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出国留学前认识了W，他比我大八岁，也在办理留学手续，分手前他抱住我深吻，我们说好到美国再见。从那一刻开始，我一直在等他，等他的吻。
那时我还没有相机，时间没有从绵延的生命中被切割成一百分之一秒的单位，夹到相册里。那些没有被相机拍过的记忆——人脸、人声、语言、地方，熟悉的和不认识的，似曾相识的和梦里的，欣喜若狂或绝望无底的——像时间河流里的一块块石头，被岁月磨成了卵石，上面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青苔，边上沉淀了淤泥砂石。隔着漂动的水草和水波看它们，恍恍惚惚，阳光里一个样子，月光里又是另一个样子……
一九八一年从上海飞去纽约是一种探险——单程票，没有人知道何时或者能否再回家。我会住在学校宿舍，还会有一张学校食堂的卡，至少那一年的吃住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得从上海带齐。我的半个箱子是月经用纸，那是圈成像棍子那么硬的草纸，很占地方。另外半个是肥皂、擦脸油、牙膏、衣服，还有我喜爱的书、多年来收集的毛主席像章。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哥哥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打开一看是一件油亮的毛皮大衣，绸子内衬上缝着精致的标签“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商店”。字的边上刺绣着一只雄壮的老虎，它的脚下踩着一只地球，身旁绣着英文的“Siberian”，十分考究。哥哥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我又要重新理箱子。后来我知道他在我办理护照的大半年里，接了不少画连环画的活，攒下来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件大衣上。四十年过去了，它仍然神奇地松软厚实闪亮，唯有衬里在前几年脱了线，我请裁缝重新缝了以后，它跟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一样。
那天烈日炎炎，为了让家里阴凉一些，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昏暗的光线里，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在机场流露告别的忧伤——我们是一家羞于表达感情的人。我的相册里有一张我站在飞机舷梯上的黑白照片，一手在空中挥舞，另一手拎了一只塑料编织的手提包。此刻望着照片，我清晰记得手提包是淡绿色的，但是那张笑脸背后的思绪万千，我却完全忘记了。
到达的那晚，母亲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在我成长的年代，海外关系会带来政治风险，所以长辈们从没跟我提起过美国的亲戚。那晚，我和母亲去新泽西的亲戚家过夜，才知道奶奶原来有一个住在美国的弟弟。
两天后，母亲把我送到离曼哈顿两个小时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校园。我推开挂着我名字的寝室门，一位中国女同学已经在另一个床铺整理衣服，她转头用香港英语跟我说了她的名字，我也说了连自己都还说不顺口的英文名Joan。这是上外一位老师为我起的，他是个长得很好看的中印混血儿，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给他自己起名为Tall-dark-hsome（高黑帅），倒是给我起了个严肃的名字。他说这是圣女贞德的名字，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孩，发音也跟冲相近，你看上去就是一个Joan。
母亲需要赶火车回华盛顿工作，临走她忧心忡忡地塞给我两百块美金。我送她到汽车站，她一步三回首地上了车，我看着公车远去，心里空荡荡的。走回寝室的路上我留心到沿街的枫树叶红了，在太阳下像一团团火焰，草坪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学生，聊天说笑。我迷茫地在他们身边走过，感觉自己是隐形人、局外人。
报到注册的那几天，宿舍走廊里你来我往的热闹总是到凌晨才消停，整栋楼终于陷入酣睡的时候我却醒了。我还不懂“时差”的概念，只觉得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连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都被颠覆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包括怎样在美国睡觉。我躲在被窝里给W写信，我渴望他。
排队选课的时候，我看见身后站着一个满脸胡茬的人，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中间，显得很老。忘了我们是怎么聊起来的，都说了什么，但我仍能看见他那双深不见底的蓝眼睛，透出愤世嫉俗的天性。我怎么会坐上了他飞驰的摩托车？也忘了。只记得我被风吹得紧闭着眼睛，身子跟着车来回晃动，拐了一个又一个弯，不知道会开多久，会去哪里。
