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只有他自己能明白。这一晚休息，支道了想，该看一部电影了。在碟片柜里找，碟片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序的，在A开头的碟片里，看到了《阿甘正传》。刚拿出来，手机响了，居然是久未联系的温嘉仁，带着很大的怒气：“支道了，你老实告诉我，闻饰非到底是什么病？”
“闻饰非”这三个字，没来由地让支道了也愤怒了起来：“温嘉仁，老闻什么病，这是属于他个人的隐私，你可以直接问他，他要愿意说，我才可以告诉你。”
温嘉仁瞬间怒气全消了：“对不起啊，老同学。唉！你不用说，我都懂了。把几十年来所有的事情连起来看，都好解释了。”
支道了心里仍然存有芥蒂，有点懒得说话：“那是你的事情。”
温嘉仁在电话里，骂了一句粗话：“妈的！这样的东西活着，是我们做人的耻辱。”
嗯，阿甘说他妈妈说的，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节假日，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就是一个附带虚名的符号，2012年的元旦亦然。支道了仍然是门诊、夜班、白班来回倒，跟往日无异。到正式上班的4号，接到了汪长荣的电话：“闻饰非，最近去拿药吗？”
“拿啊。”
“他死了。”
“啊？”
“派出所那边报了死亡，我确定过了。”
“什么时候？”
“元旦的晚上。”
“怎么死的？”
“好像是被烧死的。”
“怎么会呢？”
“怎么会？吃饭还会噎死人呢，走路还会跌死人呢，你网上报一下吧。”汪长荣挂了电话。
立刻打闻饰非的手机，无法接通。支道了想了想，再打温嘉仁的手机，也是无法接通。支道了再也忍不住了，打的来到金城嘉仁制衣，果然，靠门的一排平房、以及食堂的那一排平房都不见了，变成灰烬和废墟，散落在地，刺人眼目。高楼也没有灯光和人影，好像被一个巨大的黑洞瞬间吸走了。朝西的大门敞开着，水泥的门框也熏成了灰黑色，像一幅残山剩水的水墨画。
支道了慢慢地走进大门，看着灰烬跟废墟，像醉酒了一样。是的，他醉了，只有醉了，大脑皮层的记忆细胞，才能连接起9月30日那晚：看完《别人的生活》，在醉酒之后，支道了跟温嘉仁一起，来到外面，对着墙角小便。就听有人问起，那声音太特殊了，能记一辈子：
“是谁啊？”
温嘉仁明显是醉了，他朝墙上飙尿，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好像在规划今后的人生，嘴里哼哼哈哈，说的是：“大哥大嫂过年好啊，你是我的爹，我是你的儿……”
【作者简介：老于头，医生、作家，现居江苏金坛。主要著作有《感染科医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