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爬上杆顶，瓦房上袅袅炊烟已经散去，这时候，父亲总是装起一袋旱烟，“吧嗒吧嗒”扯上几口，然后取下烟杆，用衣袖擦了擦烟杆嘴，递给我，说：“饿了吧，抽两口吧，抵得上一碗稀饭呢!”“弘扬，吃早饭了”!直到村头传来母亲的呼喊，我和父亲才收了工具，结束早上的活路，回家吃饭。
由于家庭原因，到了读书的年龄，我压根儿就没打算上学堂，整天和“姑娘家是外头人”的大姐二姐一起。于是，我只得和父亲一起上山干活，用旱烟充饥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砍柴割草，常常被镰刀和马儿杆(一种锋利的茅草)把指母削得鲜血直流，这当儿，父亲常常把苦蒿放在嘴里嚼烂敷在伤口上说：“出血了好，有出息，这是止血的良药”。当然也利用空余时间在父亲那里学会并背熟了“三三管九，九九还归八十一”的乘法口诀。父亲说，要学会算账，才不会吃亏。
父亲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堂叔杨昌廷老先生在附近的朝阳山小学教书，每天都会喊：“娃儿，走啊!”父亲就跟着堂叔到学校去，由于没有正规报名入学，父亲就趴在门口或窗口仔细听讲。
八岁那年，祖父去世，祖母改嫁，父亲只得与自己的伯父一起，每天去烟馆，去场子，背烟箱，装烟枪，使得父亲也染上了烟瘾。后来为了戒毒，请人帮自己捆在柱头上熬过了几天几夜。他常告诫我们，鸦片不能碰!那是要倾家荡产，会死人的!
父亲真实的出生时间应该是1934年正月十六。岁月蹉跎，历尽艰辛。父亲逐渐长大，学木匠、学篾匠，以自己的自身勤劳养家糊口。1957年娶了中伙村张家姑娘做了我的母亲。次年遇大旱，颗粒无收，父亲与同村青年响应赴省“大炼钢铁”的号召，在省农经委混到了一份差事。期间，为时任张明省长当通讯员(专职秘书)，每天腰别短枪，驾驶三边摩托，穿行于省城贵阳的大街小巷、机关大院。“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一年，母亲在家哺养大哥，由于劳动力薄弱，挣不到工分，无法度日。外公拍去电报称：“儿饿速回!”父亲哪里听得自己的儿子没得饭吃，当即辞职回乡。他常常对我说：“人啊，一生衣禄是注定的，该你吃尖碗你擀都擀不下来，该你吃平碗，你堆都堆不上去。”父亲的话似乎有着很深的哲理，教育我们，怀揣一颗平常心，不争名不争利，踏踏实实做好人。
读初中那些年，父亲常常被二哥和我的上学费用绞尽脑汁。每到开学季，父亲总是到邻里亲戚处帮人家编几个背兜，说一大堆好话，要不尽的人情，借得一些钱米，我才能背上那只蛇皮口袋翻过大丫口走进校园。
读初一时我生病厉害，父亲把我背回了家，对我说：“儿啊，天下只有挑箩兜卖米，没得哪凯挑箩兜卖书，我们不去读书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他转身抹了一把泪。听说乡医院有一种治疗痢疾的药品，父亲立即从村里出发到煎茶卫生院，往返八十多里的山路，父亲硬是两个小时跑了个来回。
读初三那年，老家有人带信来，说父亲顶着烈日下地劳动中暑了。那一次，我背起蛇皮口袋回家了，再也没有返回校园，因为我信奉父亲那句话：“天下只有挑箩兜卖米，没得哪凯挑箩兜卖书”。
后来，大哥二哥都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父亲一直和我一起生活。那些年，每到秋收的季节，父亲和我总是把黄澄澄的稻谷晒干簸净，挑到村里的粮站交售公粮，父亲说：“这个是皇粮国税，可不能马虎，我们自家人也有几个在吃皇粮呢。再后来，我代课教师得到了转正，工作单位从村里到了乡里，父亲随我到了乡里的街上，然后我去参加脱贫攻坚，父亲就被二哥接到修文扎佐。
二零一八年十月初，我到苏州木渎镇考察学习，刚好是最后一天接到二哥的电话，问我哪天回来，说父亲生病有点老火。我坐飞机当天赶回了贵阳，那天晚上，父亲看到我很是高兴，还喝了一小点酒。当晚我挨着他睡，患了膈肌痉挛病症的父亲总是打着嗝，小便失禁，大脑眩晕，专门起来走动，最后晕倒在厨房里。十月十九日，85岁高龄的父亲因医治无效去世，我们把父亲和他那些长满胡须的故事运回了老家，安顿在老家对面的土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