我感到风突然停了，阳光晃进我刚睁开的眼睛，面前恍惚一片缤纷的山峦，犹如梦醒。定睛望去，延绵不断的枫叶像波浪一样闪烁着，从脚下一直延伸到无限。微风吹过，树叶柔和的哗哗声就在山峦回荡起伏，像音乐飘过。我们无言地站着，许久。他带我走去山间一个瀑布，它顺着笔直的崖壁冲到下面巨大的卵石上，再流进一个清澈见底的天然池子。我们在瀑布边坐下，他说，这座富饶的山原来是印第安人住的地方，他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洗澡，十七世纪被到这里的荷兰人杀尽了。我问他山的名字，他说了一个很难记的单词，眼睛看着远处。我本想请他再说一遍，但是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时空。
我们在山顶看日落，万物被一层古铜色的光辉笼罩。一只巨大的红尾鹰在我们前方稳健翱翔，像电影里流畅的慢镜头，它矫健地飞向天空，又凶猛地扑往山谷，唯有自然才能如此完美。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变得非常安宁和满足，自言自语地说，今晚这里能看到整个银河系。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我，转头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他在宿舍附近放我下车，说，你好好照顾自己。眼睛里流露出莫名的忧患。暮色里，他的摩托车消失在拐角处。
晚上，香港女孩跟我借汉英词典，那好像是几天来她第一次跟我说话。我把词典递给她时，她说，一天都没见你，你去了哪里？我告诉她去山上的事以后，她惊讶地喊出来，你疯了啊，他可以是个强奸犯、杀人犯、碎尸犯，美国常有这种变态的人你不知道啊。
我想起摩托车急转弯的时候，我曾经闪过恐惧的念头，但是已经太晚了，我把头紧紧贴在他的身后，不见阎王不掉泪地跟他到了山上。记忆里我们从未互相讲述自己，但一眼就已感应到对方的孤独。我们目光相触的时候，我仿佛在悬崖望到深渊里的自己。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多年后我在机场酒廊的一本旅行杂志上，偶然看到了那座山，它叫Shawangunk，那个难记的名字像一首被遗忘了的歌在我耳边萦绕，时光随歌声倒流到那一天。孤独者你是谁？我幻想他也许是越南战场回来的士兵，或是被时代淘汰了的嬉皮士，有一日曾想去完成学业，回归“正常”，但最终还是继续做了自己。
学校每年上演一个话剧，我到的那年演的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戏剧老师邀请我参加，可是我下课后要听当天课程的录音，重新做笔记，还要在图书馆工作，实在没空排练。他说那就演芥末仙女，不需要每次排练都来。排练开始后，演驴头的同学整天胡搅蛮缠黏着我，令我不知所措。我看见有些演员在排练厅亲热，不知自己不让他碰是不是违反了当地习俗，时刻处于困惑和紧张的状态，后来每次遇见他就浑身起像风疹那样的红块。
我去学校的医务室求诊，那里的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他看了我胳膊上的红疹，问我是否接触了或者吃了奇怪的、陌生的东西。我说，很多东西都很奇怪陌生，我刚从中国到这里。他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你到帘子后面去把衣服脱了，我得检查一下身体其他部位。我为难地问他要脱掉哪些，他说得全脱了。我头脑嗡嗡一片空白，恍惚看到他掀开帘子，领了另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进来，一起看我，我开始发抖……
很久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某名校的运动队医生，长期对女运动员性侵，几十年后终于落入法网。我明白了那天在学校医务室发生的事，是性侵。文化冲击带来最严重的脑震荡，是你失去了固有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不知道何为那个文化的“正常”。
四十年过去了，我打开封存多年的纸箱，寻找当年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当地的报纸，标题是《从女游击队员到芥末仙女，这是陈冲》。“在周三即将开幕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的《仲夏夜之梦》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在雅典魔法森林的仙女中，发现一位电影明星。她的名字在这里不是家喻户晓，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如果二十岁的陈冲如她所愿，你会记住这个名字，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在采访里，我无比自信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对这个采访毫无印象，也完全忘记了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曾说过有当导演的梦想。那个不可磨灭的耻辱像日全食那样遮挡了那段记忆的亮光。写这段文字，是我第一次跟别人提到这件事。医务室的白帘子、日光灯、铺了白纸的蓝床、赤身裸体的我和两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事发时它们似乎只是在我知觉的边缘，模糊、扭曲。此刻从潜意识里重新浮现出来，一切变得刺眼地清晰。
