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一天早上，父亲以双份份额喂了鸡，将所有的剩饭用肉汤拌好全部倒进了狗食盆，自己却只认真吃了两颗晕车药，然后就空腹出门了。和每次一样，他还是晕车，还是吐了，然后脸色惨白地出现在我家门前。具体点说，是我租住的地方。
他始终不太习惯使用我给他买的手机，我完全不知道他要来。而此时王媛正蓬头垢面、赤身裸体地从卫生间走了出来，她就这么一丝不挂地和我的父亲见了第一次面，也是唯一一面。我可怜的父亲被眼前的画面吓坏了。母亲过世已经二十来年了，他也不可能有过别的女人，不知道他看到一个陌生年轻女人的裸体有何感想。他做出试图要走的动作，我拦住了他。没错，该走的人只能是王媛。
我没有告诉父亲这个叫王媛的女人不可能嫁给我的原因在于不仅她是有夫之妇，而且即便她和丈夫离婚，我也从未想过要娶她。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我只能选择避重就轻，谈点别的。
我说，张飞(我家的狗名)还好吧?没被人敲了吃了吧?
父亲说他早上喂狗的细节，然后看了眼我混乱的卧室，说，这个女的……
我说，拆迁的事定了吗?
父亲说他也不知道，但村里人都在说。他虽然没法想象村子被拆了后自己该去哪儿，该干什么，但提到传言中的拆迁待遇，他也不禁喜形于色。然后又看了眼刚刚王媛冲出去的门。
父亲显然愿意暂且放下拆迁改变家门命运的未来之事，希望我多说说眼下这个叫王媛的娘儿们的情况，以一个准公公的立场陷入了掂量、审定、判断以至决策。我怀疑他认定了王媛将是他的儿媳。出于顶撞父亲是我自青春期以来即已形成的恶习，最后我烦不胜烦，只好一劳永逸地向他郑重宣告：王媛是一只“鸡”。
什么鸡?父亲一辈子窝在村里，显然对现代汉语缺乏学习。
就是妓女!
我疏忽的一点是，虽然我对父亲古老的价值观和道德感有所认知，但低估了它的力量。父亲满面涨红，愤而起立，然后拂袖而去。也就是说，父亲千里迢迢赶到城里来看儿子，只在后者的家中坐了不足半个小时，水米未进就又返回了。事后我听二婶说，父亲回家后见张飞一顿就吃完了本该它吃一整天的肉汤泡饭，一脚踢去，张飞的惨叫吓了隔壁二婶一大跳。她之前已受到父亲的交代，料想会不会是敲狗的贼进了大伯家的院子，拉着二叔壮着胆子赶了过来。父亲一言不发，也没再做饭。当晚二婶曾送饭过来，次日再来，见一筷子也没见动。也就是说，父亲饿了整整一天。
现在我才知道，父亲那天进城，本有重大事务要跟我商量。那就是，我的二婶，娘家有个侄女，也读了大学，也在城里工作，也三十出头了至今未婚。究其原因，这个姑娘可能是稍微胖了点，二婶说，但胖又怎么能算缺点呢?一个大屁股怎么看都是生儿子的好屁股。此外，二婶娘家有生双胞胎的基因，届时她的侄女给大伯一胎就生两个孙子也未可知。而之所以早年二婶从未向大伯提及这个娘家的侄女，乃是因为侄女早几年也就二十出头，夫婿的选择空间较大，现如今三十多岁了，跟即将四十岁的我倒也合适，更何况我们的村子即将拆迁，按照政策，我们会获得房产和赔款，一扫多年贫寒的境遇。娘家姑娘断无不同意的道理。这很难说不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姻缘，是吧?谁说不是呢。我的父亲满心欢喜。既然儿子自己找对象找了近二十年都一无所获，那么他老人家何不发挥余热，亲自出马，一举解决这个家中的老大难问题呢?
