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的同事学中文，跟我说中文的动词太复杂，太难记，不像英文一个“PLAY”能做很多事儿。我立刻反驳他：“谁说中文没有这样的万能词呀!中文里一个“搞”字儿，能顶半边天。”
搞工作，搞对象，搞钱，搞文学，搞人际关系，搞吃的，搞喝的……生活万象，无所不搞。只要你想搞，没有不可以用“搞”字解决的，连找茬儿也可以说“搞事儿”。
不理他信不信，我先把“搞”字的写法和读音教会了他。让他大胆用，大胆“搞”，凡是不会的动词就拿这个字来应付。果不其然，凭着一个“搞”字，他的中文沟通能力一下子顺了很多。
在办公室，他想让同事帮他做资料：“请帮我搞一下这个。”同事做好资料交给他时，他还不忘一句“谢谢!搞得不错!”加班太晚，他说：“饿了，我去搞吃的。”到了面馆，仍然一个字：“帮我搞一碗拉面。”
有一天，他在电话里，不知道跟谁发火：“你再这样，小心我搞死你……”嚯!活脱脱一个黑道老大的口吻!周围的人都忍俊不禁，朝他竖起大拇指。
比起其它汉字，“搞”字很年轻，若问它多年轻，或许很多人答不出，但是若说起“搞”字最早出现在《金瓶梅》里，恐怕许多人会拍大腿，直呼“原来如此”。《金瓶梅》第五十回里有这样几句：玳安叫掌起灯来，骂道：“贼野蛮流民，他倒问我是哪里人!刚才把毛搞净了他的才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门里去，交他且试试新夹棍着!”目前能查得到的文献记载，此处算是“搞”字第一次露面，至于此字何时创造的，我也想知道，只是无证可考。
虽然“搞”字年轻，但它不普通。它由部首“高”和“手”组成，可谓是表达“高手”。
既然是表达上的高手，自然是“高人”喜欢用。文学大家，国家领导，无不对“搞”字喜爱有加。
1979年，广东省委书记提议在广东搞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如此指示的：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就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现在“搞”得还很成功。领导人这一个“搞”字，可谓用心良苦，说借钱，说赚钱，说集资，都不能准确表达大胆改革的意图。搞钱嘛，就有很多文章可做了，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搞到资金就行。当然，得用合法手段，乱搞不行。
2021年9月10日上午，国家领导人在电话里对美国总统拜登说：“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此时，还真难找出一个比“搞”字更合适的词，我一直在想，不知道翻译成英文时用哪一个词，日子如此艰难，我还操着这个心，也算是瞎搞。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对“搞”字大加赞赏：“‘搞’字是一个极有用的字，有点像英文的do，现在我们张嘴就搞这个，搞那个。”很多只可意会却无法言说的意思，非“搞”字不能表达。比如“搞关系”，怎么搞?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不用“搞”字，恐怕得用很多词才能说清楚。老舍先生对“搞”字的艺术效果做过分析，他写一个长辈拍着一个有出息的晚辈的肩膀说：小伙子搞得不错呀!老舍先生说这里若改用“做”，“干”，都不如“搞”字恰当亲切。人家可是文学大家，对“搞”字仍然如此爱不释手，“搞”字的艺术魅力可见一斑。
最近重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部书里至少有两百多个“搞”字，这倒不是说路遥同志有多能搞，而是“搞”实在是太精彩。
有人说“搞”字俗气，不上台面。那是他没搞懂“搞”字的巧妙之所在。比起其它动词，“搞”字十分鲜活，十分形象，十分生动。
广东人喜欢“搞”，做好了不说做好了，说“搞掂”;搞事儿说“搞搞震”，或者说“搞嘢”。遇到无法接受的事儿，经常劈头指责对方：“你有冇搞错!”其实并不是真正问对方是否搞错了，而是斥责对方不应该如此做。
最喜欢“搞”的，应该是湖南人。一个老友是湖南人，每次打电话来，说完正事儿，结尾一定是“改天搞两杯”。每年秋天，也一定会来一个电话：“晚上搞一杯吧!我从老家搞了一些桔子，你们每人搞一箱去。”这两年受疫情影响，他的工厂生意不好，每次打电话来，都是湖南范儿的诉苦：“哎呀!这两年搞不到单子，工厂搞得冷冷清清，真是搞死人了!真难搞!真难搞!”我则用河南腔回他：“都是被疫情弄的，我的工厂也是弄不到钱，这生意真不知道咋弄了。晚上我弄两瓶伏特加，你把老李弄过来。”这老友脑袋瓜聪明，搞业务是一个好手，但是家庭关系搞得不好，后来搞僵了，离了，孩子也说他乱搞，不愿意亲近他。每次说起，他总是摇头叹息：“难搞!难搞!
有本事的人大搞，没本事的人小搞，不管怎么搞，把工作搞好，家庭搞好，都是会搞的人。但是，凡事都要搞一个底线，不然就是乱搞，很容易搞砸。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只要肯搞，没有“搞”不定的事儿。