W每周给我写信，每一页纸都是柔情和思念。他画了圆明园的素描，在背后写了他想带我去那里，抱我吻我。一天我接到他从夏威夷寄来的信，说他到了美国本土，接到信的第二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我惊喜到叫出声来。那是冬天，我们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个高坡后面，那里有两个孤零零的秋千。他坐上去，我骑在他的腿上，把我们冻得发紫的嘴唇贴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挤在一个男同学的寝室里过夜。第二天我半梦半醒中感觉到他在吻我，他的手在被窝里抚摸我。窗外晨光熹微，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没有说话，只是饥渴地呼吸对方的气息……然后他就走了，去中部一个城市学习。
感恩节和圣诞节长假，我穿着哥哥给我的貂皮大衣，坐两小时长途汽车到曼哈顿去。总是有许多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他们没有见过二十岁的学生穿这样雍容华贵的衣服，尤其是在公车上。
我每次到曼哈顿，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顿东73街有一栋五层楼的公寓房，我至今记得门牌号是107，在公园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邮编号是10021，那是全美国最昂贵的地区。朋友是一位老医生，虽然学的是西医，开的却是中医诊所。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治疗性无能，病人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看他。诊所在一层楼，医生的私人秘书住在二层，他自己住在三层，四层和五层平时空着。我和母亲到曼哈顿，也住在二层。那里的家具都有些办公室的味道，还堆着各种医疗设备，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税务局来查的时候，可以把整栋楼的一切费用都作为工作开销。
一天，L到医生家里来看我，他是我原来上外的同学，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法律，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恋爱啦？还是失恋啦？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那么的透明，我正着了魔地思念着W。可我跟他一共也没见过几面，互相也没有过任何许诺。我不响，L也没有再问，他说，我带你出去玩玩。
L很小父亲就遗弃了他母亲，去香港发了财。他虽然讨厌父亲，但不得不穿上父亲送给他的开司米大衣。我们俩就这样穿着名贵的大衣，优雅地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倒不是爱虚荣，而是只拥有这两件可以抵御寒冷的衣服。我们从繁华的第五大道，拐进一个小巷子里。L有两个朋友，是一家西餐厅的中国厨师。厨房后门在巷子深处，L的厨师朋友端出两张红色的塑料凳子给我们坐，然后又进去拿来两盘刚出炉的奶油焗龙虾。几年后坐进餐馆里点奶油焗龙虾，却再也没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风里，用手抓着吃那么香了。
吃完龙虾，我们坐地铁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个电影院，那里专放刚刚下档的电影，两块美金看两部。记得我们看了《印第安纳·琼斯》和《焚身》。《印第安纳·琼斯》是一部天马行空、节奏紧凑的历险片，我没有美国人读类似卡通的成长经历，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没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欲与犯罪手牵着手陷入深渊的堕落，对我意味着叛逆和觉醒。第二天我去纽约图书馆寻找关于它的评论，读到那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黑色电影”的传统拍摄的类型片。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电影”鼎盛期的悬疑片，沉溺在亨弗莱·鲍嘉硬汉子忧郁的眼睛里。通过那些电影，我又迷恋上影片原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文字。他的一个理念，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他认为场景和人物胜过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情节就是一个能创造出好的场景及人物的情节。理想的悬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结局仍然觉得值得和满足的电影。
偶尔我会想，我怎么至今没有拍一部曾经让我如此迷恋的“黑色电影”。也许那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征，像一朵飘走的云彩一样不可能再回来。看到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聚会》，影片的叙事风格和气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电影”情结，让我偏爱。
……
（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