父亲说，你也不想想，你马上就四十岁了，不年轻了，四十岁就是中年人了。
当然，对我的父亲来说，是不是二婶娘家的胖侄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儿子要“有人”。王媛的赤身裸体大概在他的脑子里构成了我“有人”的证据。他并没有愚蠢到相信王媛真的是“鸡”。他只是确实无法和自己的儿子正常交流罢了，为此他很生气，生我的气，生他自己的气，也殃及到了张飞。仅此而已。
我有幸在二婶家看过这个胖姑娘的照片，不过那还是胖姑娘小时候的样子。看来她的胖早已有之：四五岁的模样，肥嘟嘟的脸颊上就有两抹红晕。照片大概是在某年过年期间的饭桌上拍的，整体风格油乎乎的。我觉得倒也喜庆。
那要不要见见?二婶问。
我看了眼坐在一旁面沉似水的父亲，很配合地表示：都行。
不过，后面发生的事情导致我始终没有进行这次相亲活动。这待会儿再说。我倒是想象过我和胖姑娘相亲的场景——
我们当然不会在村里相见，我们会响应这个时代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比如选择一家带有品牌性质的咖啡馆，或者一个有咖啡馆的公园，这是最经典的相亲场所。二十年来，我相过很多亲，介绍人是朋友、同学和同事，这些人怎么忍心看我没有老婆呢?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情感其主要功用就是把你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唯有如此，大家才会放下心来和你交往。我们岂能容忍不一样的人，就好比一个国家无法容忍所谓的叛徒。
于是我们在上述场景中相见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不外乎工作收入、兴趣爱好。当然，对于工作收入这么庸俗赤裸的话题，我们通常要遮遮掩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进入。兴趣爱好很容易体现这一点。我相信我的兴趣爱好如果是休年假的时候去欧洲玩，或者到美国租一辆车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胖姑娘一定会猜出我的经济状况，并由衷地对我产生好感。可惜我连朝鲜都没有去过，我的兴趣爱好就是下班了待在家里煮泡面，偶尔看看电影看看书。而且我买不起书，也讨厌买书，我反感坐拥书城的人，我看的都是免费的电子图书。当然，和王媛一起躺在床上看一部美剧是我爱好中的爱好，基于人道角度，我不可能告知胖姑娘。
总之，我们终于把包含所谓信息量的话谈完了。对我来说，我必须将贫穷和无望毫无保留地袒露给对方，以防对方产生误判。当然，出于礼节，并显示我们的文明程度，我们不会就此起身各自回家。要得体，要显得多少有点教养。我们有必要再熬半个小时，而这半个小时正好是吃一顿饭的时间。就不点菜了，各吃各的比较好。红烧牛肉煲仔饭行吗?或者豆豉排骨煲仔饭?不过最后买单虽说AA制比较与国际接轨，但考虑到中国国情，我觉得还是我买比较好。算一下，两杯咖啡加两份煲仔饭，不超过两百人民币。也不算多吧。两百人民币能让我们那些热衷于给我们介绍对象的亲友对我们的关心得以实现，挺值的。至于这份关心有没有促成什么，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父亲病了，癌症晚期，然后很快就死了。作为儿子，我必须带他检查、治疗，然后侍奉病榻。老实说，我并没有多么惊讶和悲伤。在父亲死之前，我甚至没有想过我即将失去父亲这个最主要的亲人成为一个年近四十的孤儿。疲惫感贯穿始终，然后就是难受。一个人活活被病痛折磨，无药可治，然后无望地死去，这个过程可谓“灾情遍野、震撼人心”。
刚开始，父亲还老调重弹，不断向我重申娶老婆的重要性。病痛和这一未了心愿交替折磨着他。最后他基本上就迷糊了。我只是静静地坐在床侧，与其说我等待他醒来，不如说我等待他死掉。他死掉的时候真的是皮包骨头，我没有把他抬到秤上去称，据我目测，应该不超过七十斤。有一阵子，我真希望我的父亲是一名有宗教信仰的人，那样是不是会好过些?但多么遗憾，和很多人一样，我们户口簿上记录的完全属实，在宗教信仰那一栏，写着“无”。
丧事我没有回乡去办，没有吹鼓手，没有停尸祭奠，甚至也没有烧纸，我只是把父亲送到了火葬场烧掉了事，然后将他的骨灰盒埋在了母亲的坟里。对此二婶替父亲感受到了我的不孝。她似乎生气了，也没再提娘家的胖侄女。我想我保住了自己两百块钱。但转眼而来的拆迁消息，使她不仅旧事重提，而且相当急迫。她的意思是，父亲死得不是时候，拆迁根据人口进行赔偿。为了使我多获得赔偿，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她的胖侄女娶进门，十个月后生了孩子最好，如果真是一对双胞胎，我显然是赚了。
这已经不是两百块钱的事了。我真的被吓坏了。料理好村里的一切事后，我再也没有敢回乡。到现在也没有。我甚至不知道我村里的家，那个曾经由母亲、父亲和年幼的我共同组织的家庭现在是否已荒草萋萋、鼠兔横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婶和村民还在等待拆迁。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在我四十岁到来之后，也就是今年，我终于结婚了。我的妻子正是王媛。我不太好解释这一点。王媛离婚后直接搬到了我的住处，但那只是形同夫妻。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想跟我结婚。我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一年前父亲登门拜访的场景。按照父亲的说法，虽然仅仅是一年前，但我得承认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事情。我想起父亲对王媛的好奇和打探，他以为王媛就是他将来的儿媳。我还想起父亲死后，我将张飞送了人，也不知道它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父亲那一脚。总之，我一下子哭了。似乎我的反射弧慢了几个月，到现在我才为父亲的死流下了一个儿子应有的眼泪。
【作者简介：曹寇，1977年生，南京人，先锋小说家。代表作有《割稻子的人总是弯腰驼背》《能帮我把这袋垃圾带下楼扔了吗》等。著有小说集《喜欢死了》《越来越》《屋顶长的一棵树》，长篇小说《十七年表》，随笔集《生活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